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贵传奇 画戟白袍薛仁贵

　　我们提到唐朝时一般会用“盛唐”来形容，唐朝“盛”在哪里?盛在从皇帝到普通百姓自信、博大的胸怀上；盛在社会经济与文化极度繁荣，随时迎候万国来朝的恢弘上；盛在睥睨寰宇，东征西讨而夷狄皆服的强大军事力量上。
　　在唐初，追随太宗李世民与高宗李治的名将有很多，其中大多数将领不仅军事才能出众，道德水准更是全民族学习的楷模。但有一位将领，年轻时屡次故意在太宗面前显示勇武，以求得到皇帝的认可；他战功赫赫，凭3000人踏平平壤城，灭亡了高丽(又称“高句丽”，与后来的朝鲜民族祖先高丽国关系不大)；他大败亏输，大非川一战致使5万唐军全军覆没。这个矛盾的集合体就是大唐名将薛礼(字仁贵)。
　　
　　年少糊涂
　　　薛仁贵出身于武勋世家，其六世祖是南北朝时期宋朝大将薛安都。经过南北朝和隋末的战乱，薛家已不复当年的兴旺，到了薛仁贵这代已经是家徒四壁，靠种田为生了。薛仁贵出生时正值隋末战乱，小时候的他便向往着成为统兵大将，因此虽然平时要下地干活，但闲暇时经常自己钻研武艺，兼之其身体强健，膂力极大，悟性又强，倒也给他琢磨出不少上阵杀敌的技巧。
　　可事与愿违，当薛仁贵成年后武艺超群，想随军征战时，已经到了唐朝初年，天下刚刚从战乱中恢复，民心思安，几无征战的机会。练了一身好武艺的薛仁贵自然不甘心在乡下种地，便动起了歪心思，想通过迁移祖坟换换风水，或许自己便能飞黄腾达了。他的妻子知道了薛仁贵的想法后，劝他说：“如今朝廷正准备东征高丽，你一身武艺正是施展才华的好时机，等你凯旋归来时再考虑迁祖坟也不晚啊。”中国古代女子一直被社会限制学习文化知识，故很少出现有见识敢担当的巾帼英雄。薛仁贵的妻子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确实极为难得，话里的潜台词是“人生富贵是靠自己去争取的，想迁祖坟博取转运，只会让祖宗蒙羞”。但她又没有把“迁祖坟”一事否定，只是顺着薛仁贵的意思说等他衣锦还乡再迁，既劝住了丈夫，又顾全了他的脸面。只此一句话便比当时的薛仁贵强太多了，同时也是当今众多女性学习的榜样。
　　薛仁贵听从了妻子的建议，加入了唐军，并于贞观19年(645年)随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当唐军行至安地时(今辽宁盖县东北)，前锋中伏，被高丽军包围，薛仁贵所在部队被派往营救。面对敌军，早就按捺不住心中激动的薛仁贵“跃马径前，手斩贼将，悬其头于马鞍，贼皆慑伏”(《旧唐书・薛仁贵列传》)。他的处女战便出手不凡，在敌军阵中击杀其统兵将领，使高丽军不敢上前迎战，顺利解了前锋军的围困。从此，薛仁贵的名声开始在唐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广为流传。
　　
　　勇冠三军白袍将
　　
　　唐军一路势如破竹，于当年6月22日抵达安市城(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北。此时高丽莫离支(大元帅)、泉盖苏文(弑君摄政，大权独揽)派兵15万拦截。太宗以当地山谷为阵设下埋伏，派小股骑兵诱敌深入。高丽军进人山谷后，唐军将前后谷口堵住，太宗自领4000人埋伏在山上，准备冲击敌军侧翼。高丽军见前后均有唐军堵截，知道中伏，但自持兵力众多，所以并不惊慌，只是调整阵型，准备分头迎敌。据《旧唐书》记载，正在高丽军变阵微乱之时，薛仁贵身披白袍(他知道此时太宗李世民就在旁边的山上观察敌情，为了引起皇帝的注意，便故意穿着白袍冲杀)，手持大戟，纵马而出，杀向敌军，利用高丽军混乱之机连斩数名将领，导致高丽军阵型大乱。李世民见敌阵中自袍小将勇悍异常，便问手下此人是谁，答日薛仁贵。自此太宗便知唐军中有一员骁将不仅武力出众，而且还很会把握时机(战机和露脸的机会)。唐军三处齐出，杀得高丽军溃败而逃，此战斩首2万余级，薛仁贵在太宗心中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
