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 [探析作为文化遗产的青铜�于]

　　�于指的是我国古代一种青铜打击乐器（图1）。考古资料表明，�于最早出现于春秋，盛行于战国两汉，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属性与独立的时代含义。[1]建国以来，随着中国考古文博事业的飞速发展，�于出土数量日益增多，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地均有发现。由于大批文物经科学发掘，出土地点明确，时代清晰，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徐仲舒、唐嘉弘在《�于与铜鼓》一文中指出：“�于的传播路线应该是自东往西。”沂水刘家店子�于的出土，为以徐仲舒为代表的�于“东夷说”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傅举有的《古代越族乐器》一文，从纹饰、分布地区、出土地点、�于的发生发展等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于为古代越族的乐器，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于是从百越地区流传过去的。林奇、邓辉的《�于刍议》，从�于的器型特征及用途、类型及分期分布、�于的演变及文化属性探讨，强调�于是属于巴文化的器物。近年来，陆斐蕾的《�于及其文化区系研究》更是对�于的出土与时代、形制与纹饰、功能与演奏及文化属性诸方面做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得出东周至汉代的�于至少存在着中原、吴越和巴蜀三个文化区系的观点。[2]
　　总体而言，近几十年来学者对�于的研究层出不穷，有微观分析，也有全面而系统的宏观阐述。在学习和分析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选择将�于作为文化遗产来考察，探讨其史籍记载、功能用途，进而揭示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
　　
　　一、�于的史籍记载与时代分布
　　
　　关于�于的记载，始见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到两汉时期。�于一名，最早出自《周礼・地官・鼓》:“以金�和鼓。”郑玄注：“�，�于也。”唐杜佑《通典》将�于释为“古礼器也”。清《续通典》考证三代金器云：“以金�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以上四物，大司乐无之，大司马有之，盖此四金乃军旅所用，非乐器属也。鼓人一官兼之，是故不属春官宗伯， 而属地官司徒， 其与大司乐所掌者异矣。”可见，�于为军旅之器。
　　 �于实物的发现，在史书里也有记载。北宋洪迈《容斋续笔》记录了长阳与慈利地区出土过�于，《南齐书・祥瑞志》记有四川地区发现一件�于，《周书・斛斯征传》记述自蜀地所得�于，仍“芒筒捋之，其声极清”。也有一些文献中附有�于的图片，多数为线描图片。如宋代《考古图》[3]、《宣和博古图》[4]，清代的《西清古鉴》[5]，近代的《商周彝器通考》。其中，《宣和博古图》第26卷著录有19件�于，分别为：虎龙�、山纹�、圜花�、絷马�、龟鱼�、鱼�、双鱼�、凤�，以及虎钮�7件，虺�4件。《考古图》著录有桥钮�于2件。《西清古鉴》辑有素�2件、虎钮�2件；《商周彝器通考》有虎钮�于2件等。
　　据统计，迄今出土的�于已有150多件。这些�于的分布区域甚广，最集中的地区有今湘西、鄂西和川东；其次，是今江浙地区；再次，为今山东的齐鲁地区。其他如安徽、江西、广东、广西、贵州、陕西、河南等地均有发现。湘西、鄂西、川东地区出土的�于，时代上集中于战国两汉时期，以虎钮�于居多。江浙地区出土的�于集中于春秋战国时期，以桥钮�于居多。山东出土的�于中2件春秋时期的，5件汉代的，所出均为圜首无盘式�于。关于�于地域分布，笔者做了表格统计，如表一所示。
　　有关�于的起源和传播，学术界以前存在一些争议，有学者认为，�于的传播路线应当是由南而北，即由长江下游传到中原一带，如熊传新先生认为：“到战国时期，�于已由长江下游传播到中原地区，并已被广泛应用，成为中原的一种乐器。”[7]但随着考古学材料的不断丰富，绝大多数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于的传播路线当是由北而南，自东而西。如徐仲舒、唐嘉弘先生就认为：“从北中国的黄河流域逐渐推衍，�于传播到了南中国的长江流域。山东半岛一些地区似为�于的重要原生地，其主人可能即为东夷。[8]”
　　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于分别出自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和安徽宿县芦古城子，均为春秋中期。刘家店子�于有�索状环钮，无盘[9]；芦古城子�于则有盘无钮[10]。�于分为有钮无盘和有盘无钮两种形制，还可能意味着发展演变的关系。无论从哪一方面分析,有盘�于的产生都是对无盘�于的一种改革。无盘的较为原始，有盘的较为进步。出土于春秋中期以后的�于都有顶盘, 正说明这一发展趋势。[11]
　　
　　二、�于的形制特征与功用
　　
