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部电影看新疆“光影五十年”_2018十大电影必看

　　一、《绿洲凯歌》与新疆电影的诞生 　　 　　1955年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酝酿筹建电影制片厂。次年,遵照文化部的统一部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自治区文化厅开始着手一系列筹建工作,其中包括外派人员学习、成立演员训练班、选址建厂、购置器材等。1958年5月,国家文化部曾下达《关于在各省、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电影制片厂的方案》,其中强调要求加速新疆电影制片厂的建设进度。经过近三年的筹建,1959年元旦“乌鲁木齐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同年“3月1日,乌鲁木齐电影制片厂更名为新疆电影制片厂”。[1]此时,新疆电影制片厂的生产定位是:“综合性的地方电影制片厂,任务是摄制故事片、新闻片、纪录片、科教片;同时译制少数民族语言的故事片、纪录片”。[2]
　　1958年12月,新疆电影制片厂召回在京学习人员,参加与上海电影制片厂合拍的《绿洲凯歌》摄制组,迈出了拍摄故事片的第一步。《绿洲凯歌》出自当时新疆作家王玉胡之手。王玉胡原系西北野战军团第六团文艺干事,早在延安时期就小有“文”名。随部队进疆后,仍创作不辍。其作品特点在于记实性强。王玉胡每每结合自己的战斗或工作经历写人记事,作品中的人或事往往都有原型。《绿洲凯歌》就是他在参加兵团建设过程有感而发之作,主人公“绿洲合作社妇女队长阿依木罕”的原型是当时他工作所在地妇女工作队的队长。换言之,王玉胡对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少数民族人物,是有切身了解和体认的。因而他的小说和剧作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想象新疆”的隔膜感,呈现给读者、观众一个“山川秀美、人杰地灵、生机勃勃”的“新新疆”形象。
　　在《绿洲凯歌》之前,王玉胡已经参与制作了一部新疆题材的电影。1954年,王玉胡编剧的《哈森与加米拉》由上海海燕电影厂摄制完成,吴永刚执导。该片剧本源于王玉胡随解放新疆部队进疆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阿合提与巴格娅》。这部以维吾尔族民间流传故事为蓝本的小说于1952年出版后,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以致周扬致电王震,点名将它改编为电影。影片在全国上映也取得了很大反响,被称为“新疆的白毛女”、“新时代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与此同时,它被称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多年后忆及《哈森与加米拉》,王玉胡曾说:《哈森与加米拉》的影响不只在当时,它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表现了从未表现过的新疆少数民族生活,也为后来的新疆电影业奠定了培养少数民族专业人才的基础。[3]
　　在这个意义上,《绿洲凯歌》是《哈森与加米拉》的跟进式作品。如果说《哈森与加米拉》的成功对国内1955年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渐露声色不无影响,《绿洲凯歌》无疑引发了一次新疆题材电影的高潮:自1959年至“文革”前夕,西安、上海、长春、北京等地电影制片厂先后拍摄了包括《沙漠追匪记》、《冰山上的来客》在内的一批影片。[4]新疆电影制片厂则在“合拍”的基础上“边生产、边建厂、边培训”,正式投拍故事片,相继摄制完成了《两代人》(1960)、《他们在战斗》(1961)及《远方星火》(1962)。这几部影片的剧作者同王玉胡一样,都是援建新疆、扎根新疆的艺术创作先行者。
　　从上影厂摄制的《哈森与加米拉》到合拍片《绿洲凯歌》,再到完成的《两代人》等,这几部影片说明新疆电影制片厂从无到有、从依靠拐杖到独自拍片的历史缩影。更重要的是,该厂核心制片理念在这一过程中也渐次成型:充分利用新疆丰富独特的自然、人文及民族资源做电影。新时期之后,天山电影制片厂仍旧遵循这个基本原则,并在谋求生存之路中将其发扬光大。
　　
　　二、《向导》与火热的80年代
　　