　　薛仁贵初出茅庐，耍的小手段实在不怎么样，太宗一眼便看穿了，但他不计较属下的贪功求名、不听号令，只要他能帮助唐军在付出最小代价的同时取得最后的胜利，太宗一样会给予重用。从此点也可看出，太宗实已达到“兵之道，运用存乎一心”的至高境界，且心胸宽广，有容人之量。如果换成是气量狭小、猜疑心重的明朝崇祯帝，看穿薛仁贵为求功名对自己耍小聪明后，估计会以“不尊军令，擅自出击”的罪名将其押入诏狱，秋后问斩。 　杀退高丽军后，唐军便猛攻安市城，但久攻不下，又时值仲秋，天气寒冷，士卒多有冻伤者。太宗便下令大军回撤，以后徐徐图之。
　　回到营州(今辽宁朝阳市)后，太宗单独召见了薛仁贵，并勉励他说：“跟随我征战的将领如今都已老迈，我不忍再让他们冲杀疆场，以后开疆拓土、威震四方的征战就全靠你了，此次征战，得辽东近半土地，但我并没有多高兴，让我高兴的是得到了你这样的将才。”随后封薛仁贵为右领军郎将，守卫玄武门。世人莫不敬佩太宗用人之能，在此处太宗的才能尽显，一番话说得情真意切，感动得薛仁贵恨不得立刻“找个恶势力与它同归于尽”。
　　
　　领军3000灭高丽
　　
　　自从贞观19年太宗征高丽未竞全功而返后，唐朝对高丽的战略做了重大调整：高丽之所以久攻不下，是因为其城多建于山上，易守难攻，强行攻城势必造成唐军的重大死伤，对于辽东苦寒之地来说得不偿失。因此，改以前的大军强攻为小股袭扰，使高丽民众无心耕种，国本动摇，到时再取高丽则易如反掌。在此相持阶段，薛仁贵再次引兵东征，多次打败高丽军，斩首3000余。
　　唐显庆四年(659年)，太宗已经离世，高宗李治继位，但对高丽的战略部署未做改变。薛仁贵率军与高丽军大战于横山(今辽阳附近华表山)，唐军冲锋时，薛仁贵一马当先，连珠箭发，高丽兵莫不应弦而倒，士气一蹶不振，被唐军一个冲锋便全线崩溃，唐军占领横山。与高丽军再战于石城，这次高丽军吸取了上次战败的教训，深刻认识到弓箭的重要性，从国内也调来一位神射手，连续射杀唐军十余人。薛仁贵一看敌人竟敢在自己的“强项”上逞凶，大怒，撇下弓箭，从敌阵侧翼纵马疾驰，瞬间冲到高丽神射手身前，大喝一声，探手将其生擒。用实际行动告诉高丽人：你家军爷我还有好几招绝活没用呢!此战胜利后，薛仁贵率军又绕道西北黑山一带，击败了契丹军，生擒契丹王，押送东都洛阳。此时的薛仁贵已因功升任左武卫将军，封为河东县男(男爵)。 　乾封元年(666年)，高丽摄政王泉盖苏文死，他的三个儿子为争夺继承权大打出手，其长子处于弱势，便向唐朝求降。自太宗征高丽到如今已有二十余载，唐朝的骚扰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高丽在外忧内患下军事实力急剧退步。高宗李治认为再次征高丽的时机已到，便令唐军再次东征，而薛仁贵被任命为后援军统帅，于当年12月出征。 　 唐军初战告捷，连下高丽新城 (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城)等16城，但却被高丽军利用熟悉地理的优势趁夜偷袭，损失惨重，眼看便保不住新城等地。正在双方军队鏖战之时，薛仁贵率军从侧翼攻击高丽军，并将其拦腰斩断，再配合杀出重围的唐军主力合击被反包围的高丽军。此战高丽军大败，唐军斩首5万余，可以说一多半都是薛仁贵的功劳。
　　唐军借此战的余勇，在金山大破高丽军，并与泉盖苏文长子汇合。薛仁贵通过两场大战，看出高丽军虽人多势众，但战力比起唐军远远不如，且主将战场随机应变能力极差，于是便制定了以3000人偷袭扶余城(今辽宁四平)的计划。当时诸将都认为兵力太少，此去凶多吉少，但薛仁贵却说：“在主将善用耳，不在多也。”(《旧唐书・薛仁贵列传》)于是力排众议，执意进军。他的作战计划看似冒险，其实正是针对高丽军缺陷的最佳决策。
