【东北高跷（秧歌）浅探】 东北高跷秧歌曲大全

　　高跷(秧歌)归属于汉族民间舞蹈，流行于全国各地，有的地区也称“高跷秧歌”。它的基本表演形式，是舞者扮成各种人物，手持符合人物性格的各种道具，双足踩着木跷(带有脚踏装置的木棍，高者三、四尺，矮者尺余)而舞。表演形式有集体舞蹈的“大场”和几个人对舞的“小场”。高跷(秧歌)流传历史悠久，在《列子・说符》中已有记载。光阴荏苒、斗转星移，但多少年来，这种深为广大劳动人民喜爱的民族艺术就像生命力极强的山花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正如一位农民作者在诗中写道的：“地上的流水天上的云，大秧歌扭出了关东的魂，旱涝饿不死的苣荬菜，黑土地扎下了它的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群众文化活动的日益增多和阵地的不断扩大，高跷(秧歌)的参与者和爱好者也与日俱增。尤其是那些身受其益的中老年人，更将其视为杯中的美酒、饭后的香茗和消愁解闷、舒筋活血的灵丹妙药。而今，它不但成为重大节庆活动的“主打项目”和文化广场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之一，而且实践证明，它对于活跃广大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传递信息、交流情感，增进团结友谊和促进公民道德建设等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追溯高跷(秧歌)的历史渊源，加强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使其在弘扬、继承、创新、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为现时服务，为推动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是非常必要的。
　　
　　东北高跷(秧歌)的孕育及其沿革
　　
　　高跷的母体是秧歌，而秧歌又从属于汉族民间舞蹈。因而独立研究高跷而不言秧歌，就如同研究秧歌而不涉猎汉族民间舞蹈一样，是很不客观，也不科学的。准确地说，研究汉族民间舞蹈和秧歌、高跷也就在其中了。作者根据已掌握的资料，仅就东北高跷(秧歌)的孕育及其沿革加以简要的论述。
　　东北高跷(秧歌)这枝瑰丽的民间艺术之花，植根于东北大地的黑色沃土，是东北地理、历史、文化、风情的必然产物：其艺术特征，直接受关东人民审美习惯的影响。因此，要了解东北高跷(秧歌)，有必要先勾画几笔东北地区文明史及东北人民美学观。
　　东北历史悠久，据沈阳新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有压印纹陶器、细石器等文化遗物，证明距今约六、七千年已有人类文明存在于东北大地。这个遗址还发掘出青铜器时代的鼎、鬲等文化遗物，充分显示了东北原始文化之丰富和发达。据辽宁西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有密集村落、女神庙及祭坛，有象征族徽的精美盘龙玉饰，证明距今五千年前，东北大地已有宗教信仰和集体祭祀活动。
　　辽阳出土东汉墓壁画《凤凰阁下百戏图》。图中百戏艺人载歌载舞，纷呈绝技。表演有：歌舞、旋盘、舞轮、跳丸、倒立、走兽、反弓等节目。反映了一千七百年前，辽东半岛歌舞、杂技的演出活动。
　　东北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都有汉、满、蒙古、回、朝等民族：辽宁、吉林还有锡伯族：黑龙江又有达翰尔、鄂伦春、赫哲、柯尔孜、鄂温克等民族。以东北的汉族民歌、舞蹈为主，融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民间歌舞，后又吸收满族的莽式舞蹈、单鼓演唱等内容，发展而成东北大秧歌。(高跷即在其中)
　　清代，东北是兴隆之地。经济繁荣发展，社会相对安宁康泰，朝廷为了宣扬盛事，安抚人民，极力提倡宗教，普建庙宇。清初，东北各地庙会风行，闹大秧歌亦随之盛行。逢年过节，喜庆丰收，祭祀神灵，民间都闹大秧歌扭舞欢乐。清初《柳边纪略》有《上元曲》一诗：“夜半村姑著绮罗，嘈嘈社鼓唱秧歌。汉家装束边关少，几队口儿簇拥过。”反映了当时农村闹秧歌的盛况。据《柳边纪略》又载：“上元夜，好事者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女人(妇女)：又三、四人扮参军，各持尺许两圆木，嘎击相对舞，而饰扮一持伞灯卖膏药者前导。傍以锣鼓和之。舞毕乃歌，歌毕更舞，达旦乃已”。文中说到的“参军”即“丑角”a此时，秧歌不但扮旦扮丑，手持圆木，且载歌载舞，有锣有鼓伴奏。应该说，此时的东北大秧歌业已发展成熟。
　　
　　东北秧歌是东北高跷(秧歌)的母体
　　
