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飞鹰――国宝铜奔马新名称考证] 如果国宝会说话铜奔马

　　[摘要]1969年秋,甘肃河西地区武威雷台发现了汉将军墓,次年将墓藏中出土的全部文物运往甘肃省博物馆。该馆接收时,将其中的稀世国宝铜奔马蹄踏飞鸟铸像以“马踏飞燕”的名称登记收藏。后来考古学者发现铜奔马蹄下之鸟并非燕,故1971年在北京及以后在国内外多次展出中改名为“铜奔马”。20世纪70~80年代,我国学者根据各自的见解对该国宝的名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辩,提出若干不同的名称,但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经对各方面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认为铜奔马蹄下之鸟并非燕,极可能是鹰或鹞,“铜奔马”名称有马无鸟,不能矫正“马踏飞燕”名称的偏颇,也无法阻止错误名称的传播。为此,建议将“铜奔马”、“马踏飞燕”正名为“马超飞鹰”, 以便更贴切地反映当时艺术家的创作本意,显现出奇妙的艺术造型与构思,保持国宝名称的真实性与庄严性。
　　[关键词]马超飞鹰;铜奔马;马踏飞燕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05-05
　　
　　 铜奔马铸像是1969年10月在甘肃河西地区武威雷台汉将军墓出土的陪葬品武士仪仗队中的一件珍贵文物,至今已面世40年。铸像的马昂首嘶鸣,以对侧快步向前奔驰,三蹄腾空,神形若飞,右后蹄下有一飞鸟,精美绝伦。1970年6月,该铸像被运往甘肃省博物馆作为出土珍贵文物收藏时,以“马踏飞燕”的名称登记收藏入库。此乃该铸像的最初用名。后经考古学家初世宾与张朋川先生研究,发现该铸像的马蹄下鸟尾不分叉,不像燕子,而像鹰、鹞类猛禽。1971年,该铸像被调往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时改用“铜奔马”的名称参展,而且此后在国内外多次巡展中一直沿用这个名称。该铸像经过国内外多次展出,深受参观者的赞赏和敬佩,被誉为我国的稀世国宝。就在该国宝于国内外展出的同时,我国考古学者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对铸像提出多个不同的名称,并展开热烈的讨论与争辩,但至今没有取得一致认识。
　　
　　一、 铜奔马蹄下之鸟并非燕
　　
　　(一)铜奔马蹄下之鸟鸟尾不分叉,与燕子特征不符
　　首先,将铜奔马蹄踏飞鸟铸像全图和其蹄下鸟特写图列出,供作比较基础。(图1、图2)
　　其次,引用郑作新书中介绍的甘肃河西地区常见的两种燕子――家燕(Hirundo rustica Linnaeus)与金腰燕(Hirundo daurica Linnaeus)的图像,(图3、图4)经比较,可发现铜奔马蹄下之鸟鸟尾不分叉,而那两种燕子的尾形如同剪子分叉。由此可见,铜奔马蹄下之鸟不像燕子。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燕”字是象形字,上面是头,中间是口,两旁代表左、右两翼,楷书下面为四点,篆书下面为“火” 字,“火”字中间“人” 字下部广阔地分叉,代表燕的尾巴。《新华字典》解释“燕”的尾巴像张开的剪刀。英国《牛津大字典》和美国《韦伯斯特大字典》均解释“燕”(Swallow)为尾巴分叉的小鸟。由以上资料可见,古今中外对燕尾分叉有共同的认识。据此,由于该铜奔马蹄踏飞鸟铸像中的鸟尾不分叉,可以断定其不是燕子。
　　(二) 从动物生态学和生理学的角度分析,燕和马的关系十分疏远,很少接触