　　果然，在前往扶余城的路上，与前来阻击的高丽军相遇，薛仁贵再次故技重施，以小股部队猛击高丽军侧翼，敌军无法在短时间内变阵，阵型被彻底冲乱。薛仁贵乘胜追击，一举拿下了扶余城，其余40余座城池不战自降，薛仁贵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并于不久后与唐军主力会师于平壤，高丽至此归于大唐统治。唐朝在原高丽境内设置176城、69万余户，为新城州(治今辽宁沈阳东)、辽城州(治今辽宁辽阳东北)、哥勿州(治今吉林通化西北)、居素州(治今辽宁抚顺东)、建安州(治今辽宁盖州)、卫乐州、舍利州、越喜州、去旦州等9个都督府，南苏(今辽宁新宾)、盖牟、代那、仓岩(今吉林通化)、磨米、积利(今辽宁瓦房店)、黎山、延津、木底、安市、诸北、识利、拂涅、拜汉等42州i00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选拔此次东征有功的将帅担任都督、刺史、县令治理地方。以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领兵2万镇守平壤(后移治新城)。封薛仁贵为本卫大将军、平阳郡公(公爵)。
　　史书上称薛仁贵在职期间，“抚恤孤老；有干能者，随才任使；忠孝节义，咸加旌表”。使“高丽士众莫不欣然慕化”(《旧唐书・薛仁贵列传》)。但从不久后高丽境内便反唐浪潮高涨，处处揭竿而起，唐朝只好将高丽壮丁全部迁往江浙、甘肃一带屯田的情况来看，史书上的记载有失偏颇，至少薛仁贵在高丽期间只是做到了武力弹压，并未“欣然慕化”。不过以统治外族而论，未取得良好效果也无可厚非，毕竟今天的韩国也对美国驻军颇为抵制。
　　
　　三箭定天山
　　　唐龙朔元年(661年)10月，自东突厥灭亡后，在唐朝的西北方，铁勒逐渐强盛起来，并屡次侵犯唐朝边境。于是高宗李治派大军征讨，任命薛仁贵为副统帅。在出发前夕，唐高宗设宴饯行。席间，唐高宗取出几套铠甲对薛仁贵说：“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旧唐书・薛仁贵列传》)
　　此时的薛仁贵还属于军界新贵，以前也未统帅过如此多的兵马。因此，这次高宗派他为副统帅后，担心其他宿将轻视他，使其在战场上不能发挥出所有的军事才能，故想出了这个计策，在大军出征前给薛仁贵创造一个震慑诸将的机会。薛仁贵心领神会地立刻拿着弓箭走到百步外，一箭便洞贯所有铠甲，高宗当着众将的面故作大惊状，连声表扬薛仁贵的武勇，并命人取坚甲赏赐薛仁贵。
　　据《旧唐书》记载，次年3月，唐军与铁勒军决战天山。铁勒选精锐骑兵数十人前来唐军阵前挑战，均装备厚甲、弯刀，策马在距离唐军阵前120步外来回驰骋，耀武扬威，企图引诱唐军大队追击。薛仁贵显然看破了铁勒军的计策，既然敌人以精锐小队挑衅，那么他便以个人武力回应。薛仁贵匹马冲出军阵，瞬息间连发3箭，箭簇穿透厚甲，贯人铁勒小队的3名军官体内。敌军士兵见己方军官仅一个照面便被唐军射杀，且唐军将领马速极快，己方这几十人如果与其近战，必将被后面的唐军大部队剿灭，如果逃跑，恐怕也跑不过这位箭快马也快的唐军将领。在左右都是死的情况下，铁勒精锐骑兵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投降。
　　薛仁贵为了震慑铁勒军士气，也为了以后军事部署的方便，下令将这几十个铁勒骑兵全部坑杀。此杀俘的举动虽然遭到后世史学家的诟病，但在当时的唐军中并不算什么。毕竟如此明目张胆地在数万唐军面前耍小聪明，实在是弱智得该死。随后薛仁贵命令唐军整队向北出击，并派出大量斥候对行军路线及其两翼详加侦察，避免落入铁勒军的伏击圈中。