　　东北秧歌是东北高跷(秧歌)的母体。当东北秧歌成熟之时，高跷(秧歌)便孕育其中。(后来逐渐分离独立)东北高跷(秧歌)的特征是：扭(舞蹈)、唱(小帽)、逗(滑稽)、耍(杂技)、扮(扮相)。东北高跷(秧歌)亦是扮旦扮丑，手持彩棒，载歌载舞、锣鼓伴奏。秧歌模仿戏曲，渐有彩扮各种戏曲角色。如：扮《许仙借伞》人物，两旦扮青蛇、白蛇，身背双剑：扮丑扮仙，手拿扇子。扮《铁弓缘》人物，一彩旦扮老太婆，双手舞棒槌：后衬一男一女。扮《西游记》人物，有唐僧骑马，沙僧挑担，孙悟空舞棒，猪八戒背媳妇以及扮演八仙等等。除了这些固定角色外，秧歌队其他成员都是一个包头的和一个耍丑的组成“一幅架”，一对一对往下排，这些形式和手段均被高跷(秧歌)所运用。
　　秧歌在庙宇、广场及村头、院落载歌载舞，走出各种场花，这与高跷(秧歌)均无不同之处。各村秧歌队每年都要聚集，进行秧歌赛会，历史上称为社火。对这种大型的盛会，简单的表演形式及内容已不适应。各秧歌队不但加强了群歌群舞的花样，还使大秧歌发展成形式多样，又有“跑旱船”、“大头人”、“跑驴”、“竹马”、“耍狮子”、“耍龙灯”、“推车儿”、“老汉背少妻”等。如“推车儿”，包头的在彩车内，扮坐车状。前有一人扮小伙拉车，后有一人扮老汉推车。小车出场，三人前走后退，随着锣鼓点越扭越快。突然小车停住，小伙子与老汉急找原因，里外查看车轱辘，用手往外掏泥。二人又把车子抬起，摇摇晃晃，老汉一使劲，把小车推走了，小伙摔个前趴虎。小伙爬起来，把小车往后一推，老汉摔个仰巴跤。小伙、老汉争吵，小车突然跑了，二人追去。这里突出了情节表演。又如《老汉背少妻》：一人扮小媳妇，舞手绢儿：一人扮老汉，拿拐棍儿。老汉先下场，喊：“快来呀，老婆子，跟我走啊!”小媳妇应声下场，二人扭逗。具备了滑稽性、说唱性、戏剧性、秧歌性的基本属性，具有歌唱、扮演、说口、使相、舞蹈，杂技的基本表现功能。但万变不离其中，时至今日，东北高跷(秧歌)仍然保留着东北大秧歌中的舞蹈，杂技、腕子、步法、肩动、腰功等动势，特别是手持捧、扇、手绢等亦都是东北大秧歌中的典型道具。
　　
　　探索当代东北高跷(秧歌)的改革与创新
　　
　　客观地说，任何一种艺术表演形式，即那些体现自身特色的，严格规范化、程式化的表演形式，不变是相对的，而变化是绝对的。高跷(秧歌)亦不例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也日益增长。于是广场文化活动作为群众性娱乐活动便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由于广场建设是塑造城乡文明的重要载体，现代城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年的努力实践，辽宁文化广场建设及广场文化活动已经初见规模。截至2004年为止，已有市属文化广场30余个，实现了市市有文化广场的目标：县区有文化广场200余个，部分乡镇、村也建起了文化广场。仅县以上文化广场年组织文化活动就达到了6000余场。参与人员及观众3000余万人。有的地区还提出了“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目标，并以市为中心，向周边街道，乡镇辐射延伸。笔者要说明的是，实践证明，高跷(秧歌)竟成为文化广场活动中的基本形式，基本队伍，基本内容。它之所以能吸引众多的参与者和观赏者且久演不衰，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和这种形式本身的魅力外，不能不说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不断改革创新适应了当代人新的审美需求是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某市组织编排的大型广场高跷(秧歌)《金蛇狂舞》，在原汁原味的传统高跷(秧歌)的基础上取精用弘，集传统、现代、程式、新编、民间、舞台艺术于一身，扭出了特色、亮出了绝活：变化莫测的彩扇，一会儿像充满生机的绿野：一会儿似金光闪烁的麦浪；翻然舞动的花束，时而犹凌空飞溅的钢花，时而如斑斓绚丽的彩虹：信手抛旋的手帕，忽而像燃烧的火团儿，忽而似瓢洒的花瓣儿。扭花旋转、翻身抖腕，急如龙腾虎跃、出棱见角，缓如行云流水，轻盈飘逸：马步嗒嗒、串铃脆响，迈开了新时代的脚步，开启了新世纪的畅想。鼓乐咚咚，翻展腾挪，真是火辣辣的娘们热情的汉，扭出了关东人的习俗民情，抖出了关东汉的神气威风，粗犷豪放、独树一帜。它除了借鉴改造满族舞中的“太平步”等程式化表演外，又变以往的锣鼓唢呐伴奏为交响乐伴奏，史无前例、堪称一绝……
　　关于秧歌的创新，李彩霞在她撰写的《秧歌扭出了新花样》一文中认为：“高跷(秧歌)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模式太老太旧已滞后于时代的发展。”要想适应现代人新的审美需求，必须在舞蹈形式、动作编排、服装道具上进行大胆的改进，使新的高跷(秧歌)更加突出音乐美、动作美、时尚美，更具有普及性和艺术欣赏性。
　　
　　责任编辑　晓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