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_摄影艺术:回眸2009

　　2009年,在中国,似乎金融风暴并没有给大众化的摄影艺术带来更多的冲击,摄影活动依然十分频繁而喧闹。上半年有广东美术馆摄影双年展;从8月份开始,艺术节接踵而至,先是云南大理州的第八届中国摄影艺术节,颁发了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引发热议;接着是平遥国际摄影艺术大展,虽然其精神性的内涵让许多人失望,但其“影像集市”的格局未变,仍然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参与;临近年底,先有浙江丽水国际摄影艺术节,除传统的国际影展获奖作品展出外,规模扩大,还有国内很多个性化的专题影展和国外摄影师作品展出,其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到12月初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除保持其年度主题(今年是“在场与再现”)外,还组织了很多摄影爱好者作品展出,群众性显著增强。
　　在这些喧闹的表层下面,是不断涌现的摄影新人以及他们的追求;与此同时,很多中青年摄影家还在努力,有的已经呈现了成果,有的还需假以时日。但是很明显,在摄影界,无论是做风景的,还是做纪实的,抑或是做当代艺术的,都在反思中进取,他们在2009年的行为发人深省。从大处来看,2009年的中国摄影,多元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呈现,伴随着反思和内省的国际化思潮,摄影的原始属性得到回归,历史的线条得到初步梳理,是有实质性进步的一年。
　　
　　一、整理与守护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年度主题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觉化记忆,每一个家庭也有自身独特的视觉化记忆库,往大里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视觉化的集体记忆。摄影术发明后170年来,摄影在上述这些视觉化记忆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凡的作用。谁没有老相册?谁没有儿时的照片?哪家人找不到合影?哪个单位、机关没有举办活动的照片?所有这些,包括专业摄影记者拍摄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重大事件照片,从着手拍摄那个时刻起,就是为了留存记忆。留存记忆,是摄影的原点。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也无论摄影的作用有多么繁多,但原点不会改变,那就是:以视觉化的形式,留存记忆。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这一年里,利用摄影作品进行的历史回顾很多,电视台、通讯社、报纸、杂志,都从不同的角度,做回顾的文章。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年初在摄影界广泛传播的刘香成的大型画册《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年中有中国日报社编辑的大型画册《百名摄影记者聚焦中国》,10月有《中国摄影家》杂志的《共和国影像记忆60年》,而年末,有《中华全家福1949-2009・56个民族共同走过》大型展览。以上这些画册和展览,编者着眼点不同,刘香成是从国际视野看中国,王文澜和蔡焕松是从百姓生活看历史,而《中华全家福》的编者是从中央看地方,但都显示的是中国摄影界的综合力量。每一个画册和展览都动员了上百人提供照片,有的动员了近400人。这些画册、展览从时代印记和特征的角度,唤醒历史记忆,使我们看到中华民族所走过的道路和脚印,在这些脚印里,有我们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和酸甜苦辣。
　　与此相伴随的,是摄影家个人影像库的整理和出版,有老一辈红色摄影家历史影像的进一步挖掘和展示,如蓝志贵、蔡尚雄、裴植、袁苓、李峰、黎枫、孟昭瑞、袁毅平、时盘棋、樊德寿、杨中桢、高洪鹏等,他们都积极主动地整理了自己的照片,一批已经被淡忘的影像重新引起注意;顾棣老先生编辑出版了《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也整理了大量照片。此外,西藏德木活佛的历史影像得到初步整理和部分刊发,《庄学本全集》出版,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比较详尽的资料。
