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不断的中苏友谊：回忆我的诸位恩师】 中苏友谊

　　1994年10月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讲学，当人们看到我“呼风唤雨”般的指挥录像时不禁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香港?台湾?”我自豪地回答：“北京”。对方又问：“你在哪里学的指挥?”我骄傲地回答：“苏联。”的确，回顾我作为中国第一个歌剧交响乐女指挥的成长之路，我难忘中苏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
　　
　　合唱指挥杜马舍夫――我的启蒙老师
　　
　　1954年，苏联合唱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受苏联文化部派遣，到中国来辅导中央歌舞团准备参加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的合唱节目。来到中国后，他发现中国的音乐学院还没有设合唱指挥专业，当时只有30多岁的杜马舍夫认为自己还有足够的精力来为中国朋友多干些事，于是建议中国文化部再开办一个合唱指挥班，由他来帮助我们培养合唱指挥人才。
　　1955年2月，全国各地的音乐团体听到这个好消息都争相报名，一下子就保送来20多名具有相当经验但并未经过正规培训的青年指挥。杜马舍夫对中央音乐学院送来的学生不满意，没有与校方打招呼，就径直来到当时还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要亲自挑选指挥苗子，我作为作曲系的“三好学生”，被校方人事科匆匆送到了杜马舍夫面前，由于我的听觉比较灵敏，有一定的钢琴水平，还有在文工团里指挥时练出的胆量，马上就被他录取了。
　　杜马舍夫主持的是新中国第一个专业合唱指挥班，我是班里惟一的女生，就这样，我就成了新中国第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女性合唱指挥。
　　这位来自苏联的专家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指挥课程安排得十分全面、系统，教学方法也很严谨、规范、实用，不仅给学生们讲授视唱练耳、总谱读法、合唱学、指挥法的基本知识，甚至还教给大家应如何组织一个合唱团，如何策划一场音乐会，以及如何安排一套以中国作品为主，也包含苏联和西欧作品的节目单等。当专家发现我有较好的读谱能力和听力时，他还将指挥班的视唱练耳课交由我来讲。
　　杜马舍夫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向大家灌输“合唱是群众性艺术”和“音乐应为社会服务”的基本观念。他经常鼓励大家走向社会，去发展广泛的群众性合唱活动。在他身体力行的倡导推动下，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班里的每一个学生都下到基层，组织了一个个战士的、工人的、农民的、教师的、学生的、科学家的、少年儿童的合唱团。北京北海“少年之家”的童声“友谊合唱团”和北京女大学生合唱团，就是我的处女团。由他的学生组成的这些合唱团，对于北京群众性的合唱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度过的四个春秋，使杜马舍夫与中国人民、中国同行、特别是他的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回国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写道：“我和学员们建立了良好的、真诚的、同志般的友谊和相互尊重的关系”。他把自己的热情、心血和智慧留在了中国。由杜马舍夫指导的中国合唱团在1955年华沙国际合唱节比赛和1957年莫斯科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上均荣获金牌。他为一批后来在中国乐坛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指挥家提高了音乐素质和指挥技能，其中有司徒汉、秋里、施明新、聂中明、方韧、郑裕锋、张明权、曾理中、许直等。我在这个仅有一年半的指挥班里，获得了对于指挥事业的正确认识，学到了指挥的基本方法，为我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正确而牢固的基础。1955年10月《人民音乐》登载了我的一篇学习总结――《我是这样向苏联专家学习合唱指挥的》。就在这一年的11月6日我的女儿诞生了，为了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前夕的这个日子，和我孕育她的不轻松的过程，我给女儿取名为郑苏。
