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红色的太阳_橙红色

　　作者自白　　梁粱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一群人尝试为一代人作一记录。　　这一代，无论欢乐或忧伤，成功或失败，追求和奋斗，希冀和梦想，莫不与一个年轻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清晨薄雾中的太阳是橙红色的。
　　真实是这部记录的生命。
　　刘承运 北京经济学院85级干部专修班学员
　　他的生日无须费力去记。他母亲说，生他那个下午，在产房外的走廊里能听见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的脚步声—这一天给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全新的一页。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同这一天发生了必然的联系。
　　而他，偶然得很，摊到了一位当国民党军官的父亲。这使得他在那个众所周知的年代，顺理成章地被归入“狗崽子”的行列。
　　那时他是人大附中初六六级6班班长，正做着一个记者的梦。在小学六年级，他就已经为这梦的实现制订了可行规划：要想当记者，须先读新闻系。全国最有名气的新闻系有两个，一个在上海复旦，一个在北京人大（中国人民大学），他要上人大。要想上人大，最好先考它的附中。只要能在附中成为优秀学生，就等于一只脚已踏进人大本校的校门。他是人大附中的优秀学生，连续三年的班长。他的“记者梦”的实现是指日可待的事。
　　当然，这指日可待的梦破灭了。我们的梦都破灭了。但对于“狗崽子”，这破灭无疑来得更为彻底。
　　从那时起，他就不再做梦。
　　他去山西汾阳杏花村插队。打点行装的时候，他拒绝带任何书籍。母亲把“毛选”四卷放进他的提包，他又取了出来，换上一本分量轻得多的小红书：“有这本语录，够用了。”真的，插队6年，他没有正儿八经地读过任何一本书。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名绝不比旁
　　人差的社员。
　　不做梦不等于没有想法。他的愿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天工作8小时，一周休息一天。但就这也很难兑现，因为没有一个招工单位乐于接受他的档案。后来一起插队的同学走得只剩下两个，于是一位老乡并无恶意地向他建议：哎，省第二监狱就在咱县，那里头犯人每天只干8个钟点，老休礼拜天。去那儿吧！当然，那个地方他是不去的。他喂猪，当出纳，大队党支部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当然，公社没批。1975年，根据有关政策，他以独生子女的资格转回北京。
　　他进了一家区属无线电元件厂学徒。那年他26岁，挣的工资恰好和年龄相等。那年一位姑娘爱上了他。姑娘比他小6岁，由于不曾插队，月薪多他12元，这数字恰好是与他年龄差的两倍。还有一个恰好，那就是姑娘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曾经穿过完全不同的军装。他在这场恋爱中颇费踌躇。有一天他破天荒地写了一回日记，他这样写道：小秦（姑娘的姓）对我的态度，是党的讲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的阶级路线在我身上的第一次落实。
　　接下来就是那1976年碧空如洗的秋天和1977年如火如荼的高考。那时他已成为一名出色的车工并且在爱他的姑娘面前恢复了自信。他发誓要让这姑娘幸福。他觉得自己已经有了这个能力。他没有参加高考，尽管这次高考也许是他这一生中唯一能够重温旧梦的机会。他早已把那梦想埋葬，连同梦想赖以产生的激情。他在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时，使用的是一个个联缀起来的绝对现实的想法：攒钱打家具，盖小厨房，结婚，还有年年保持厂级先进工作者称号。经过这许多年风刀霜剑的逼迫，他珍视眼前每一点微小的获得。他不求显赫，不求飞腾，只想上班凭良心干活儿，下班有一个和和美美的小窝。他要加快营造小窝的进程，不想再节外生枝。他还庆幸，那后来成为妻子的小秦，对他的人生哲学持完全赞同态度。
　　想法实际，满足也就来得容易。一步一步地，他和他的妻子得到了他们能预想的幸福。插队不算工龄，以至很多关键福利都比同龄人来得少，29岁才拿一级工工资，以至买一包火柴也要上帐，厨房盖得太小，以至仅够容一人转身等等，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有一天，厂领导和他作了如下谈话。
　　刘承运，你来搞技安（技术安全）吧。不，我当车工挺好。告诉你一个数字，我们厂7年之内一共有20个工人被切掉过手指头。您甭说了，我干就得了。
　　从那以后他被从工人提拔成了干部，为全厂职工（包括了他的妻子）的手指头都能始终不渝地长在自己手上而努力。他得到了更高层次的满足：1980年以来，厂内再未发生过断指事故。
　　他依然不做梦。上班胸有成竹地当技安员，下班悠然自得地抱小女儿。先后买进两本菜谱，细细品味其中真谛，逢厂休日便练一回手艺，自称为“每周一菜”活动。他本来就是好学生，加上相当一段遭人白眼的历史，我们民族有关安分守己的古老教诲，已在他身上得到了典型的体现。眼下活到这个份儿上，他可谓“其乐也陶陶”了。
　　他依然不做梦。
　　然而1983年夏天，他复发了神经衰弱症。在漫长而闷热的夜晚，妻子又常听见躺在身边的他发出一声接一声或轻或重的喟叹。妻子知道他有这个旧病，劝他去看看医生。他没去。他另有病因：北京经济学院办起了干部专修班。两年招一届，对口培养，脱产两年，出来发大专文凭。他想去考，不是为了那张文凭。这么些年了，功名利禄于他淡若浮云。他只是想再试着挖掘一下自身的价值。但他知道考不上。自打插队那天起，他就已同书本绝缘！
　　神经衰弱犯过之后，他，18年前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初六六级6班班长，在自己34岁的时候，参加了西城区业余高中补习班。
　　开课之前，在他的家庭里，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与会人员如下：
　　刘玉吉，70岁，国民党起义人士，1979年由山东原籍落实政策回京；张志敏，85岁，香山慈幼院退休教师，刘玉吉之妻；小秦，张志敏之儿媳；刘欣，3岁零5个月，小秦之女；刘承运，刘欣之父，本文主人公。
　　他宣布：两年之后，我要考经济学院；两年之内，我每星期一至星期六晚6点到8点在补习班听课。不光听课，还得做作业什么的。听课有钟点，做作业没有钟点。希望家里人支持。
　　刘玉吉说，我的问题连累了妻儿老小。现在承运要上学，上学是为了四化，国家好了大家都好。我爱吃承运炒的菜，以后我也学学炒菜。张志敏说，我这身子骨还算硬朗，带孩子做饭以我为主吧。小秦说，妈您别累着，有活您给我留着。承运以后光洗自己的袜子裤衩就行了。刘欣始终没发言，只是会议结束时喊了一声：爸爸，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