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十年正在完成的转折(1978～1988中国青年思想录(之二)):商品经济

　　历史给予我们这代人以特殊的恩赐。　　几乎没有任何一代人像这代人一样，在历史长河的瞬间——10年，经历着如此重大的转折和变迁。　　带着落后的屈辱，带着贫困的羞惭，带着曾为愚昧所付出的苦辣辛酸，我们的民族终于找回了那个一直被我们所鄙弃，却在世界上长燃了几千年，并为接受它的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的火种——商品经济。
　　于是，10年，我们培育着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也培育着我们。
　　今天，我们试着透过历史记下的一个个镜头，去追寻和审视我们此间思想与行为的踪迹，意义深远。
　　百姓拥护总理赞扬的一份报告
　　一位有心的年轻女记者，曾记下这样一段史实：
　　1979年8月间，安徽一个老头，带着一份“包产到户”的调查材料，跑到北京四处上书，斗胆赞扬“包产到户”给农村带来了一脉生机。一位曾经与土地混过几度春秋的年轻人听后，脑海中萌动起一团痴想，一凹清流。
　　他跑到安徽100多天，走访了省地县社127个单位，大队、生产队103个，社员340人。
　　他到肥西，农民怨道：“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棉袄，20多年吃不饱，叫人咋说社会主义好？”
　　他跑到凤阳，凤阳后生讲怪话：“我讨我的饭，你提你的干，我讨饭影响不了你提干，你提干影响不了我讨饭。”
　　他问：“包产到户”如何？
　　回答：“第二次解放！”
　　同时，一位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和他的朋友从甘肃写回北京一封长信，问题提得更带棱角：解放30年了，“两极分化”曾经使任何一个有道德的人感到恐惧，农民一切改善生活的努力和希望统统被这“正义”的恐惧所泯灭。人们宁可一块喝汤，也不肯一个人先富。什么是社会主义啊？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能够跨越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吗？实践本身已向我们提出了超出原有框框的新问题。
　　他思考着，他也思考着，他们那一伙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都思考着。他们组织起来，要以农村为突破口，找到8亿人乃至10亿人走向富裕生活的道路。那位知心的长辈杜润生为之兴奋地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农民定，天下定。如果能使中国农民摆脱贫穷，就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1981年7月14日傍晚，男儿女儿们住进了安徽滁县地委招待所。随后20多天，他们全方位地解剖了这个中国农村社会内部的微观肌体。
　　终于，滁县调查报告打响了。
　　当时赵紫阳总理高度评价这个报告，说它把“包产到户”的来由及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建议大家都看看。
　　万里副总理说：老百姓有吃有穿，就是胜利。
　　年轻人的智慧汇入中国决策之中，他们参加了1982年中央1号文件的制定工作。有人说，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灵魂中，这伙年轻人拾起了时代的共鸣。
　　虽然，这伙年轻人的踪迹只是历史的一个片断，但是，又有谁会忽略这样的一个逻辑与事实：没有一代青年与父兄们对社会主义的反省和怀疑（也许是不自觉的），没有他们大胆的创造，并使之成为合理的现实，就不会有今天理论上的突破，也就不会有以后出现的多种经营的发展，专业户、乡镇企业的振兴以及1亿多农村人口离开田地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以及后来的城市经济改革。当我们再把思绪和审视拉回到一代青年思想进程的那个坐标点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代精英终于凿开冰河，把商品经济之舟推上航线。
　　中国震惊世界刮目的一块标语牌
　　深圳，今天已经是无人不晓了。而在70年代的末期，那里却像“百慕大三角”一般神奇。因为它是特区。特，就是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于是那里出现了自打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升起后就没有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计划经济不能再有恃无恐地称霸于价值规律，企业与企业之间有了竞争；撞钟的和尚开始无地自容。
　　在深圳，一座拔地而起的28层楼房，从打基础到完工，只用了5个月的时间。而同是一个承包队，在内地承建一座不大的礼堂，却3年未曾竣工。此类事情不再是新闻。
　　当我们重新打量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特区现象”和一代青年思想碰撞的交点，是那伴随着商品经济而通行的新观念的冲击。
　　一位朋友说过这样的感受，当深圳街头第一次耸立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时，不仅中国为之一震，世界也由此刮目。我正是从那时记住了深圳。我看到了观念变革之潮的第一朵浪花。
　　时势造英雄，原本不错。时势不仅造英雄，而且选择出适合自己需要的价值观念，创造出最有效的传播方式，完成对英雄的鼓动和评价。正因如此，深圳虽然既无悠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又无浓厚的现实文化氛围，却依靠经济的力量，孕育了一套新的价值观念。而青年们在着迷于深圳那一个个和高速度、高效率、高消费相关的传奇故事的同时，又认识了编织传奇的要素——一个个新的观念。直到那时，青年们才终于比较清楚地理解了那个遵循了很久，却又违背了很久，乃至使整个民族遭受了无情惩罚的道理：坐在王位上的应是生产力。
　　特区为关闭了许久的一代青年打开了与外界相连的窗户。透过这扇窗子，我们发现了与长期所受教育并不相符合的事实。可怕的夜郎自大，使我们曾经不仅放弃了打开现代化之门的钥匙，也失去了创造经济起飞的权利和时机。“特区现象”使青年警醒：西方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包括先进的思想，并非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第一次，我们在现实面前，比较公正地承认了我们与他们。
　　为了中国新生的商品经济，为了斩断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经济的羁绊，一代青年在理智的反思之后，怀着激情、怀着冲动同传统观念告别。
　　1984年12月，《中国青年》发表题为 《新青年要有新观念》的文章。文章预言我们这一代中国青年，必将以崭新的观念，成为历史的新主人。
　　1985年春天，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在北京倡导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观念变革讨论会。
　　应当说，当一代青年记下了“特区现象”的瞬间，也记下了关于人类进步的永恒。
　　几番毁誉几番清浊的一个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