　　1979年10月天山电影制片厂成立,复建后的新疆电影制片厂一面继续加强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工作,一面立即着手摄制故事片。1979年5月23日,由北京电影学院协助拍摄的《向导》开机,当年底完成。1980年2月,文化部决定《向导》作为春节举行的第三批国庆献礼片之一参加新片展览,《向导》荣获文化部评选的1979年优秀影片奖。
　　这部故事片是“借东风”完成的。说它“借东风”,是指当年决定拍摄《向导》时,刚恢复建制的制片厂很难完成一部故事片的摄制任务。于是赴京求援,乃有“王心语、谢飞、郑洞天、孟庆鹏、李居山等分任导演、摄影、美工,又约请新疆话剧团仲瑞图任制片,同时,集中我厂各工种的技术力量组成摄制组。”[5]投拍《向导》凝结着天山电影制片厂“更生”的热望与期冀,对于之前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的电影厂来说,这一举措需要具备破釜沉舟的勇气。然而,《向导》对天山电影制片厂的作用及其对新时期新疆电影的历史意义,的确如《绿洲凯歌》之于新疆电影制片厂及早期新疆电影。“通过《向导》的摄制,坚定了领导和群众对拍摄故事片的信念,也培养出一批各类专业人员,积累了摄制故事片的初步经验,为以后生产故事片开辟了道路”。[6]时至今日,提及《向导》,仍有不少当年和后来的观众津津乐道,公认它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故事以维吾尔族爷孙两人在不同年代相继给不同人当向导的经历为线索,从清末直讲到新疆解放,颇具传奇色彩。从中已约略能看出天山电影制片厂贯穿1980年代的总体拍片思路:着眼于新疆的历史与当下,讲新疆各民族观众喜闻乐见的各类故事。自《向导》始,天山电影制片厂以创作加速度迈入新疆本土电影的“火热的80年代”。
　　与只生产了几部影片的新疆电影制片厂相比,天山电影制片厂自1979年复建至1989年拍摄了一批故事片佳作,有《艾力甫与赛乃姆》、《热娜的婚事》、《不当演员的姑娘》、《钱,这个东西……》、《神秘的驼队》、《孤女恋》、《美人之死》、《买买提外传》、《西部舞狂》等十几部代表性影片。这些影片有半数以上由广春兰导演。广春兰是新疆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她以一年一部甚至两部的速度不断拍出新作,一发而不可收,迎来了个人事业的流金岁月,也为新疆电影制片业的春天付出了最大的热忱和努力。[7]正如广春兰为自己这段创业史所做出的诗意描述,“我在这片彩色的热土上站住了脚”。[8]
　　这些影片今天看来仍然不乏意趣。它们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无一不取材于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或日常生活。若稍加区分的话,大致可以归为几个类别。《热娜的婚事》、《钱,这个东西……》、《买买提外传》都是围绕着婚恋线索展开的轻喜剧片。《婚事》通过护士热娜和教师亚森自由恋爱、历经波折后终于结合的故事,主要讽刺买卖婚姻现象。《钱》片脱胎于本片编剧吐尔逊・尤奴斯买假货的亲身经历:漂亮的新地毯一刷就掉毛,原来是各类杂毛拼织起来的劣质产品;价格不菲的皮鞋上脚不久就开胶脱底,却是用了马粪纸衬在皮里以次充好。为了批评这种市场经济大潮中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吐尔逊编写了以老皮鞋匠喀孜木和亲家母泰莱罕为主要人物的故事。为了捞钱,他们俩一个做掺马粪纸的皮鞋,一个做在羊毛中掺驴毛的地毯;却互相买到了对方做的劣质产品。于是开始了一场连环套式的纠纷。矛盾最终在二人出尽洋相、受到教育的情节中得以解决。《买买提外传》把爱情主题嵌入“真假美猴王”的叙事模式中,让刚从北京舞蹈学院回来的迪里娜尔分不清谁是卖烤肉的买买提、谁是旅游局的翻译阿里木。经过真真假假的几番周旋后,买买提终于向心仪的姑娘公开了真实身份,“根本就不存在阿里木”,却赢得了姑娘热烈的爱情。这类喜剧故事片在中国电影史中不难见其渊源,如果《幸福之歌》容易让人想到《不拘小节的人》,那么《买买提外传》堪称新时期新疆版的《女理发师》。[9]
　　《不当演员的姑娘》、《西部舞狂》更注意借重新疆本土的歌舞元素。上世纪80年代初,舞蹈家阿米娜在为歌舞团招收学员途中偶遇极有天赋的姑娘玛依拉,并通过招生考试准备录取她。不想玛依拉的父亲艾买提绝不允许她当演员――玛依拉的母亲曾是有名的舞蹈演员,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死;艾买提从此收养了玛依拉。当艾买提意外发现阿米娜就是玛依拉时,决定把玛依拉送到歌舞团去。分离多年的母女幸福地相逢在舞台上。扮演玛依拉的梅丽古丽当时正是新疆艺术学院舞蹈专业的学生。她出色的舞蹈表演给这部不无时代反思气息的影片带来了生气,也给彼时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样,由于吐尔逊・娜依、阿斯卡尔等出众的新疆本土专业舞蹈演员、歌唱艺人领衔主演《西部舞狂》,这部影片中的歌舞段落极具观赏性,票房也由于他们在观众(尤其是本土观众)中已有的影响力得到有效提升。以此而论,《西部舞狂》可与同年(1988年)由田壮壮拍摄、陶金主演的《摇滚青年》媲美。当然,这两部影片也都有歌舞片的另一共性,“哪里有歌舞哪里就有爱情”。只不过《西部舞狂》更具有喜剧色彩,两对年轻人在歌舞声中结下秦晋之好。