　　1956年夏天我从指挥班毕业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刚刚建起的指挥系，在继续向苏联专家巴拉晓夫学习指挥的同时，开始兼任指挥系的主课教师和苏联指挥专家班学员们的视唱练耳课教师，并在系主任黄飞立的率领下，参与了中国第一个高等音乐学府指挥系初创时期的所有工作。
　　直到1991年，杜马舍夫的老学生们才能联名邀请他来北京参加中国第三届合唱节，72岁高龄的杜马舍夫激动得难以入眠。时隔35年，他渴望早日见到这群学生，也盼望一睹改革开放后的新北京。几经波折，杜马舍夫终于在9月19日合唱节开幕的当天抵达北京。当我和秋里、聂中明、司徒汉等一起到机场迎接时，我们一眼便认出了已是满头白发的老师，杜马舍夫也逐一认出了人到中年的学生们，并且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我激动地说，“为了再见到您，我们等候太久了!”老人引用了俄罗斯的谚语回答说：“晚一些总比没有强。世上哪有比再次相逢更大的快乐!”当他了解到他教的学生们有的已是享誉国际的指挥家、有的已成中国音乐界的社会活动家，有的从事教学、有的领导专业团体，他们都已培养出一批批的杰出指挥人才，为开展专业及业余群众合唱活动做出了贡献时，老人欣慰地笑了。
　　杜马舍夫作为组委会邀请的荣誉嘉宾和评委会的音乐顾问出席了合唱节。闭幕式上，演出了10个合唱节目，不但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合唱团参加，老科技工作者、飞行员、战士、警察和服务员也登台表演，演出的曲目既有根据民歌创作的合唱歌曲，还有许多中外名曲。杜马舍夫为他在1950年代提倡推动的群众性歌咏运动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看到了一个个年轻的“杜派”指挥而无比高兴。
　　杜马舍夫回到莫斯科后，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介绍中国合唱节的文章，盛赞合唱节组织得井然有序，抒发了他所感受到的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提出“中国的群众性业余合唱已到如此高的水平，促使专业合唱团体不得不加快前进的步伐，以创造更多更好的音乐。”
　　
　　安诺索夫教授――我的交响乐指挥导师
　　
　　196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经历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中央音乐学院的赵讽院长派我作为进修教师到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歌剧一交响乐指挥。
　　我在荣获列宁勋章、以柴可夫斯基命名的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先后师从俄罗斯功勋艺术家、著名教授尼・阿诺索夫和他的儿子――世界著名指挥家格・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专业的研究生课程。
　　指挥专业的学习贵在获得导师指导下在乐队中指挥实习的机会。而当时中苏分歧已公开化，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已得不到中苏友好时期那样来自官方安排的艺术实践机会了。所幸阿诺索夫教授非常爱才，对他曾经教过的中国学生李德伦、严良垄等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对我更加关心。1961年10月1日，我在阿诺索夫教授的安排下，在克里姆林宫剧院指挥莫斯科“老音乐家爱乐乐团”排练了一整天。当晚就举行了我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在音乐会的请柬上写着：“这场音乐会是为纪念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周年而举办的”。在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我想这些老音乐家肯定都是冲着安诺索夫的面子和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志愿前来的。老师明白在这种时候初次上台的我难免兴奋、紧张，在音乐会开场前，这位绅士风度十足，平日不苟言笑的老教授竟从家里为我带来了热咖啡 和点心。当我双手从老师手里接过那杯温热的咖啡和师母亲手做的点心时，一股暖流涌上心来，我从老师的眼神里感到了他饱含着的诚挚关怀、期望和信任。
