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云在长影的日子]苏云影

　　说过“爱”，就不放弃 　　 　　1959年，当我戴着红领巾考进长影剧团见习演员训练班时，苏云是长影生产处长。转过年来，担任了长影副厂长。那时，我常溜进各放映室看片子。后来发现“八放”审查样片、双片时，常有一位说山西话的领导。他的发言，和别的领导不太一样，既有对影片原则方面的看法，又有非常具体的意见。比如，这个镜头光不对啦，那个镜头“穿帮”啦，甚至移动道稍有晃动拍出的镜头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而每次他进小礼堂时，平时那些威风凛凛的导演和制片主任就兴奋中夹杂紧张地悄悄说：“苏厂长来了!苏厂长来了!”
　　时年十五六岁的我，对电影艺术所知甚少，但直觉这位领导很权威，问剧团的老演员，才知他是苏云副厂长，有着令人羡慕的革命经历．13岁就参军成为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太行山剧团团员，后来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鲁迅艺术学校学过美术。18岁人了党。1947年他转战晋冀，调入西北电影工学队，后被派到兴山东北电影制片厂，先在摄影科担任摄影助理，很快成为科长，一年后就成为技术处处长、生产处处长，是一位精通业务很有发展的党员干部。这些介绍，在我心中构成了苏云的第一个传奇。
　　苏云的第二个传奇，是他与著名配音演员向隽殊的恋爱。向隽殊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所谓“社会关系复杂”，婚姻亦有过挫折。当年他们相爱时，在厂内是爆了一个大冷门，上上下下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双方都受到了很大压力。有的领导怕因此影响苏云的大好前程，奉劝苏云另择配偶。也有好心人给他介绍别的对象，还有一些女孩子向他表达爱慕之情，可苏云都不为之所动。向隽殊怕因此影响苏云的前程，忍痛向他提出分手。但苏云说：“他们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都不真正了解你。你的决定我会尊重，不过今后我不会再考虑这件事了”。说这话时，他的眼里含满了泪水。
　　苏云宁可不升官也不愿放弃真正的爱情，这在他这种经历的干部中是难能可贵的。他是个重感情敢于坚持独立见解的人。后来半个多世纪的事实证明，苏云慧眼识珠，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不论是阳光灿烂还是风风雨雨，他和妻子相濡以沫，互助支持，各自为电影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的婚姻也成为影坛佳话。
　　
　　“创业”的勇气
　　
　　在文革中，苏云被关进牛棚，有人毒打了他。向隽殊带着女儿借故走进牛棚时，看见他正在擦洗身上带血的伤痕，脑后的颈椎部位起了一个鸡蛋大的血包。
　　
　　向隽殊又气又疼地说：“怎么往死里打啊?”苏云却用一种谅解的口吻说：“啊，小娃娃，小娃娃……”事后，他的颈椎留下了严重后遗症，经常头晕。他明明知道是谁打了自己，但一直对夫人和儿女守口如瓶。直到临终离去，家里亲人也不知到底是谁打了他。
　　1969年，我转业二次进长影，改行当了编辑。那时苏云已被“三结合”当了厂革委会生产组长，管的还是生产副厂长那一大摊事。工、军宣队不懂业务，长影创作生产(主要是拍样板戏电影)的重担主要由苏云承担。但此时苏云处境并不宽松。不抓生产，于心不忍，也是他性格做不到的；抓生产，又要时时谨防被扣上“以生产压革命”的罪名。有一次，他在送样板戏影片去京审查时，用补发的工资买了一块表，回来后就被工、军宣队扣上“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大帽子，要他在会上当众做检查。苏云认为此事没什么错误，又被扣上“对文化大革命态度不好”的帽子……
　　就在这种处境下，许多老干部采取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策略，有风吹草动就住进医院。而苏云始终坚守岗位，不退缩，不放弃，领导全厂拍摄了《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车轮滚滚》等影片，接着，他又以超人的胆识与眼光，策划、组织、领导了影片《创业》的摄制。
　　《创业》在厂里首映时，大家欢欣鼓舞，没想到影片遭到江青的扼杀。后来编剧张天民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于是有了那个惊天动地的“七・二五”批示。毛泽东斥责江青扼杀《创业》“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建议通过发行。”这个批示极大鼓舞了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士气，对“四人帮”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可是，文艺界并未能从此天下太平。江青在大寨当面斥责张天民“告老娘刁状”，命令当时吉林省委追查张天民写信的幕后操纵者。苏云面对江青的淫威，既没有吓倒，也没有推委责任。他巧妙地应对了省委的追查，保护了张天民，显示出他的政治智慧。《创业》在全国上映后取得了极大成功，家喻户晓，群情振奋，周挺杉和华程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永闪光辉的形象，而围绕《创业》的一场生死搏斗，也必定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章!
