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小说谈新时期文学真实性的嬗变】 新时期乡土小说

　　[摘要]真实是文学的基本理念,但由于政治环境、思想制度、经济状况的变化,真实性在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着不同的表现。新时期是个大变革的时代,作者从文化角度洞察农村,从较为纯粹的文化视角来描绘农民的苦难意识,提高了乡村小说的真实程度。
　　[关键词]文学真实性;乡土小说;《爸爸爸》;《古船》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69-02
　　
　　一
　　
　　
　　真实是文学的基本理念,对真实的不同认识极大地影响着小说文本。“文学创造首先是理解、反映和阐释对象世界的认识活动,认识活动的价值取向是以‘历史理性’求‘真’。具有‘真实性’品格的作品,才能让读者产生信任感、认同感。正是基于这一点,‘真实性’就成为衡量文学创造成就的首要标准。”[1]
　　 乡土文学自鲁迅倡导发起并开笔实践以来,一直备受作家的青睐,由此在文学史上形成了一批优秀的乡土作家群。乡土文学主要是指乡土小说,在其发展过程中,作家们无一例外地运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但它所呈现出来的文学真实性却由于艺术规律的变化与作家主体意识的提高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的关注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作家情理交织的产物,是同情与批判的交融。这类小说描绘的多是未受城市文化冲击、未受现代启蒙的农村农民,处处体现着对农村愚昧落后的不满与浓重甜蜜的乡愁所形成的矛盾,也处处渗透着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心理。作家们想改变这个世界却又无能为力,只好用手中的笔来抒发他们的愿望与不满,猛烈地抨击那古老落后的生活方式与荒诞的传统陋习;同时,又不由自主地把家乡的一些古老淳朴的乡风乡俗浪漫化。
　　20世纪30～40年代,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一些有着左翼倾向的作家开始关注农民以及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及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转变,他们从“五四”时期大众的启蒙者和精神领袖,逐渐开始向大众的学习者和教育者转变。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以反映农村落后的现实以及民族深重苦难为主,以星火燎原之势蓬勃发展。
　　20世纪4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乡土小说莫过于赵树理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小说。由于政治环境的变迁,现实主义成为作家们用以表明政治立场的创作手法。十七年文学中的乡土小说与之相呼应,可以说是40年代解放区这种创作手法的深化与发展,也可以说是政治影响逐渐深化的结果。在这类小说中,农民英雄日益成为意识形态的负载者;与之相反,知识分子不再是革命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出现这样消长的最直接原因是作家的革命者身份不断加强,而农民的地位与作用得到空前的提高与强化。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力提倡真实,但这种真实逐渐被作家们演绎成高度政治化的真实,这些小说将农民写成“高大全”,反而显得不那么真实。在他们由普通农民向革命者转变的过程中,往往由于其思想意识、阶级立场转变得太快而使这类人物普遍缺乏真实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现实主义的本质――真实性和批判性。
　　 20世纪80～90年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方面,经济迅猛发展,物质世界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人们的思想世界无所依托,没有归属感。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部分乡土作家毅然踏上了回归之旅,寻求精神家园。新时期作家剥去了粘贴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标签,让农民形象从虚假的崇高和理想形态中回到平凡与真实,不再负担各种不能负担或无力负担的观念。作者从文化角度洞察农村,描绘农民的苦难,进一步提高了乡村小说艺术真实的程度。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乡村小说《爸爸爸》和《古船》为例,来分析文化意识的丰富以及作家主观特性的提高对小说真实程度的影响。
　　
　　二
　　