　　铁勒大军本来埋伏在天山深处，准备等骑兵引诱唐军进山后便四处掩杀。可等来的却是唐军有条不紊、侦骑四出的大军。铁勒军到此时才知道自己的先锋已经被唐军斩杀，面对步步为营、严阵以待的唐军，铁勒军气为之夺，只能迅速向北方撤退。薛仁贵一路追击，直至漠北，大败铁勒军，俘虏其主将，高奏凯歌而还。当时军中士兵自编的小曲唱道：“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人汉关。”从此铁勒由盛转衰，不敢轻易骚扰唐朝边境。
　　
　　兵败大非川
　　
　　自驱逐铁勒及剿灭高丽之战后，薛仁贵成了唐高宗麾下名副其实的大将，威望无论是士兵中还是将领中都一时无两。而自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后，吐蕃与唐的边境线维持了30余年的和平。到了唐咸亨元年(670年)4月，吐蕃大将噶尔・钦陵率大军北上，先后攻取了于阒(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喀什)，龟兹(今新疆库车)的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焉耆(今新疆焉耆)以西数镇，大大动摇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
　　得知吐蕃的军事行动后，高宗为了维护大唐王朝在夷狄面前至高无上的荣誉(唐朝在东南西北各方小国的眼中地位确实超然，是自秦统一中国以来未有的，也是自宋以后的中原王朝不敢想象的，可谓空前绝后)，再次派遣薛仁贵为统帅，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统帅，率领5万大军西征。
　　郭待封也是武勋世家之后，但为人却气量狭小，曾任鄯城镇守，官职与薛仁贵齐平，此次出征却只能做二把手，心里自然不服气，故自出征后对薛仁贵的命令大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薛仁贵第一次当“集团方面军总司令”，志得意满下也未对郭待封深究。于是，一颗定时炸弹便埋在了此次西征的唐军最高领导中间。
　　薛仁贵知道吐蕃乃政教合一的国家，全民皆兵，且在宗教的引导下士气极高，此次西征不可能出现“三箭定天山”那样好打的仗，等在自己面前的是40万吐蕃军顽强的抵抗。因此，他摒弃了征铁勒时的“以奇胜”策略，对吐蕃作战决定“以正合”，即大军先守住一个边防据点，以此据点为依托，转运后勤辎重，等唐军消除了远来疲惫且作战物资充盈后，再与吐蕃军决战。
　　这个据点薛仁贵选在了大非川(今青海共和西南切吉旷原)，他命郭待封尽快将辎重运抵大非川，并构筑临时防御工事。随后自己带领精锐骑兵3万人快速奔袭，在河口 (今青海玛多)一带与吐蕃军前锋遭遇。由于薛仁贵进军迅速，导致吐蕃军未料到如此快就会遭遇唐军主力，一切防御设施均未构筑，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还未做好与唐军决战的准备，两军遭遇后，被唐军骑兵一个冲锋便全线崩溃，薛仁贵乘胜进占乌海(今青海喀拉湖)城，一边让军队抓紧时间休息，一边等待郭待封后军的到来。　 此时的郭待封却根本未将薛仁贵的军令放在眼里，加上青藏高原海拔高，在唐朝时由于气候比现在湿润，地表多有沼泽，给辎重行军带来很大的麻烦，后队行军十分缓慢，到达大非川肯定是要延误了。但就算现实情况如此，郭待封仍未派人通知薛仁贵自己遇到的麻烦，兴许在他心里，向主将薛仁贵认错比违反军法更丢面子。于是唐军前后队出现了可怕的“脱节”现象，更为严重的是，两队主将均不明对方的具体情况，这给吐蕃军各个击破创造了绝好的战机。