　　这是我独立执棒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在音乐会的上半场，我全部安排了中国管弦乐作品，包含朱践耳的《节日序曲》、马思聪的《思乡曲》与《塞外舞曲》、刘铁山、茅源的《瑶族舞曲》和施咏康的《黄鹤的故事》等。下半场则由导师安诺索夫邀请了当代最著名的小提琴家大卫・奥依斯特拉赫的儿子一国际比赛获奖者伊戈尔-奥依斯特拉赫来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小奥平易近人，耐心地为初出茅庐的我提示合作要点，使得我能够与他很默契地合作了我的第一部协奏曲；最后一曲是由年轻的哈恰图良歌颂中苏人民友谊、以两国民歌为音乐素材所谱写的《友谊序曲》。那天，优美欢快的中国旋律在大厅中回荡，我沉浸在回报祖国和老师的喜悦和幸福之中。《苏联妇女》杂志以《中国第一个女指挥》为题，用对开的篇幅，图文并茂地报道了我在克里姆林宫剧院首次指挥成功。第二天，安诺索夫还在有多国留学生的指挥课堂上当众表扬了我，使我受到了更大的鼓舞。
　　此后，老师还坚持不断地为我创造实习机会，让苏联人民更多地认识中国。比如他安排我在音乐学院小厅和莫斯科郊区的高尔基文化宫里指挥音乐学院歌剧馆乐队与莫斯科市交响乐团，演奏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七交响曲》和莫扎特、哈恰图良的小提琴协奏曲。1962年秋他曾再次到中国履行文化交流，回来后，我看见他在与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排练的间隙，兴致勃勃地向演奏员们展示周恩来总理和陈毅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他的珍贵合影，并在指导我指挥实习时，特意邀请莫斯科电台来采访我，他还特意介绍说我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中国少年乐队的首任指挥，却没有向他提起过(在中国期间，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听到了附中的“红领巾”乐队的演奏)。当他带我去见苏联第一位女指挥、也是他的学生杜达洛娃时，杜达洛娃笑着说：“怎么?你不是说再也不收女学生了吗?”他却认真回答道：“这回可不一样，她是中国选派来的有罕见才华的指挥啊!”他为我所做的这一切，使我深深感动。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就在那年冬天，老师因心脏病突发而溘然长逝，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举行的庄严肃穆的追悼会上，我在悲伤的音乐声中，代表他所有的中国学生，向安放在高台鲜花丛中的老师遗体，深深地三鞠躬。后来，接任父亲教学工作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教授还安排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指挥全苏广播交响乐团演奏了应届毕业生的作品。
　　导师生前曾经给我写下这样的评语：“郑小瑛具有非常清晰的音乐思维天性和富于激情的严谨，……她令人信服的对音乐的理解力和音乐感觉，是她能影响演奏员和听众、从而取得成功的保证。她独特的指挥艺术，使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她从事指挥的光辉前景和她对祖国交响艺术事业的发展中将起的作用”。我将这些话深深地铭刻在心底，在我看来，这是导师对我的褒奖，更是他对我的期望和鞭策。