　　必须要提到的是,由胡武功和安哥策划编辑的跨越50余年历史的《中国人本》一直在海外巡回展出,这也是平民视角下关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讲述,对于加深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此外,还有在国内巡回展出的秦风策划的《1927―1949,影像民国摄影展》、嘉信文化与威尔康姆图书馆供稿的《晚清碎影》(约翰・汤姆森拍摄),也使国人将共和国的历史与以往更加久远的记忆进行接续有了可能。而纪念四月影会30年邀请展《同年》中的不少作品,也是对30年历史的可贵补充。
　　整理照片,不但使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摄影家,也是对国家、民族集体记忆的重新整理。这方面的工作,让处于当代艺术冲击下的摄影人,找回了自己,再次体悟到,任凭世事变迁,回到原点,就回到了摄影本身。
　　于是,我发现,一年来,拍摄身边事物的人多了起来,有意识地拍摄自己家乡民居、戏楼、牌楼、饮食、服装的人多了起来,选择某一特定人群对象拍摄专题的人多了起来。从几个摄影节的展览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这是摄影人实实在在的进步。很多人走出了拍散片――获个奖――攒起来――办个展,终身沉浸在浮光掠影中的怪圈,走向了文化和学术的大社会。2009年,许多纪实摄影家没有停止步伐,如解海龙做了一个关于打工者的选题,正在加紧拍摄;黑明以一组各种人在天安门的老照片新拍的选题,获得了人民网“年度十大摄影师”称号;于全兴还在做新疆建设兵团女兵的专题。而12月中旬在长安镇召开的第九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主要议题,也是关于新中国纪实摄影60年的问题。
　　
　　二、关于国际获奖与国内设奖的反思
　　
　　2009年10月14日,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摄影基金在纽约颁奖。卢广站在领奖台上,发表着他的感言。这是中国内地摄影师首次获得这个奖项。近十几年来,卢广拍摄了《西部淘金》、《吸毒者》、《血吸虫病》、《非典》、《艾滋病村》、《青藏铁路》等令人震撼的题材作品,先后获得金像奖、“德艺双馨优秀摄影家”称号、荷赛金奖等。这次,他以一组《环境污染》,获得尤金・史密斯摄影奖。这组照片是他历时几年完成的,揭示了十几个省市存在的水源和空气严重污染问题。卢广的拍摄方式一直被主张“抓拍”的人认为有“摆拍”嫌疑,笔者曾经问过他,他说,只要这个事实存在着,稍微让人停顿一下脚步是可以的。考虑到他作为一个个体摄影师拍摄“阴暗面”的特殊工作方式,也不难理解他的苦衷。不管如何,卢广的纪实摄影还是在很多年前就被摄影界承认了。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以非职业摄影的身份,做着本该由职业人士做的事情,而且十几年如一日,冒着危险和不被理解的难题。他的坚忍不拔,与他所做工作的意义,只有拍摄城市边缘三陪女的赵铁林能够与他相提并论。至于有人说他的眼光只盯着社会阴暗面,是他所接受的社会纪实摄影理念的作用,还是他有意于出名,是个个人的问题,但他“发现社会盲点”、通过摄影给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带来的相互理解的客观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
　　从2009年开始,中国摄影师在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获奖已经形成批量规模。从1980年代荷赛走进中国后中国摄影人的膜拜心理,到冷静对待荷赛获奖现象,中国新闻摄影的价值体系也逐步成熟。2月13日第52届荷赛评选结果公布,其中有7名中国新闻摄影师获得奖项,是荷赛举办52届以来中国摄影师获奖最多的一次,这7名摄影师分别是:《杭州日报》摄影记者陈庆港《走出北川》获突发新闻类单幅一等奖,路透社中国签约摄影师景长观(BoBor)《四川大地震》获突发新闻类组图二等奖,《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赵青《北京电视中的奥运会》获体育特写组图一等奖,广州《新快报》摄影记者李洁军《复制战争》获肖像类组图三等奖,新华社摄影记者吴晓凌《血染赛场》获体育特写类单幅一等奖,《深圳晚报》摄影记者赵青《四川大地震幸存者》获一般新闻类单幅二等奖,杭州《都市快报》摄影记者傅拥军《西湖边的一棵树》获自然类组图二等奖。其实,2007年第50届荷赛中,中国已经有多人获奖,只不过本次获奖阵容更大,这可能与2008年我国令人关注的大事多,如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有一定关系。