　　《爸爸爸》中,韩少功看似平淡实则充满感情的笔触把一个封闭、愚昧、原始的小山村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把一个埋藏在民族历史尘埃中的活化石挖了出来,让人触目惊心、感慨万千。在这里,他挖出来的是民族遗留下来的惰性,披露了原始、愚昧的生活和思想,表达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和深深的忧患意识。丙崽是一个白痴型的人物,解读这一人物,要将其放在中国文化背景内思考其隐喻意义。这个寨子“落在大山里,白云上,常常出门就一脚踏进云里,你一走,前面的云就退,后面的云就跟,白茫茫的云海总是不远不近地团团围着你,留给你脚下一块永远也走不完的小孤舟,托你浮游” 。“岔路鬼”和“蛇好淫”的故事反映了山寨充满迷信色彩的神秘性。作为停滞物的象征,丙崽能在地上爬来爬去时,便学会了说两句话,“爸爸爸”,“x妈妈”,然而七八年后,“他还是只能说这两句话,而且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是很大,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见人不分男女老幼,亲切地喊声‘爸爸’” 。当“后生们一个个冒胡茬,背也慢慢弯了”时,“丙崽还是只有背篓高,仍然穿着开裆的红花裤”。无疑,丙崽这个形象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劣根性,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直接来自于生活原型的模式,没有走“按原有之貌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老路,这种象征、隐喻的用法通篇体现在作品中。
　　既吸纳现实主义典型化之精华,又兼采先锋派写意之长,博采众长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中最值得称道的现实主义新现象。这一路作家仍以现实主义为内核,但又不拘泥于传统的真实性,运用写意、象征等手法来处理作品。
　　《古船》再现了特殊年代里的另一种真实。这是一部民族的沧桑心灵史,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描写了胶东芦青河畔洼狸镇上几个家族40多年来的荣辱沉浮、悲欢离合,生动地刻画出隋家几个子女在历史长河中性格和命运的变迁:大儿子抱朴目睹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残酷,变得压抑沉默;二儿子见素要把已承包给赵家的粉丝厂夺回来;美丽高贵的含章一直生活在赵家四爷爷的阴影下……洼狸镇这个古老的城镇映射了整个中国在新的文化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激烈碰撞中的苦难与挣扎、彷徨与失落。《古船》以一个家族的沧桑书写灵魂的困境与挣扎,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以及改革大潮冲击下那块土地的变化。古船就是中国。洼狸镇河面渐浅,被挖掘出的古船被无知的人们要当成柴烧掉……都代表着传统文化的没落。李知常电灯、发动机的发明与应用,见素洼狸大商店的开业,地下河和煤的发现……见证了新文化的涌入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与革新。所以说《古船》就是“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的碎石”。[2]它以一个古老的城镇影射了整个中国,以一条河流象征生生不息的生命,以一个家族的沧桑抒写灵魂的困境与挣扎。
　　不管是韩少功的《爸爸爸》还是张炜的《古船》,都从另一个层面解读了当代社会在时代变迁与历史发展中的真实,最重要的是反映了真实的人性。这是在解放区和十七年乡土小说中所领略不到的更接近人类精神层面和生存状态的真实。
　　
　　三
　　
　　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作家主观意识写现实的创作手法,可以说是真实的回归与升华。这个时期的乡村小说除了以“真实”创作“真实”,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张炜、韩少功、余华等作家的创作,它们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小说都更远离农村生活的客观样式,作家的主观意图无时无刻不渗透在小说中。传统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更加注重探索的是形而下的真实、客观的真实,而新时期作家们追寻的是形而上的真实、主观的真实。[3]较之利弊,不能断然说二者谁优谁劣。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华民族经受深重苦难的时代,这一时期没有比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更加真实可信的了。
　　新时期,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改观,作家的独立意识、理性自觉和主观创造精神也逐渐增强。另外,这一时期,人文向经济投降,表现出文化价值上的迷乱与人文精神的缺失,这两方面都促使作家开始注重个人意念的抒发、主观意识的渗透。因此,超越农民客观生活和突出作家主观特性的乡村小说更接近这一时期的真实。
　　真实性固然是衡量文学创作成就的首要标准,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不同,对于真实性的衡量标准也不尽相同。客观真实所造就的现实感和主观真实所挖掘出的思想纵深感,共同为评判文学作品的优劣提供了不同的准绳。无论是形而下的真实,还是形而上的真实,带给文学作品的都不是到底真实与否的疑问,而是为我们通过对各个时期文学作品的拜读,提供了一个了解时代环境,开掘民众心理的可靠途径。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55.
　　[2]张炜.古船[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
　　[3]王庆.现代作家身份变化与乡村小说转型[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4]张志平.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