　　还有一类影片均以新疆史实或传说为背景、演绎一个追索性或县疑性很强的故事,比如《艾力甫与赛乃姆》、《神秘驼队》、《美人之死》、《孤女恋》等。宰相之子艾力甫与公主赛乃姆的爱情故事在维吾尔民间流传久远,是典型的有情人历经劫难终成眷侣的爱情传奇。《美人之死》则是一个发生在三百年前叶尔羌河畔的故事。花容月貌的玛丽亚姆小姐惨遭后母忌恨,被毁容后又送往沙漠风城。凯撒尔王子却失志不遗地要取玛丽亚姆小姐为妻,并为此踏上茫茫沙途。故事中既有“白雪公主”的痕迹也有“天鹅湖”影子。《神秘驼队》、《孤女恋》都以新疆三区革命为背景。影片采用冲突激烈的敌(国民党反动势力)我(人民解放军)斗争叙事模式,又辅以间谍、爱情元素,颇有反特片的影像魅力。
　　以上1980年代天山电影制片厂故事片的类别式回顾为彼时新疆电影的异军突起提供了一个合理注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善于有效利用本土资源;善于把外来资源本土(新疆)化。1989年4月,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统计数字表明:天山电影制片厂独占三个“第一”,即:
　　共和国成立40年,全国14家电影制片厂共摄制了124部少数民族题材故事片。其中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28部,居第1位;
　　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反映维吾尔族人民生活的影片最多,达31部。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了24部,居第1位;
　　所有少数民族题材中,由少数民族创作人员担任编导的影片共46部。天山电影制片厂占18部,居第1位。[10]
　　还有一组资料:“1979年以来10年中摄制的故事片中,约有半数是由少数民族担任编剧、导演和摄影;百分之九十的角色是由少数民族演员扮演的。”[11]从数字中能看出,1980年代为此后天山电影制片厂和新疆电影的发展积蓄了足够丰厚的力量;也能看出,天山电影制片厂会沿着保持新疆本土特色的制片之路继续前行。
　　
　　三、《美丽家园》与新疆电影的前景
　　
　　1990年代后,天山电影制片厂的生产格局在坚持本土特色的前提下,坚持创作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坚持培养少数民族专业人才,形成了“天影厂现象”,这一现象是该厂在电影业体制改革、保持自身创作特色及新疆独特区情的角力中不断调整生产定位的结果。除了拍摄电视连续剧和与港台及内地制片厂合拍故事片外,主旋律影片日益成为天山电影制片厂的重头戏。
　　这种变化体现在该厂近十年来故事片所获奖项中。1999年,广春兰执导的《良心》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同时获中宣部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此后至今十年间,天山电影制片厂完成故事片25部,获奖片达12部之多;其中《会唱歌的土豆》(1999)、《真心》(2000)、《库尔班大叔上北京》(2002)、《美丽家园》(2004)、《吐鲁番情歌》(2005)、《男人上路》(1997)、《买买提的2008》、《大河》(2009)等故事片,所获奖项均为“华表奖”或“五个一工程奖”。