　　对于这些获奖作品,摄影界普遍的反映是,一则以喜,喜的是这么多人获奖,说明中国摄影人对于新闻摄影的国际化语言已经了解;一则以忧,忧的是类似《复制战争》这样的有些当代艺术味道的照片也获新闻奖,令人匪夷所思。有人据此判断,荷赛转向了艺术。笔者以为,笼统地讲荷赛转向了艺术,还不尽然,这要从获奖作品整体比例来评判。在荷赛的整体上看,它仍然保持了传统,只是在某些小类上有艺术化倾向,不过刚好这种倾向体现在中国摄影师的作品上。如果联系上届荷赛中中国获奖作品,那种讲究形式感的,一片树叶、一群动物和一个盲人舞蹈团的拍摄方式,确实让人感到,荷赛在保持新闻摄影的现场震撼力的同时,对于自然类、体育类和肖像类等类别的照片的评价,有了艺术化倾向。而本届出现玩偶摆拍的获奖作品,也不必大惊小怪。某些小类出现艺术化倾向的原因,可能是形势逼使,如同摄影术的出现迫使描摹现实的绘画走向印象主义和主观表达的道理一样,现场声音与影像同时呈现的动态摄影的便捷化发展越来越占据有利位置,迫使静态摄影走向艺术。
　　除了以上两个奖项外,在国际性的画意摄影比赛中获奖的中国摄影人很多,比如国际摄影联合会(FIAP)比赛、英国皇家摄影学会比赛等,投稿者和获奖者一般都是非职业摄影人,难以统计。
　　与中国摄影师在国际上频频获奖相联系,国内有关摄影和文化传播的机构纷纷设立摄影奖项,如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主办的中国国际新闻摄影大赛(与荷赛对应,被称为“华赛”),按照组委会的解释,要的是“世界水平,中国特点”,实际目标是在西方话语主导的格局下,增强中国在世界新闻摄影领域的话语权,立意颇高。此奖已经连续举办五届,产生了较大的国内影响,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不过,从前几届的评选结果总体看,因为一般荷赛评选时间靠前,“华赛”靠后,两者间隔时间不长,而且华赛中的国际评委常常就是荷赛评委,故华赛受荷赛影像很大,常有“在荷赛得奖的中国照片,华赛不敢不给奖,至多换个等次;在荷赛得奖的外国照片,华赛不能不重视,至多加几个‘第三世界’的摄影师”的印象,这与创立此奖的初衷有差距。评委会的解释一般是“中国新闻摄影的水平与国际水平还有距离”,这样就把提高水平的任务踢给了参赛摄影师。但是实现此奖价值的关键,还在于评委会是否有“世界水平”和“中国特点”,敢不敢亮出自己的价值观。有的时候,有些事情,让我们总想起鲁迅先生一篇文章的标题:“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国内由民间人士发起、文化学术机构设立的奖项还有“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沙飞摄影奖”和“石少华中国新闻摄影学术奖”。这些奖项2009年都进行了征稿,前两个奖项评选结果已经公布。
　　第二届“沙飞摄影奖”获得创作奖的有艾未未,这在摄影界引起争议。按照组委会的解释,沙飞奖“旨在发扬沙飞精神,奖励使用摄影手段持续关注社会和人类自身命运,以及在推进摄影和使用图像方面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并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而艾未未可能“关注社会和人类自身命运”,曾经“没有太多想法”地使用过相机,却并非主要“使用摄影手段”,他的精神与“沙飞精神”关系如何,也有待论证。
　　第二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由摄影师张立洁和张晓分别凭借作品《非典后遗症》和《中国海岸线》获得。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是根据侯登科生前遗嘱,将其所有作品进入市场所得全部用于奖励“像我一样工作的摄影师”(侯登科语)。从这两位年轻摄影师的创作看,张立洁的作品比较符合设奖原意,而张晓的作品与设奖章程距离较远。
　　应该说,这三个奖项都以重要的摄影人物为名称,是源于这些人物本身的遗愿或一生的追求,设立的初衷是非常好的,而且从两届评选看,评委的态度、程序的公正性都可以信赖,但笔者不理解的是评选结果朝奖项设立的价值体系之外的漂移。一种奖项的设立,就是一种评判体系的建立,这种体系与侯登科、沙飞这些人物一生所从事的事业有关、与他们的价值观有关,不是可以随意改变的,不论是方向性的改变,还是入选范围的改变,都不应该。否则,这种价值体系就会消解在一届届评委对章程一次次的重新解释中。世界上许多影响力大的奖项,都是一个标准坚持到底的,否则也树立不起来。本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评选做了网络视频,公开播放,这是摄影评选中的一个进步。但从视频看,评选中特别考虑了摄影师的经济状况,贫穷与否也成为标准之一,这个标准与专业标准的关系如何把握,令人困惑。总之,坚守一个奖项的本来价值取向和纯粹性不动摇,是树立这个奖项的根本,否则都会走向大杂烩,会变成“堆泥人”式的娱乐节目。
