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学热”的勃兴及其相关问题研究_如何看待国学热现象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再度在中华大地勃兴，其大体可以《百家讲坛》的热播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以20世纪国学大师们的“复活”及史学规范等命题的讨论为中心，后期则转向了“学术下移”，国学开始通俗化与大众化，并愈演愈烈。思潮背后，我们要对国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与中国传统儒学的关系及其与西学的关系等有着正确的分析与判断，以保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场“国学热”的正确发展道路与前进方向。
　　关键词：国学热；马克思主义史学；儒学；西学；问题及对策
　　中图分类号：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063－05
　　国学一项，中国古已有之，但它原来仅指贵族子弟攻读诗书的学校。随着近代西学东渐局面的出现，“国学”概念渐成，并在清末民初几十年间渐成一股“国学热”的史学思潮，但对于什么是“国学”，学术界当时颇多争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再次勃兴，并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渐成高潮。对于这次“国学热”的兴起，我们要冷静地看到，其再次出现不仅仅是史学界自身反省之后的必然结果，还是中国实证史学再次崛起的重要标志，它与我们所一直提倡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并非是相互阻碍，而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同时，积极吸取我们中国自身的优良传统与文化，弘扬国学。更有利于促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步和发展。
　　一、回归传统：“国学热”的悄然兴起
　　“**”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再次回到了史家的学术视野中。很快，随着史学界对“**”影射史学体系的反拨以及历史文化遗产继承热的出现，一股“文化热”的社会与学术思潮也很快悄然兴起并迅速席卷中华大地。现在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这场“文化热”，虽然它并没有引出国学的相关概念和内容，但却为“国学热”在20世纪90年代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前提和社会基础。1992年初，北京大学正式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于1993年出版了《国学研究》第一卷。同年的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发了毕全忠的文章《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该文认为：“在社会上商品经济大潮的拍击声中，北京大学一批学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他们认为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时隔一天，还是《人民日报》，其“今日谈”栏目又发表了署名为文哲的评论性文章——《久违了，国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积极地心态提倡道：“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所谓‘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其精华，对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等，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基础工程。”
　　《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以及北大国学研究的开展给整个史学界带来极大的影响，此举也可以说标志着“国学热”的思潮已经在国内悄然兴起。很快，《中国文化》、《学术集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东方》、《寻根》、《原道》等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刊物纷纷刊行，《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等重要学界刊物亦开始辟有专论国学内容的专栏。各出版社还纷纷策划出版“国学丛书”、“国学大师丛书”等国学类丛书，国学思潮已经以一种恢宏壮阔、无可阻挡的气势再次在中国学术界沸腾起来。这种景象按照当时的一些学者来看：“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以儒、道为核心的东方传统文化，再一次成为世界学人关注的热点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学’，已成(呈)复萌之势。”
　　既然“国学热”已然掀起，对于史学界而言，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如何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实现国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成就在新时代的价值和魅力。其具体的实践要求，一如《<中国文化)创刊词》所说：“在学术上应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在广为汲纳国外的各种新观念、新学说、新方法的同时，刻刻不忘本民族的历史；在方法上，提倡从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人手。反对‘狗比猫大，牛比羊大’一类抽象比较，主张宏观和微观结合，思辨与实证结合、新学与朴学结合”。很明显，强调实证，重视史料的国学研究传统再次成为了史学界应该注意并加以承接的重要传统，但这种传统又不同于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的史学思潮。因为这次的“国学热”不仅是以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为前提的，同时广泛吸收西方的新观念，新学说，新方法。这也就无怪于在这一阶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等民国年间蛮声海外、学贯中西并且精于实证的史学大家们被史学界反复提及，崇拜异常，俨然是“国学热”下的新史学热潮了。
　　如果说以陈寅恪等为代表的民国学界大师们在此阶段的“复活”算是“国学热”的一重要表现的话，那么“国学热”下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则是重视史学规范的讨论与热议，有学者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学术规范问题的学术讨论，既生动活泼，又严肃认真，既有广泛的赞赏与回应，也有激烈的争论与驳难，完全有理由视作90年代中国学界最具纯学术意义的一次学术讨论，构成了世纪末中国学术发展取向的一大人文景观。”亦有学者认为新时期的这次国学的兴起，是“走向内在研究的国学”，其“最值得注意的是学术规范的讨论和实证研究的进展”。凡此种种，无怪乎李泽厚先生在谈及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时。用颇具杂文式的笔调写道：“学术领域则是‘规范’至上，国学第一，崇考据、赞乾嘉、编材料、纂类书、‘学问’才是本钱，其他不过是狗屁：所有这些，似乎合理地构成了今日中国‘欤兮盛哉’的时代主调……90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鲁迅、胡适、陈独秀等退居二线，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则被抬上了天。”
　　以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论你是否承认，“国学热”作为一种特别的史学思潮确实是再一次在中华大地开始勃兴了。当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可能所有史家都会对“国学”的再次复兴持赞赏和支持的态度。早在1990年，针对传统文化与学术尤其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逐渐复苏的迹象，老革命家兼学者李一氓就说道：“我们都是经过五四运动以后的人，一般来说，也是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诲的人，看见孔子哲学仍然具有官方哲学的味道，横行天下，真使人瞠目以对……事情更奇怪的是：现在泛滥的孔子学说一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不仅企图证明它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更进一步，企图证明它还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紧接着，1994年，《哲学研究》刊发了一篇署名为罗卜的文章，其在文中认为：“‘苏东事变’以后，马克思主义走向低潮，全盘西化论、民族虚无主义、神秘主义在丧魂落魄的人中间广有市场。信仰的塌方带来的世纪末的精神瘟疫……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仅仅从‘国学’中就可以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就未免太迂腐了。”此后，在《历史研究》创刊40周年纪念大会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学者胡绳先生发表谈话。在这次谈话中，胡绳谈到了罗卜的这篇文章，并对其基本观点表示赞赏，但同样认为：“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在他看来，“这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今天都应该注意的问题”。鉴于胡绳先生在史学界的崇高地位和威望，他的这番话在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但事与愿违，随之而来的史学界并没有出现诸多附和之声，而是遭到了许多学界精英的反击和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