　　回顾我在莫斯科求学期间，最大的收获来自老师的鼓励和培养，当然，也有很多十分难得的音乐训练和熏陶。几乎每天我都可以在音乐大厅听到各个优秀交响乐团的排练，几乎每一个晚上，我都在音乐厅或歌剧院里享受着世界和苏联艺术大师们的卓越成就。我可以带着总谱去观摩著名指挥家的排练和演出，也可以在列宁图书馆里阅读俄文、英文有关指挥的所有参考书，每个星期天我几乎都泡在俄罗斯庞大多彩的博物馆和画廊里，徜佯在那些动人的雕塑和油画奏响的交响乐里，甚至还进入沙皇看歌剧的包厢里欣赏过世界顶级艺术家的表演。
　　
　　巴因大师――我的歌剧指挥老师
　　
　　杜马舍夫老师得知我来到莫斯科，他希望我在歌剧指挥方面能有更多的收获，因为他知道产生于西方的歌剧对中国来说还处于启蒙阶段，这个事业在中国还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因而，他请老朋友――在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命名的莫斯科音乐剧院交响乐队里任中提琴演奏员的茹法帮忙，为我介绍了一位曾在罗马尼亚歌剧院执棒30多年，当时在该剧院任职的资深老指挥伊・巴因来指导我学习歌剧指挥。在那以后，每逢剧院的休息日，便成为巴因大师给我义务讲学的上课日。每逢那天，在寂静的剧院里，总有一间琴房里陆续传出意大利的《茶花女》、《弄臣》、《托斯卡》、《波希米亚人》和俄罗斯的《奥涅金》、《阿列科》等歌剧的音乐。
　　1950年代初，这家剧院曾到中国访问演出，受到过中国文艺工作者热情的接待，即使是在中苏关系发生了戏剧性转变的特殊时代，剧院的同志们还是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大家对我特别友好，还给我办理了可以自由出入音乐剧院观摩排练和演出的通行证。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每个晚上，只要音乐剧院有演出，我总是在楼上过道里或乐池边的一角，借着昏暗的灯光，一边观摩一边把心得记录下来。
　　1962年初的一天，巴因老师带着神秘的微笑问我：“郑，你愿意在剧院里指挥一场歌剧《托斯卡》吗?”“什么?我?在剧院里指挥歌剧?”我瞪大双眼望着老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在苏联，学指挥的学生一般只能在音乐学院的歌剧馆里实习，没有资格去歌剧院指挥歌剧公演，特别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一名中国留学生更不敢奢望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指挥歌剧演出不仅要做到带领乐队和演员配合，还涉及到对导演的总体设计、舞台调度、灯光舞美方方面面的合作和理解，年轻指挥的失误往往会影响整个剧院的声誉。《托斯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创作的一部具有批判色彩、戏剧性很强的歌剧，它讲述的是意大利共和国革命失败后，罗马警察总监迫害一位画家和他心爱的歌唱家托斯卡的悲剧故事。普契尼的总谱十分复杂，音乐变化非常丰富，声乐与器乐的层次繁多，作曲家为剧中男女主角设计了大段的咏叙调、二重唱、三重唱，还有幕后的合唱背景与台上的戏剧性重唱的前后呼应，是一部指挥难度很高的歌剧。我心里明白，一定是由于巴因教授的力荐，加上剧院同事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才能使我获得了这样一次珍贵的机会。
　　我十分珍视这次不同寻常的实习演出，我懂得，只有准确地理解、把握全剧，才能用鲜明、肯定的手法去进行指挥。于是我开始了认真细致的案头准备工作首先当然要精读总谱，可是我只买到一份钢琴谱，而剧院当时惟一的一份《托斯卡》总谱从不外借，于是巴因老师就在他的一次演出后，悄悄地将总谱递给了我，而我就用了两天时间，把总谱上的管弦乐配器、速度变化和老师所作的特殊表情等密密麻麻的各种记号，都标在了自己的钢琴谱上。在巴因老师的指导下，我逐场、逐段、逐句地分析了歌剧的音乐结构，又认真阅读了与这部歌剧有关的资料，加深了对作曲家意图的认识和理解。那时还没有录音机，我只有认真观摩聆听老师每个月指挥一两场的“托斯卡”，牢记他的每一个手势，无声的乐谱在我头脑里逐渐化成了丰富的音 响。
　　1962年4月，剧院给我安排了一次全体演员、合唱和乐队不带灯光和服装的剧场连排。我心里明白，这是对我的一场考试，但也是我在剧院领导面前亮相的好机会。这天，我满怀信心地登上了乐池里的指挥台，面对完全陌生的演员和演奏家，一鼓作气，一次都没中断地指挥了这部艰深复杂的大歌剧，得到了乐队、演员和剧院同行的一致赞扬。于是，我终于得到了代替巴因大师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一场歌剧《托斯卡》的机会，只是这个日子因为种种原因直到半年后才姗姗来到，而且在演出前只有一次与另一组演员们合作的钢琴作业，而与乐队的合作只有“台上见”了。