　　
　　不拘一格选人才
　　
　　夏衍先生虽有名言：“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但在导演中心论盛行的电影厂内，并不是每个领导都能认识到剧本的重要性，因而在长影历史上，编辑室几上几下，连编辑自己也认为是敲边鼓的，没什么大作为。
　　但是，在苏云任厂长期间，十分重视总编室工作。他建议设立剧本副厂长，而每次总编室研究题材规划，他都拨冗到场坐阵，与编辑们沟通互动，帮助室里确定重点本子。
　　当时，编辑们有个永远讨论不清的问题：到底是抓能赚钱的本子，还是抓能得奖的本子?有的本子社会效益好能得奖但不赚钱；有的本子拷贝多但得不了奖。不赚钱全厂吃什么?不得奖何以面对长影的辉煌历史?对这个辣手问题，苏云态度十分明确，“既要抓赚钱的本子，又要抓得奖本子，既不能赚钱又不能得奖的本子不要抓。”
　　苏云要求总编室成为能吸引中国一流作家、编剧的基地。要求编辑树立为作家、为编剧服务的思想。那几年，小白楼客房里汇集了全国最活跃、最出色的编剧、作家：张弦、叶楠、玛拉沁夫、吴启泰、肖马、李魂等等都曾来长影写本子，长影也拍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率双赢的《人到中年》、《飞来的仙鹤》、《不该发生的故事》、《开国大典》等一批产生强烈反响的获奖影片；同时，还有一批优秀娱乐片赢得广大观众青睐：《武当》就发行了200多个拷贝，造就了长影的二度辉煌。更为可贵的是，总编室不仅抓出了作品，也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涌现出像张笑天、顾笑言、王兴东、王浙滨、杜丽鹃、李玲修等在全国电影和文学界屡获大奖的著名编剧与作家。
　　
　　我终生难忘的是，苏云对我当年开始搞创作时所给予的大力支持。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写了一个剧本《乒乓小将》，获得了厂里“很有基础”的评价。不料好景不长，因“四人帮”发起反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三上桃峰》等一批剧目、作品又遭涂炭，《乒乓小将》因被江青点名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关注过而受牵连，被打入冷宫。我心里不服气，就将剧本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他们看一下能否改成小说。出版社赞同我的想法。但请创作假时，因从无先例，总编室领导顾虑重重。其实我 也知道，关于编辑搞创作一事在总编室历来不提倡，许多有才华的老编辑遵从组织决定放弃了创作。我不但要搞创作，还要写和电影厂无直接关系的小说，的确是离经叛道之举。
　　请不下假来，我很沮丧，但又不甘心，鼓起勇气去找苏厂长请创作假。那是个周日，我没打电话预约就按别人告诉的地址闯到了苏云的家。当时长影没上门预约这个礼仪，苏云的家就是第二个办公室，创作干部进进出出如同走马灯，苏云从未有节假日、上下班的概念。人多了就在小会客室喝着隽殊老师沏的茶，坐等。那天庆幸是饭前他家没什么人，我向苏云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苏厂长并没有直接表态，而是说：“你先回去，上班后我和他们商量一下”。我看他没有当即否定，心里顿生了几分希望。临走时，他把我送到楼梯口，笑着说了句：“以后多考虑点创作方面的事!”我从这句话里感到了他的鼓励与期望。他说这句话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不久，室里给了我3个月创作假。给一个未有创作成果，只发表过为数不多的诗歌和影评的人创作假，这在长影是破天荒的事儿。1980年，这部名为《明天就要决赛》的儿童中篇终于出版了，团中央将其列为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60本优秀读物之一。小说出版后，我签名送给苏厂长一本，他很高兴地说：“祝贺你，今后多努力!”