　　就食物而论,燕食昆虫,马食草料,彼此对食物没有竞争。就居住而言,燕为候鸟,夏初来时,多筑巢于民房屋梁上或房檐下,马则居于人建的马厩或马圈中,彼此没有接触。就繁殖而言,马生幼驹吸食母乳,稍大则随母马去草场采食嫩草,或由饲养员补喂饲料;燕则不然,夏秋孵育两窝燕雏,每日出外捕捉昆虫饲喂幼雏,屡出屡进,每日工作14～15小时,故人们称之为劳燕。由以上分析可见,将燕与马安放在同一铸像中,与实际生活情况距离太远。有人说,“马踏飞燕”描写马跑的速度比燕还快,实际上鹰飞得比燕还要快。据报道,德国科学家用电子计时器测得游隼(一种可驯作猎鹰的大型猛禽)飞行时速可达370～386.16公里,苍鹰短距离冲刺飞行时时速可达600公里,针尾雨燕飞行时速达到250～300公里。可见,用“马超飞鹰”比“马踏飞燕”形容马跑得快更有说服力。
　　
　　二、铜奔马蹄下之鸟极可能是猎鹰或猎鹞
　　
　　(一)铜奔马蹄下之鸟鸟尾不分叉,和甘肃河西地区常见的两种鹰颇相似
　　根据郑作新、王香亭二氏书中所载,甘肃河西地区两种常见鹰分别为苍鹰(Accipiter gentilis Linnaeus,地方名为黄鹰)与雀鹰(Hirundo Nisus Linnaeus,地方名为鹞子)。(图5、图6)
　　将图5、图6分别和图1、图2比较,可见铜奔马蹄下之鸟的尾巴和那两种鹰的尾巴都近似平齐型,不分叉,和燕尾截然不同。另附列出雀鹰飞翔腹面图(图7)和铜奔马蹄下之鸟形态图(图8),更能明晰地显示自然状态下的雄鹰展翼与平齐型尾的情况,和铜奔马蹄下之鸟非常相似。
　　(二)铜奔马蹄下之鸟鸟尾有一小孔,证明该鸟是猎鹰或猎鹞
　　初世宾先生与张朋川先生最初指出,铜奔马蹄下鸟鸟尾后部背面有一小圆孔,“是猎鹰尾常常系铃与�索的表示”。从本文图2与图8中即可明显看到该小孔。为解释该小孔的功用,初、张二氏曾引用《艾氏杂说》中一段话:“鹰隼击物,或入林中绊足,�索偶为木之所绾。振羽之际,铃声可寻而索也。” 这一段话可用以证明铜奔马蹄下之鸟是一只猎禽,其尾上小孔可系铃与�索,在狩猎中发挥效用。
　　(三)由铜奔马马蹄与蹄下之鸟的比例可推断该鸟是一种大型鸟种
　　根据甘肃河西地区马的大小估测,铜奔马蹄下之鸟翅长约为25厘米,与王香亭实测的甘肃省河西走廊(包括武威)常见的苍鹰、雀鹰翅长相近(公苍鹰与公、母雀鹰的翅长依次为 34.5厘米、25厘米与21厘米)。王香亭实测甘肃河西地区常见的家燕及金腰燕公的和母的翅长依次为11.6厘米、 11.4厘米、11.4厘米与11.4厘米,铜奔马蹄下之鸟原型的翅长大约为两种河西地区常见燕子翅长的2倍。由此可以推测,铜奔马蹄下之鸟的体格近似鹰而远大于燕。
　　(四)铜奔马蹄下之鸟的眼与嘴和鹰的比较
　　据王香亭和郑作新书中资料(包括图与文字),鹰视力敏锐,可以望远,虽在高空中飞翔,仍可侦察地面上的猎物。因此,鹰眼的构造必定特殊与突出。观查铜奔马蹄下之鸟的眼部,可看到其眼圈甚大,眼珠突出,颇似鹰。(图2)郑、王书中描述鹰的嘴部弯曲如钩,锐爪与钩嘴相配合,可以捕杀和撕碎猎物吞食。图2中的马蹄下之鸟的嘴部并不平直,有点向前面下部弯曲的状态,颇似鹰嘴。
　　(五)猎马与猎鹰铸像编排的合理性
　　通过考察武威雷台汉墓,可知将军墓中的陪葬品是将军生前生活、工作与各种活动的反映。古代将军率领军队,战时作战,平时操演与狩猎,狩猎也是习武的操演方式,这是我国的历史传统。《正字通》记载:“猎以供俎豆,习兵戎,是国家重事也。”
　　古代帝王后妃、王公大臣出巡时皆有仪仗队,其专名为“卤簿” 。卤簿中有专供贵人骑乘、不作一般骑用与挽用、不放鞍驾车的散马,名为“诞马”或“但马”。《新唐书》记载:“一品卤簿有诞马六,二品三品有诞马四,四品五品有诞马二,多少随官阶而生。”由此可以认定,铜奔马代表供将军生前狩猎骑乘用的散马。当时的铸铜艺人在铜奔马蹄下安置一只猎鹰,构成一幅狩猎景象,这是合情合理的。在汉代,将军等高级武官出行时有仪仗队及散马,同时他有率领军队演习狩猎的职责。所以,猎鹰与猎马铸像编列在雷台将军墓陪葬品武士仗队中是合理的。