　　1962年10月2日正式公演这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巴因老师特地要求剧院制作了印有“指挥郑小瑛”名字的新海报，我的化装间里摆满了苏联朋友们送给我的、当时价格不菲的、开放在莫斯科冬季的玫瑰花，寄托着对我友好的祝福和期待。
　　演出开始前，当剧院经理宣布今晚的指挥是来自中国的女研究生郑小瑛时，场内顿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那个中苏关系十分特殊的年代，好像突然给了苏联人民一个对中国表达友好感情的窗口。我在掌声和追光中轻捷地登上了乐池指挥台，面对着演奏员全神贯注的目光和准备出场的歌唱家，心里多少有些紧张。而当我看到站在台侧为我打气的巴因老师那一双充满信任、鼓励和期待的眼睛时，便立刻镇定下来。大幕拉开了，音乐从我的指挥棒下流淌出来，我就这样一步步地走进了歌剧《托斯卡》的情境之中，千余名观众的情绪也随之而升华。我的成功使得灯光师也打破了原来只在最后一幕开场前为指挥给追光接受观众致意的常规，在我每幕上场都受到观众热烈的掌声欢迎时，多次启动聚光灯，给乐池里的我阵阵明亮的追光。我知道这一切并不是给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的，而更多是表达了一种被压抑着的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毫无疑问，这一切，给了我这个远离祖国的异乡人莫大的鼓励。
　　演出结束，我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舞台，先向与我默契配合的乐队和演员们鞠躬，感谢他们真诚的支持，然后再转过身来，将站在舞台侧面为我鼓掌的导师请上了舞台，向他深深鞠躬，并把满怀感激之情的鲜花恭恭敬敬地转献给了亲爱的老师，激动的观众也向他欢呼，表示敬意。最后，我向台下长时间鼓掌的观众鞠躬、挥手致意，表示感谢。当我在多次谢幕后走回后台时，巴因老师迟疑谨慎地问我“郑，我可以吻你一下吗?”我使劲地点了点头，非常尊重中国人习俗的巴因老人慈父般地吻了吻我的前额，我禁不住流下了欣喜激动的泪水……。
　　33岁的我在苏联指挥公演《托斯卡》获得成功，使我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
　　巴因老师对当时驻苏的新华社记者说：“普契尼创作的歌剧从指挥的角度来说难度很高，《托斯卡》的特点是戏剧性强，感情浓郁，革命热情洋溢，郑小瑛对所有这些都处理得很好，她配得上指挥这部难度很大的经典歌剧。她有音乐天赋，又很勤奋，大家都认为和她合作十分愉快。”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62年10月3日发回的电讯称：“我国女指挥郑小瑛在莫斯科指挥著名歌剧《托斯卡》博得观众热烈赞扬。……她从容不迫，感情处理得准确而细腻，与乐队和演员都配合得很好……，人们长时间地鼓掌，向第一位在苏联国家歌剧院指挥歌剧演出的中国女指挥热烈祝贺”。随后我又收到了正率队在香港演出的中央音乐学院赵�院长的贺电。
　　音乐学院在发给我的结业证书上写道：“郑小瑛在1960年11月14日至1963年11月1日曾在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管弦系歌剧交响乐专业进修……，郑小瑛在学习中非常勤奋好学和认真，充分表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使她有可能指挥演出了多场音乐会，并在以斯坦尼拉夫斯基与丹钦科命名的歌剧院指挥演出了难度极高的歌剧《托斯卡》。她也显示出了能迅速理解现代音乐作品的才能，使她完全可以胜任歌剧院或其他音乐团体的指挥。”下面是音乐学院院长阿・伏・斯维什尼柯夫教授、管弦系主任阿・特・格里扬教授、歌剧及交响乐指挥教研室主任姆・恩・塔里安教授的签名。这既是对我在莫斯科求学生涯的总结，也是给予像我这样一位年轻指挥家的荣誉和肯定。
　　
　　莫斯科公墓里的小红花
　　
　　33年后，直到1996年11月下旬到芬兰指挥歌剧《波希米亚人》时，我才有机会应俄罗斯文化部之邀，顺路再次来到莫斯科。这时我的老师们大多故去了，于是此行惟一的私愿，便是去为热诚指导过我的三位教授和曾经热情关照过中国留学生的苏联老朋友们上坟，去献上一束我特意从中国带来的小绢花。