　　噶尔・钦陵立即率20万大军绕过薛仁贵前锋，直击郭待封部，在面对十倍的敌人和无数行进缓慢的辎重时，郭待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弃军逃跑，手下的2万人大多为护卫辎重战死，残部分头突围，向薛仁贵部靠拢，全部辎重被吐蕃军缴获，唐军丧失了与吐蕃军长期相持的资本。 　在乌海的薛仁贵从跑过来的溃兵口中知道了后队覆灭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军撤退，但此时吐蕃的20万大军正好卡在其回撤的路线上，并日夜兼程杀向乌海。后勤保障断绝的薛仁贵只得退守早已观察好地形并筑有防御工事的大非川。同年8月，吐蕃40万大军完成了对薛仁贵部3万人的合围，唐军由于兵力相差悬殊，且军粮告罄，在连续一个多月的机动作战中始终不能冲出吐蕃军的围困。无奈之下，薛仁贵在大非川率3万疲惫之师与吐蕃40万大军决战，结果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噶尔・钦陵并不想与强大的唐朝彻底决裂(唐朝时期周围小国起兵进犯，其战争目的多为索要土地、人口以及更高的外交地位，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便在胜利后与薛仁贵订下了“城下之盟”，薛仁贵才得以返回唐朝。此战是唐建国以来第一次惨败，5万大军覆没，被迫撤销了安西四镇，使新疆西南部大片领土丢失。薛仁贵被押回长安后，高宗念及以往的战功，赦免了他。薛仁贵在心灰意冷下发了句感慨：“今岁在庚午，星在降娄，不应有事西方，邓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败。”(《新唐书・薛仁贵列传》)看来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在自己承担不起时，把责任推给了老天。不过这时站在他身边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高宗李治。在高宗的劝导下，薛仁贵再次爆发出战斗热情，再战吐蕃、攻突厥均取得了胜利。
　　
　　将才薛仁贵
　　　后世史学家研究此战时均认为罪不在薛仁贵，其作战部署完全符合当时唐军的情况，只因副统帅的擅做主张导致唐军的惨败。其实，作为统帅，识人用人才是最重要的，带领士兵冲锋陷阵自有手下将领负责。薛仁贵首次担任统帅便遇到了如此难缠的郭待封，可以说被命运狠狠地捉弄了一次。但抛开客观原因，从主观角度讲，作为一军统帅，怎么能对副手的异心不闻不问?如果换成多次带兵的唐初名将李靖，恐怕首先要做的就是放下架子，与郭待封好好“谈谈心”，化解矛盾，主副将同心同德面对40万吐蕃大军。即使此时的薛仁贵意气风发，放不下架子谈心，也应尽量削减郭待封的权力，至少要安插自己的亲信监督其行军，让极为重要的后勤辎重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薛仁贵在战前没做这些细致的人事工作，反而跑去奇袭吐蕃军的前锋。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薛仁贵却是“专用疑人”，大非川一役安得不败?战后，高宗也认识到：薛仁贵只有将才而无帅才，自己任命他为“集团方面军总司令”，显然超过了他的能力，错在自己，所以对薛仁贵并没有过多的责罚。 　永淳2年(683年)2月21日，薛仁贵因病去世，享年70岁。唐高宗追赠他为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其子薛讷，官至大元帅、宰相；孙薛嵩，官至六州节度使、高平郡王；重孙薛平，官至太子太保、韩国公；玄孙薛从，官至上将军、河东县子。薛仁贵一脉传下来的12世子孙47人和河东薛氏330余位文武官员，为大唐王朝奋斗了289年，为著名的“大唐盛世”建功立业，被后世称为“薛家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