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份不同的“答卷”_两份优异答卷是什么

　　人的一生中有各种各样的逆境。读了张海迪对逆境的“答卷”，我为当代的中国青年感到骄傲，也不由得想起了在逆境中的两位比利时青年……　　迪斯科不能解脱他心头的苦痛　　我有一盒录音带，正面是太极拳音乐和其它中国乐曲，反面是迪斯科音乐。这盒录音带是一位比利时青年送给我的，虽然我连他的名字都不清楚，也没跟他说过几句话，但他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年前，我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教中文时，应学生要求，利用课余时间教他们太极拳。每次打拳时，总有一些旁观者，其中有个常来的年轻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个子高大，一头乱发，不修边幅，老穿一条破旧牛仔裤和有两个大兜的上衣。他脑袋上总戴着一副耳机，靠墙一坐，脸上一副冷漠的神态，对谁也不答理。
　　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走过去客气地问他：“你喜欢中国太极拳吗？想学吗？”他先是一愣，接着用佛拉芒（比利时两大民族之一）语比划着说什么。原来他不懂英语。这使我感到有点意外，因为这儿中、小学就普及英语教学，一般年轻人都能讲点英语。这时，我的邻居走过来充当翻译，他认识这个小伙子。只见小伙子从兜里掏出一个袖珍录音机，取出里边的录音带交给我，要我把太极拳等中国音乐转录到他的带子上去，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可以后他没有来取。我不免纳闷起来。后来，从我的邻居那儿了解到了他的一些身世。
　　让—我的邻居这么称呼他，这大概就算他的名字—是个混血儿，父亲是土耳其移民，母亲是佛拉芒人，他们原住比利时东部狄尔森附近的矿区。他有个姐姐，在他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在一次事故中死去了。母亲因嫁给一个土耳其矿工，亲戚们跟她断绝了往来。在那样的社会中，一个寡妇拖着两个混血儿，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后来他们转到鲁汶住了下来。不忍母亲含辛茹苦，姐姐不到二十岁就跟一个意大利男人去西西里岛了。听说后来那个男人离弃了她，不知怎么的，她当上了演员。没等让念完中学，病魔又夺走了他的母亲，让成了孤儿。父母只留给他一副傻大的身躯，社会也仅造就他一个贫乏的脑袋。为了填饱肚子，他当过街上收集垃圾包的清洁工，在餐馆里打过杂。母亲在世时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也要儿子“爱上帝，爱一切人”。但让始终没有产生出这样的爱心，因为他从没得到过“上帝”和“一切人”的爱。空虚的心灵需要填补，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次迪斯科舞会上，让在疯狂的节奏声中扭摆旋转着，顿时忘掉了一切痛苦和不幸，仿佛进入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天国。从此，他迷上了迪斯科，那架袖珍录音机和迪斯科录音带成了他的亲密伴侣，一刻也不离身。他睡觉时听，吃饭时听，走路时听，有一次工作时也听，被老板解雇了。幸亏他姐姐不时给他汇来一点钱。
　　三星期过去了，他还是没来，我开始为他感到不安了。难道他病了？或去别处打工了？想到他走路时也总耳不离迪斯科，难道他在大街上听得出神而遭了车祸……我不敢往下想了。有一天，还是我那位邻居跑来告诉我，让来信了，他因姐姐急病匆匆去了意大利。
　　他姐姐得的是精神病，或者说是“职业病”。原来她当的是一种特殊的“演员”，只需两种“演技”—哭和笑，既不上舞台，也不上银幕或电视，只为富人办红白喜事“演出”：有钱人家办喜事，她们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当招待；有钱人家死了人，自己哭不出来，就雇她们去代哭，要她们趴在棺材或坟头上哭得捶胸顿足肝胆欲裂，每次“演出”必须进入角色，“演”出百分之百的“感情”来。生意好时，一天要大哭大笑连“演”几场，前一小时哭得死去活来，后一小时马上要喜笑颜开。近年来，由于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喜事少，丧事多，哭的买卖更兴旺，对“演员”身心的摧残就更厉害。正常人的神经如何受得了，让的姐姐神经终于崩溃了。