　　(六)猎鹰与猎马协助狩猎在汉晋魏时河西地区考古遗迹中的反映
　　英国鹰猎爱好者艾伦・盖茨报道了2007年7月在英国举办的鹰猎者大会的有关情况。会议邀请了数名中国鹰猎者参加。中国被认为是世界鹰猎的起源国之一,因为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了鹰猎活动。这一科学判断,可以从甘肃河西地区考古发掘的许多岩画与墓壁砖画中得到印证,汉将军墓出土的铜奔马蹄踏飞鸟铸像更为这一科学判断提供了不争的历史铁证。
　　丝绸之路开通以前,甘肃河西地区为蒙古匈奴等少数民族居住。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后,在河西地区建立敦煌、酒泉、张掖与武威四郡,派军驻守,实行军垦;同时,迁移大批内地农民到该地区进行农垦,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宜牧之地则牧,多为少数民族占用,宜农之地则供汉民农垦,彼此风俗文化交融。从汉末到魏晋,该地区的农牧民及驻军应用猎鹰与猎马协助狩猎已经习以为常。士卒狩猎是演习战争,牧人狩猎是畜牧的副业,农民狩猎是农闲作业。他们狩猎时或骑猎马、或步行、或放猎鹰与猎犬、或持戈矛与弓箭。当时的岩画和墓壁砖画反映了各民族军民的游牧与狩猎情况。据不完全统计,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壁砖画中,有狩猎内容的壁砖画24幅,其中反映鹰猎内容的就有9幅之多。图9与图10显示了猎人应用猎鹰与猎马协同狩猎的实际情况,较为清晰地显示了猎鹰的平齐型尾型。
　　据初世宾与张朋川先生研究,雷台汉将军墓主人的死期为汉灵帝中平三年至曹魏黄初年间(186~220年),与魏晋两朝墓壁砖画年代(220~316)较为接近。可以断言,这两个时期的风俗、人情与习惯大致相似。因此,制作雷台汉将军墓中铜奔马铸像的艺术工人不但对甘肃河西地区的自然情况和社会风俗习惯十分熟悉,而且对该地区魏晋墓壁砖画中反映有关当地狩猎的情况或耳闻或目见。因此,他们绝对不会把一只尾不分叉的鸟当作飞燕安放在猎马的铸像中。
　　唐代诗人王维曾写了一首描写将军骑猎马带猎鹰狩猎的诗:“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急,雪尽马蹄轻……”诗中的鹰和马就是猎鹰和猎马。唐代诗人韩愈写的《石鼓歌》中有几句诗:“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鸣相磨。�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这几句诗充分描写了当时周宣王以国家军队元首的身份率领诸侯军队参加大规模狩猎的壮观景象。这次狩猎是当时全国军队中的一项重大事件。由这两首诗可以证明,雷台汉将军墓中陪葬品武士仪仗队中编列有猎马与猎鹰的合铸像的合理性,同时,也证明铜奔马铸像中蹄下之鸟是猎鹰的可能性。
　　
　　三、铜奔马争辩用名异军群起的情况及影响
　　
　　我国考古学者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于1983年8月召开的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中,对铜奔马蹄踏飞鸟铸像的名称,首先提出奔马应改为天马,该铸像名应改为“龙雀蟠蜿,天马半汉”。此后,在其他学术会上及某些个人发表的论文中,也提出若干新名称,例如“马踏乌鸦”、“马踏飞隼”、“马踏飞鸟”、“马踏龙雀”、“马超龙雀”、“天马奔雀”、“飞廉铜马”等,不一而足,它们可以概括称之为争辩用名。由于这类争辩用名只在考古学报及其他有关刊物中登载,传播范围较小,未在广大社会中流传应用,其影响不大。