　　�于的形制，文献中有一些简单的记载。《周礼・地官・鼓》郑玄注：“�，�于也。圆如碓头，与鼓相合，大上下小，乐作鸣之，与鼓相和。”《国语・晋语》韦昭注：“�于形如碓头。”《南齐书・始兴王鉴传》：“圜如�，铜色黑如漆，甚薄。”《乐书》：“以铜为之，其铜象锺，顶大腹口��，上以伏兽为鼻，内悬于铃。”“凡作乐，振而鸣之，与鼓相似”。明代《泗城府�人献岁碑》载：“广西泗城府（今陵乐）�族，每岁正月首偕诸寨�人，诣府行献岁礼，击铜鼓、�于，一歌百合。”�于外形独特，大致分为六种形式：穹顶虎钮式、圆肩侈口龙钮式、扁圆肩桥钮式、扁圆肩虎钮直口式、 圆肩甚阔唇边双虎钮式、扁圆肩马钮式。[12]基本呈椭圆筒形，上宽下窄，宽肩窄腰。由钮、盘、头（肩）、腰、隧、口部组成。盘中通常立有一钮，钮式多样，随着时代的变化，钮的变化也较大，是断代分期的主要依据（见表二、表三）。除无钮外，钮又有虎钮、环钮、桥钮、马钮、龙钮[13]、凤钮[14]、蛙钮[15]，其中虎钮最多见。钮的时代特征：春秋中期至晚期，有无钮，也有环钮、桥钮；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钮式丰富，虎钮、环钮、桥钮、兽钮并存；战国晚期到汉，虎钮成为最常见的钮式，并出现双虎钮与马钮。纹饰更是丰富多彩，�体纹饰有圆涡纹、云雷纹、夔纹、三角蕉叶纹等；盘内纹饰有人面纹、花蒂纹、船鱼纹、梭纹、钱纹。�于的纹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区的铸造工艺、使用�于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意识形态。从风格多样的纹饰特征，能看到中国古代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16]
　　�于作为一种乐器，其功能主要有两种：一是用于战争。即作战时将�于与编钟、 铜钲或铜鼓等配合使用，以此来调动部队或鼓舞士气。《国语・吴语》记录了春秋晚期黄池盟会前，(吴)王“秉�，亲就鸣钟、鼓、丁宁、�于、振铎、勇怯尽应”的情景。《国语・晋语》又云：“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于、丁宁，儆其民也。”这些文献资料向我们暗示了�于作为军乐器的功能属性和使用组合情况。礼、乐是中国奴隶制的基本制度之一, 行用礼、乐是中国奴隶主阶级的共同特点，巴族奴隶主贵族亦是如此。按古代的礼乐制度,�于与钲是连同使用的，都是军礼必用的两种乐器。二是用于诅盟、祭祀等重大礼仪活动。庚午�于[17]铭文载：“用�以孝，子子孙孙永保鼓之”的词句，则表明�于亦为宗庙享孝时的宴乐器。[18]古代西南民族有“诅盟”、“要盟”之习俗[19]，举行隆重的仪式，决定氏族部落的要事。《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南夷习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
　　关于�于的用法及敲击，文献及出土实物都有所反映。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记载�于为军乐“四金”之一，“以手振芒，则其声如雷”。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有两幅�于图像：一是贮贝器盖上所铸立体图像有四组乐器, 仅存铜鼓与�于合奏图像。铜鼓和�于同挂在一横木上，横木架在两柱上，�于环钮于木， 一男子左、右手各持一槌，左手击鼓，右手击�于[20]。（图2）二是八人舞乐铜饰上所铸演乐图像中,有一人奏�于，左手抱持�于于腰部，右手拍击�面。（图3）。
　　
　　三 、�于的文化内涵及其遗产价值
　　
　　考古发现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物质信息，也反映了大量的社会信息。一个墓葬，它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东西都是精神的东西。一个铜器、一个陶器，也反映着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21]产生于春秋、盛行于战国、淡出于两汉的�于，提供的远不止仅为一件乐器那样单纯的信息，它也是一段历史、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一个侧面。不同地区出土的�于具有独立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恰好与该地区、该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密切相关。[22]
　　�于的个性特征中也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它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人们对传统的依赖就越强烈，对传统的寻根意识也越浓厚。因而，对于�于这样的珍贵历史遗存，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于作为一个实物本身既是优秀的物质文化遗产[23]，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24]的载体，它的制作技艺、纹饰风格都是当时人们生活与技艺的反应，也是远古生活的再现，更是研究古代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它在齐鲁、吴越、川蜀各地的传播，沟通了各地的民族文化，促进了彼此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丰富了大众的业余生活。