　　当时已经78岁的我的启蒙老师合唱指挥杜马合夫不听驻俄使馆同志们的劝阻，执意要到机场来接我。他当时看起来虽然还算硬朗，但视力已大大下降，行走也要依赖拐杖了。他与夫人娜塔莎多次诚恳地邀请我在正式访问结束后，一定要到他们家中去住几天，娜塔莎真诚地对我说，他们非常怀念在中国的那些日子：“你难以想象你们对他有多重要，对中国的美好回忆，已成为他生命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了!”后来，当我向他们道出了我想去上坟的愿望时，杜马舍夫就马上拄着拐棍热心地去帮我打听他们的墓葬和亲友们的地址了。
　　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我来到了新处女地公墓，在看墓人的指引下，我找到了我的导师、俄罗斯功勋艺术家、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安诺索夫的坟墓，献上了我带来的第一株小红花。那位中国指挥家们的良师益友，就安息在那个铺满了残雪和落叶的小小墓地下……
　　我还拜望了曾经到火车站送我回国的巴拉晓夫专家的夫人，老人为中国朋友们还记得40年前的老师和朋友而唏嘘不已。
　　最使我高兴的是，杜马舍夫几经周折，终于为我找到了我的歌剧指挥老师巴因大师的外孙维克多。记得当年我还曾向喜欢集邮的那个小男孩提供过好看的中国邮票，如今他的女儿都快中学毕业了。那天他们全家都在莫斯科郊区的家里等着我。维克多对我说，外祖父是莫尔达维亚人，遵从他的遗愿，骨灰已埋在故乡，他答允我以后一定会把我的中国小红花送到外祖父的坟前。他还拿出了外祖父珍藏了多年的、我在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托斯卡》那晚与他、安诺索夫教授和演员们的合影，还有因为他帮助我解决了我的歌剧指挥实践项目，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致他的一封感谢信――这可是我原先不知道的。
　　但是，介绍我和巴因老师认识的热情好心的茹法大婶，又在哪儿安息着呢?她无儿女，少亲人，只是因其在50年代作为中提琴手访华时与中国人民结下的深厚情谊，让她成为所有来莫斯科学习音乐的中国留学生的“好大婶”。她热心地帮助大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不适应和难题，真好似严寒中的一股暖流。我一定要去看望她。直到我离俄赴芬的前夕，一直在为我寻找她的杜马舍夫老师才兴冲冲地告诉我，他终于从她一个邻居处打听到了她的墓地。但那里离市中心约六七十公里，这次我已没有时间去了。翌年三月，当我完成了在芬兰、瑞典和爱沙尼亚三国的歌剧巡回演出，再次经过莫斯科回国时，我决心利用等候转机的四五个小时，去“奔祭”茹法大婶。杜马舍夫老师知道后，不容分说地拄着拐杖就带我下了地铁，直到通往西北郊区的终点站，再转乘去远郊的长途车，又是在终点下车，再辗转打听，在溜滑的冰雪上步行了近一公里才找到了那个公墓。我心里很后悔，不该让步履艰难的老人陪我来，但他始终坚定地引我前进，一直把我带到他印象中埋葬艺术家的那块墓地前：“现在只好由你一个个去找啦，我的眼力已不行了”，他无奈地对我说。我极目望去，一个接一个的小小墓碑密密麻麻，从哪里找起呢?……正在毫无头绪中，不知怎么，好像是有心灵感应般地，我的目光忽然停留在远处一个白底黑字的墓碑上，――那好像写着“格－里－戈－丽耶－娃－茹法……――1994”对!就是她!顾不得墓地里及膝的积雪，我一步步地在雪地里跨了20多米，来到她的墓前。墓碑的相片上，她正带着一如既往的温和笑容注视着我，我轻轻地对她说：“亲爱的茹法大婶，这个敬意和思念来自受过你亲切关照的，包括李德伦在内的十多位曾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音乐家啊!”
　　积雪是那么深，当我向她深深三鞠躬时，我的额头竟沾上了清凉的雪花。离去时，我回头再看一眼那在雪地里显得特别鲜艳的小红花，为终于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愿而感到欣慰……后来，听说了这一切的杜马舍夫夫人娜塔莎感慨地说：“中国人!只有中国人才会有这么真诚深厚的感情啊!”
　　
　　郑小瑛：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厦门大学特聘教授，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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