　　
　　三、值得关注的八个现象
　　
　　1. 赵铁林现象:纪实摄影家的困境
　　5月20日赵铁林的去世及摄影人义捐,是2009年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之一。赵铁林是个“结儿”,在他生前,很多人嘀咕着这个“结儿”,表里不一地说起他,主导媒体避免接触他,但他的死把问题直接提了出来。他的人生遭际,让他自然地拿着相机,在城乡结合部边缘人群中走出很远。他的工作价值在于揭示了被遮蔽的存在,并且与她们平等对话。在摄影界朋友的帮助下,他的10幅作品以每幅限量10张的形式在网上义卖,很快便告罄。这些收入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得到较好的治疗。这是由赵铁林的良知唤起的又一种良知,感动的脉流在人群中传递。然而他的身后留下一些争议。赵铁林的遭遇折射出的是纪实摄影家的生存困境,引发的是关于作品价值的思考。
　　
　　2. 区志航现象:以怎样的方式提问
　　2008年,“区式俯卧撑”已经在媒体广泛传播。那时的区志航,面对巨大的有神圣感的地标性建筑物,裸体做着俯卧撑。笔者以为,他试图以一种刺激性的方式构成反讽的语境,现在看来,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他。2009年的另外一组俯卧撑,让大家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了他。他这次面对的,全是国内发生过人祸、天灾的现场,如发生大火的央视东配楼、“躲猫猫”的现场、“范跑跑”的现场,以及灾后北川中学的瓦砾堆,等等。这些事件,本身就令人深思,而在现场裸体做俯卧撑的动作,就成为一种提问的方式,也表明一种态度。他的这组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力量。他以后还会面对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敢断言,他会继续走下去。
　　
　　3. 李杰现象:学术,还是艺术
　　四川的李杰很多年并不常在摄影圈露面,但这次他带来了《全球化背景下亚洲三个国家不同区域村落的百姓日常生活》展览,这个标题是策展人刘树勇写的,展览地点在中央财大的39号艺术空间。这个展览把李杰拍摄的中国的布拖、柬埔寨的中季伦、尼泊尔的莫洛哈拉三个村庄的纪实摄影作品摆在了岔路口上,而且按照社会学的基本分类来编辑――一个是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方向,一个是讲求影像力量和情感的艺术方向。虽然这个展览当天参观的人不多,但后面的研讨会开启了关于纪实摄影走向的讨论,这是当下摄影界最需要思考的问题。在场的有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学者,有媒体人,有摄影理论家和摄影家。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胡武功、李树峰为代表)认为,以前在很多时候,是“艺术”这个概念使摄影人放弃了很多有用图像的采集,纪实摄影因为摄影的大众化、日常化而导致艺术探索意义弱化,更多地为学术服务,随着摄影人文化水准的提高,从事纪实摄影完全可以放弃“艺术”的观念,而用更加符合学术要求的方法去调研和拍摄;另外一种意见(以鲍昆、藏策、王征等为代表)认为,提倡社会学是为了对抗唯美主义,是一种拍摄时的姿态,摄影人一般没有能力完全按照社会学的方法去调查和拍摄,还要讲求影像语言。
　　
　　4. 刘远现象:中国人看世界
　　2009年刘远以更加密集的方式游历拍摄世界很多国家、地区并出版画册,开始被很多人认为是粗制的快餐,但铺陈开来,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他的独特之处:他是“中国人看世界”的一个代表人物。