　　上已述及,“马踏飞燕”这一名称缺乏科学性,但为什么还会在社会上流传不休呢?究其原因,一是这个名称为最初用名,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二是只有少数人目睹过这件国宝,且目睹者的注意力又多被奔马的雄姿所吸引;三是“马踏飞燕”这一名称在形式上具有成语的特征,而国人对成语又由衷酷爱。正如初世宾先生诠释的那样,“马踏飞燕”四个字“言简义赅,生动活泼,如诗如画,朗朗上口”。加上长期以来马是人的得力帮手,燕乃民居佳侣,人与马、燕的感情深厚,非同一般。因而,当“马踏飞燕”这一既富生活气息又具艺术魅力然而却欠科学的用词一出现,大多未见到过或未细心观察过该国宝的人们瞬间就会自然接受,从而广泛流传。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日益繁荣,弘扬中华文化显得十分迫切。本世纪初,利用国宝铜奔马铸像做文章的事件层出不穷,“马踏飞燕”的称谓又出现在社会上。由于某些媒体的推波助澜、权威部门的监管缺失,致使以讹传讹,谬种流传。例如2002年3月初中央电视台《人与自然》节目中,主持人称这件国宝为“马踏飞燕”。同一年中,中央电视台某一颁奖晚会大量奖品为该稀世国宝的小型仿制品,男女主持人均称此仿制品为“马踏飞燕”。尤其令人遗憾的是,2002年,由北京商之艺艺术有限公司生产的赠送给世界各国政要的国礼――24K镀金青铜仿制品铜奔马铸像,在赠品的进口鸡翅木基座上竟然篆刻着“马踏飞燕”四个烫金大字。(图11、图12)这项差错有损国家的光荣与尊严,贬低了我国考古科学研究水平。因此,必须用一个科学、严谨的名称为该国宝正名,才可能杜绝 “马踏飞燕”这类不正确用名的继续流传,逐步消除其负面影响。
　　
　　四、国宝马踏飞鸟铜铸像正名为“马超飞鹰”的合理性
　　
　　 “马超飞鹰”是本文拟建议的改正新名,在字数、形式、规格、语法、音调、韵味与情趣上,和在我国社会上流传多年的通俗用名“马踏飞燕”有相似之处。经过认真推敲,“马踏飞燕”中的“燕”名不副实,应改为“鹰”字,使之顺理成章;而“踏”字有下踩的意思,马蹄踏在鹰身上势必导致伤害,违背猎鹰、猎马协同狩猎的本意。我国著名的育马学家崔�溪教授早就指出,“踏”字是严重错误,如不改正,将成日后笑柄,遗憾无穷。“超”字在空间上有“跨过”的意思。“马超飞鹰”这个名称,只是寓意马的奔跑速度快而产生的猎马与猎鹰在空间的位移,毫不妨碍猎鹰与猎马协同狩猎的本意。若将“燕”字改为“鹰”字,将“踏”字改为“超”字,“马超飞鹰”一词则科学性、艺术性与人民性三性具备,描绘了一幅汉朝将军狩猎的实景图。一般狩猎情况是鹰飞较快,飞在前,马跑较慢,追在后。制造陪葬品的铸铜艺人为描绘该猎马的速度特别快,便设想当猎鹰飞近地面捕捉猎物时,猎马纵身飞奔,越到鹰的前面,同时,用右后蹄轻触鹰背,提醒鹰说自己已经超越到它的前面。鹰不相信,便耸肩回头观看。该艺人捕捉到这一瞬间美景,将其铸造为像,十分生动活泼,表现出奇妙的艺术造型与艺术构思,感人至深, 引人入胜。在过去“马踏飞燕”广泛流传的社会基础上,推广应用“马超飞鹰”这个改正新名,阻力较小,推广应用较易,由此说明推广这个改正新名的可行性。如将“马超飞鹰”公认为该国宝的正式定名,加以推广应用,可免继续发生错误,从而保持该稀世国宝名称的真实性与庄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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