　　其中,《美丽家园》尤其引人注目。它还获得了第14届(2005年)上海影评人奖“年度十佳故事片”,被视为近年来最能代表新疆电影艺术创作水准的上乘之作。据介绍,这部表现哈萨克民族生活的故事片从专门组织剧作家写本子到影片杀青历时三年之久。还在前期准备阶段,天山电影制片厂就对该片提出了明确的品质定位:“生活化的艺术片”。因此,对演员、道具、服饰、外景地、无不精挑细择,以期最大程度的“生活化”,符合哈萨克民族生活的历史与现实。与此同时还要表达创作者对这种生活的“艺术化”思考,从中挖掘出具体现实中更具广延性的艺术命题。事实证明,完成后的《美丽家园》的确是这样一部影片。它呈现出给观众的既有如诗如画的喀纳斯,也有生动鲜活的哈萨克风俗民情,更以哈萨克青年阿曼泰遭遇的选择难题――恋人与父亲、骏马与汽车、草原和城市,令人对一个民族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无可回避的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有所思索。显然,阿曼泰同高加林(《人生》)一样,怀有对城里(新)生活的向往;也曾有《绝响》中冠仔对源于父辈的传统文化的困惑。然而,真正意识到“远离”和“回归”的关系与意义后,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正是凭着这个跨越时代、民族、区域的主题,《美丽家园》才代表新时代的新疆电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对于这部影片的成功,天山电影制片厂长张毅刚曾有如下表述:与内地各制片厂相比,天影厂不适合做那种场面宏大、气势辉煌的影片。我们选择做人物,新疆的人物――以老百姓喜欢的现实生活中的各族人物为主题才能做出自己的特色。《美丽家园》之所以不可多得,在于它真正做到了深入人心。以此检视天山电影制片厂近些年的创作,不难发现,的确是那些有特色的电影人物引来了人们对新疆电影更多的目光。他们中有满带历史风尘与传奇的库尔班大叔,他骑着小毛驴千里迢迢上北京,要向毛主席一表得解放作主人的感激之情。也有热情、现代的导游阿娜尔罕,带着观众充分领略了吐鲁番人和吐鲁番情歌的美丽与热情。
　　2008年,这些人物中又添了一个心系奥运的小巴朗(男孩)买买提,对北京奥运会的渴望引来了人们不断的关注。也可以说,在“奥运”这个宏大的主题下,天山电影制片厂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做了一篇气势不大却别具特色的文章。这种做法正如该厂厂长张毅刚所说,是“紧盯着新疆这块热土”而不是跟着内地制片厂亦步亦趋。张毅刚还说:“背对西、面向东,注定要失败”。这是他对天山电影制片厂前景的论断,“西”即新疆,“东”则指内地。如果“唱响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天山电影制片影厂在国内现有制片厂格局及自身生产现状下提出的有效经营之道,那么上述来自“天影人”的清晰认识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沿此前行,天山电影制片厂会在现有的特色基础上开拓出更开阔的新疆电影前景。
　　
　　注释
　　[1] 《天山电影制片厂志1959――1989》,天山电影制片厂志编纂领导小组编辑出版,内部资料,第5页。
　　[2] 《新疆通志・文化事业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254页。
　　[3]参看专题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新疆电影五十年巡礼》中就有关问题对王玉胡的访谈。2005年新疆电影视台制作。
　　[4]这批影片包括《天山歌声》(1959,西影厂)、《沙漠追匪记》(1960,上海天马厂)、《生命的火花》(1962,西影厂)、《阿娜尔汗》(1962,北影厂、新影厂合拍)、《冰山上的来客》(1963,长影厂),《天山的红花》(1964北影厂、西影厂合拍)、《草原雄鹰》(1964,北影厂)、《黄沙绿浪》(1965,上海海燕厂)。
　　[5] 《天山电影制片厂志1959―1989》,天山电影制片厂志编纂领导小组编辑出版,内部资料,第50页。
　　[6] 《天山电影制片厂志1959―1989》,天山电影制片厂志编纂领导小组编辑出版,内部资料,第50页。
　　[7]自1979年《向导》投拍到1989年末,天山电影制片厂共摄制完成故事片34部,其中9部由广春兰执导:《幸福之歌》、《热娜的婚事》、《不当演员的姑娘》、《神秘驼队》、《美人之死》、《孤女恋》、《买买提外传》、《西部舞狂》、《快乐世界》;除1部影片缺乏数据资料外,其它8部无不营利,占据该厂这十年间营利影片的半数以上。此外,这 9部影片中有5部在不同时期获得国内外不同奖项。
　　[8]此语出自笔者2009年6月29日对广春兰的访谈。
　　[9]《幸福之歌》:广春兰1981年导演;《不拘小节的人》:吕班于1956年导演;《买买提外传》:广春兰1987年导演。
　　[10]《天山电影制片厂志1959―1989》,天山电影制片厂志编纂领导小组编辑出版,内部资料,第39页。
　　[11]《天山电影制片厂志1959―1989》,天山电影制片厂志编纂领导小组编辑出版,内部资料,第54页。
　　
　　张 华: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