　　以刘远为代表的一批人,在超越了物质的困扰之后,可以从容地在地球上漫步,甚至到了南极北极,“胜似闲庭信步”,带着中国人的自豪,同时也带着中国普通公民的目光和纪录方式。这种方式不是出差兼顾拍摄,也不是乘担任使馆职务之便,而是在个人休闲状态下、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自费出国拍摄,想到哪个城市便到哪个城市,想停下来就停下来,想看什么就去看什么。这种状态很像约翰・汤姆森在1860年代在中国游历的状态。刘远不是如卢广般进行深度的专题社会调查,而是在旅行的发现问题,关注的面积很大,也不局限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他从不特意使用滤镜,或者故意使用特殊角度,在照片后期,也不做很多处理。他这样做,是因为最想传达的就是内容――他要把他所看到的情况以最平实的方式传达给他人,而不愿意让形式压倒内容。最后,他的展览,都是办在公园里和大街上,如在广州、东莞、丽水、连州,后面还有很多巡展,按照他的意思,很多人没条件去国外看这么多地方,他去了,记录了,发现了,就摆给人们看。
　　
　　5. PK现象:“裸泳”与个性比较和文化挖掘
　　2009年上半年很多人把《中国摄影家》杂志社开展的“中国摄影家大PK”活动看成是吸引眼球的商业游戏,到2009年底在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河北涞源、河南尧山、浙江龙泉三场PK作品和过程(视频)以及专家点评展出的时候,参观的人真正领会了主办单位的用意,那就是请摄影家以近乎“裸泳”的方式提供个案,以个人对擂的形式激发斗志,开展摄影家之间的个性心理比较分析,引导摄影人深入生活,从文化挖掘的更大视野去关注前期拍摄,组织理论工作者研究创作过程,为建立摄影本体理论打基础。现在,“中国摄影家大PK”活动已经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所和《中国摄影家》杂志的一个品牌,下一步的工作是探索更多的模式,拍摄出更多的好作品,开展起更深入的本体研究。
　　
　　6. 书刊现象:影像叙事民主化与几本好书
　　2009年,网上视觉化的博客大幅度增多,令人目不暇接,许多新闻事件和个人影像的实验是在博客上首发的,报纸和杂志只是转载;与此同时,以民间力量出版刊物的多了起来,如《像素》、《照&相》、《民间摄影》等等,不少省一级的摄影组织,都办了自己的报纸。照相机的普及和傻瓜化,导致摄影艺术大众化和影像民主化,进而引发关于影像的话语言说也成为复调样式。在众声喧哗、泥沙俱下之中,有几本书值得细读:鲍昆《观看再观看》是他的文集,读此书可知近30年来摄影艺术发展的思想认识历程,也能获知一个许多摄影事件和实践的亲历者对当年情况的介绍,免除我们的许多妄说;江融《摄影的力量》介绍当今国外纪实摄影家,对话体可读性强;晋永全用《红旗照相馆》努力还原1956-1959那个年代的摄影氛围;安哥的《哥哥不是吹牛皮》,属于摄影家自述,是主动存史的一个范例;还有潘科的《照&相》,虽然出版日期总不确定,但他召集很多人针对一个问题使劲,就像拿探照灯全方位探病,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此外,顾棣的有120万字、1600幅插图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和顾铮的《世界摄影家传记丛书》,都值得关注。
　　
　　7. 著作权:界限在哪里
　　2009年6月4日,中国美术学院摄影系主任薛华克撰写博文《画家燕娅娅抄袭摄影家薛华克的作品》激起美术、摄影和法律界人士的广泛关注。10月27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曾毅撰写的文章《绘画剽窃摄影的风气该刹一刹了!》,指出了丽水学院画家李跃亮抄袭摄影家胡武功的作品,再次引起人们对美术家抄袭摄影家照片问题的热议。参与讨论的意见,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剽窃,至少是不应该的偷懒行为,但也有艺术界人士认为当代艺术中绘画模仿照片、甚至复制照片的现象很多,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把目前两件模仿他人照片的绘画作品,都归类到当代艺术中去,也不足以说服人。至于摄影家的著作权,边界到底在哪里,盼望法律界能够给予明确界定。
　　2009年的中国摄影业界,有很多值得细细盘点的“年货”,我这里挂一漏万的回顾,属于个人视点下的评述。
　　
　　主要参考资料和文献来源:
　　《中国摄影家》2009年第1-12期
　　《中国摄影》2009年第1-12期
　　《中国摄影报》2009年12月29日第1、10、11版《闪现在2009的那些面孔》
　　《人民摄影报》2009年全年报纸
　　中国记协网站
　　中国摄影家协会网站
　　博联社网站
　　色影无忌网站
　　
　　李树峰: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所长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唐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