　　在长影，人人都知道苏云“爱才”。可以不夸张地说，长影每一位中青年创作骨干的成长，都有苏云的心血。王兴东、王浙滨夫妇，前者是部队复员的士兵，后者是下乡知青。1975年他们考进长影总编室时，既没高学历又没创作经验。1979年，他们创作了第一个电影剧本《明天回答你》，就是苏云拍板决定拍成电影的。
　　1984年，王兴东、王浙滨先后从北京电影学院高级编剧进修班毕业，他们当时还是编辑，免不了有许多编辑事务占用时间。他们想搞专业创作，就去办公室找苏云。这个要求在旁人看来有点异想天开，因为常规是北京电影学院本科毕业的导演系学生到电影厂只能由助理导演做起，慢慢向上晋升副导演、导演；文学系毕业的只能做编辑或助理编剧。他们两人入厂只有6年，学历只有大专文凭，就想直接当编剧，确实对长影人事制度是个挑战。苏云既没有笑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也没有批评他们想破格提拔，而是耐心地对他们说：“你们很年轻，才30出头，要一步步来。张天民50年代到厂里也是从助理编剧开始做起。这样吧，编辑可以不当了，当助理编剧吧。但要总编室打个报告，厂务会议讨论一下。”
　　这一年，王氏夫妇和另外两位编辑同时被提拔为编剧。这4人中除了肖尹宪是文革前的电影学院毕业生外，其他3人都是非科班出身，文革后才步入电影编辑行列的。王氏夫妇用他们的实力和后来的创作实践印证了苏云的慧眼。王兴东发自肺腑地说“如果换一个厂，论资排辈，我们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才能拍上第一部影片!”
　　
　　
　　难得的全局观念
　　
　　提起电影《牧马人》真是家喻户晓，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如果没有苏云的全局观念和“割爱”，可能就会有两个《牧马人》。
　　当小说《灵与肉》还没在《人民文学》发表时，我到北京组稿。《人民文学》的朋友告诉我，有个宁夏的作者写了篇小说非常棒，准备在《人民文学》上重点推出。我要了份校样，回到旅馆一口气读完了，当即意识到这是篇好东西，马上就给远在宁夏的张贤亮写了封信，约他改编成电影剧本。不料张贤亮回信说感谢垂青，但他认为这小说不适合改电影。我又写去一封长信说明能改编的理由。张贤亮见我很执著，回信委托我改编。不久，小说发表了，果然很轰动。我和一位副导演合作改编的剧本经总编室领导看了通过后，让我去征求张贤亮意见。
　　岂知张贤亮和我在北京碰头时，他却面带赧色吞吞吐吐地说：“谢晋导演已到宁夏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打了保票，要拍《灵与肉》，并已约请李准担任编剧。考虑到你已改编了剧本，我建议李准先生与你合作，上影方面也同意子……”我当即表明，李准先生是老编剧，根本不需要合作，我也不愿当排名编剧。只要能把作品拍好，我不计较这半拉编剧。但转让剧本，需获得长影领导同意。否则打官司，有你的委托信在我手里，上影也打不赢。
　　正好苏云来京开会，我把情况汇报给他，苏云听后很不高兴：“既是好本子又是我们先抓的，为什么要让出去?上影能拍难道长影不能拍?”我理解，这事涉及到一位电影事业家的自尊、自信。
　　我硬着头皮谈了看法：“小说校样我也曾找过厂内好几个导演看过，他们虑及内容涉及‘反右’和‘文革’不好表现。如果我们扣着不放，当然不一定拍不好，但从阵容来说，谢导演的班子可能更把握些。从编剧力量上，我也没法跟李准先生比。更主要的是这个作者当了20年右派才写出这么部作品来，拍不好对他也是个沉重打击!”
　　也可能是最后一句话触动了苏云的爱才之心，他终于同意让出这部小说的摄制权。这样，才有了《牧马人》的顺利诞生。试想，如果当时苏云执意扣住本子不放，那结局很可能是重蹈北影和八一厂同时拍《许茂和他的女儿》的覆辙，其利弊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看出苏云的博大胸怀。在关键时刻，他是有全局观念的，他是以祖国的电影事业为重的。
　　责任编辑／翟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