　　让在信上说他一时回不了比利时，那盒录音带留给我作个纪念。我把自己的太极拳音乐带子留给邻居，请他以后转赠让。我不知道他姐姐的病是否已治好，他们现在何以为生。但可以肯定的是，迪斯科治不好精神病，也不能解脱他心头的苦痛。他们应怎样来回答命运的挑战呢？
　　“我心里有中国啊！”
　　在我书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我跟鲁汶大学同事巴洪小姐和她爱人的合影。其实，我从未把巴洪称为“小姐”，她也乐意与我以“同志”相称。这里我特意加上“小姐”的称呼，是想借以表明她曾经离过婚。为了办离婚手续，巴洪心灵蒙受创伤，经济上也受到了损失。但婚姻的不幸并没有使她消沉下去，她把自己全部精力倾注到工作上，终于在中文教学中觅得了一位真正的知音。因此他们常说，是中国把他俩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说中文是他们爱情的纽带，那么，中国更与巴洪的命运和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巴洪全家从1959年至1969年在北京生活了整整十年。父母分别在外文局和外交学院当专家，巴洪就在北京的中学和北大中文系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代。他们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一直珍藏着参加接见时的合影。他们全家对中国的感情、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是很深的。回国后，巴洪全家都是比中友协的成员，他们一直为比中人民的友谊勤奋地耕耘着。
　　巴洪的现代汉语课深受学生欢迎，鲁汶大学本应珍惜这样难得的本国汉语教师。然而，社会的弊病使巴洪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由于比利时传统的民族和语言矛盾，讲法语的巴洪尽管工作很出色，却一直未能成为这所说佛拉芒语大学的固定教师。她必须每隔一两年签一次合同，而“合同工”的工作量大工资低，这更造成了少数浅薄者对她的非礼和歧视。事实上，鲁汶大学汉学专业需要她，甚至不能没有她；而她是可以不要鲁汶大学的。她曾对我说：“我可以辞掉鲁汶大学的工作，但看到这所大学里有那么多学生学中文，他们学成后将在比中人民友好交往中发挥作用，一种事业感和使命感激励着我要教下去。何况我的学生和同事对我都挺好，而且还有从中国来的教师一起工作，我怎么能走呢？”
　　巴洪是独生女，父母不需要她经济上的帮助，她自己也没孩子。但在那样的社会中，要达到完全自立或维持她那简朴的小家，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爱人是位聪明肯干的青年，但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工作。巴洪在鲁汶大学的收入相当微薄，她不得不同时在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两地兼课。为了行动方便不误课时，她只好又买了一辆廉价旧车，奔忙于三个城市之间。因为车常出毛病，巴洪每次开车总有点提心吊胆，仿佛作一次冒险旅行。“我知道不少中国青年十分羡慕西方国家的家用小汽车，”她对我说：“但小汽车对我来说绝不是什么享受，它是我不想要而又不得不要的一剂‘苦药’，但愿它不会成为害我的‘毒药’。”
　　由于巴洪是在中国上的大学，没有比利时或其他西方国家大学的学历，也没有硕士、博士之类的学位，在一个只凭一张证书不重真才实学的社会里，她的就业遇到了很大困难。这位不肯在逆境面前低头的巴洪，硬是从疲于奔命中，再挤出时间准备撰写学位论文。为了在佛拉芒地区工作更有保障，她还定时去学佛拉芒语。虽然，这里是每周五天工作日，节假日又多，但对巴洪几乎都等于零。似乎时间老人对她特别苛刻，直到我回国，她的论文还没写成，佛拉芒语也没学完。
　　我很钦佩她的干劲，也为她的身体担心，有好几次更为她在极度疲劳时开车而不安。“我太忙了，太累了。”这是她经常说的一句话，那不是口头禅，而是她机体疲劳的真实反映。每当这时，只要忆起当年在北京的生活，或聊起中国的事情，就会给她不少宽慰，似乎减轻了劳累。“我以后一定再去中国，何况斯塔夫（她爱人）还没去过呢。”
　　跟千千万万西方青年一样，巴洪的人生之路也不平坦。但她又跟让不一样，她没有去从迪斯科中找麻醉自甘沉沦，也不是只发泄怨愤消极悲观下去。她面对现实，自强不息，为事业而奋斗，做生活的强者。她何以能如此坚强、奋发和乐观呢？我的耳际又响起了她的声音：“我心里有中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