　　如今，对于已经发现的150多件�于，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妥善地保护[25]，进而多方面、多视角地研究，进行现代化的探索。例如，我们可以尝试制作开发�于音乐、仿制�于乐器，愉悦人民大众，增加大家的了解与认识。同时，在开发与保护之间也需要注意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用历史的发展眼光去看待。开发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服务于�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而且，我们研究�于，其实也是在探讨青铜文化[26]，研究古代各个民族的发展源流，由�于在齐鲁、吴越、巴蜀等地区的发现，我们可以看到青铜器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族属[27]及其他一些特征，窥见其时代文化。
　　通过对青铜�于的历史记载、时代分布、形制特征与功用的初步探讨，我们对它也有了一些了解：它是一种打击乐器，主要用于战争、祭祀及宴享等，主要分布于齐鲁、吴越、巴蜀等地区，而其起源则众说不一，它是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需要认真研究及合理地开发利用，展现其价值与内涵。
　　但是，对于�于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就物说物”的层面，我们要透物见人、透物见文化，更要将所研究的青铜器物予以升华，与现实相结合，赋予其现实意义，增强人们的历史文化意识与国家认同感、凝聚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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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陆斐蕾.�于及其文化区系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7.
　　[3]北宋.吕大临著.泊如斋重修考古图[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4]宋.王黼著.宣和博古图[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5]清.粱诗正著.孟繁放释.西清古鉴[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1.
　　[6]杨剑,李灿.什邡新出土虎钮�于[J].四川文物,2010(2).
　　[7]熊传新.我国古代�于概论[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8]徐仲舒,唐嘉弘.�于与铜鼓[J].社会科学研究.19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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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熊传新.我国古代�于概论[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1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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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熊传新.我国古代�于概论[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15]陆斐蕾.�于及其文化区系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7.
　　[16]陆斐蕾.�于及其文化区系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7.
　　[17]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1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9]谷口满.虎座・虎钮・虎乳.关于楚史楚文化的一个构想[C]. 三峡文化研究丛刊第二辑.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20]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1]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22]陆斐蕾.�于及其文化区系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7.
　　[23]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Z].2005.
　　[24]皮纳.无形遗产与博物馆[J].中国博物馆通讯.2004(2).
　　[25]于海广,王巨山.中国文化遗产保护[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6).
　　[26]张光直院士最早提出.
　　[27]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