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乌托邦三部曲 顺序 走出“乌托邦”的荒原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在乌托邦的荒原上，这个幽灵徘徊了三百年之久。“乌托邦”一词，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的：“乌”（ou）是“没有”的意思；“托邦斯”（topos）是“地方”的意思。“乌托邦”就是“乌有之乡”，是一种空想和虚构。它后来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空想社会主义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是指以十九世纪欧洲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主要代表的思想学说，是和一定的历史条件联系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同社会的经济发展、同社会矛盾的发展，以及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都是休戚相关的。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经济事实中，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吃到苦头的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空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它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空想社会主义有它自身发展的过程。从古希腊关于人类历史发轫的黄金时代的传说中，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已可以发现废除私有、主张一切公有的思想。但只是在十六世纪英国新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时期，人们才首先看到对于私有制的全面批判以及对公有制社会的描述。这就是莫尔写的《乌托邦》一书中的内容。当时的英国正处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纺织业需要大批羊毛，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勾结起来，圈地养羊，农民被驱逐，房屋被拆毁。被剥夺的农民，背井离乡，飘泊四方，无以为生，流浪行乞，又遭到英国政府颁布的血腥法律的镇压——鞭打、监禁以至死刑，而被迫去当雇佣工人。《乌托邦》中有这样一段具体的描写：“从那时起，贪馋无厌的人，一下把几千英亩的土地，用一条篱栅围起来。佃农从土地上被逐出，男的，女的、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着婴儿的父母。……他们在流浪中把钱花得一干二净，只得盗窃，上绞刑架，否则就是挨家挨户讨饭了。可是，做了乞丐，也是被送进牢狱。”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难怪马克思说：“在那里，‘羊把人吃掉了’。”莫尔无情鞭挞了不劳而食的剥削者，设想了一种完美的国家制度。但这是一个“乌有”地方的“乌有”的事情，完全是一种空想。
　　莫尔的《乌托邦》之后，又有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这个坐过50处监狱，受过7次酷刑拷打，在狱中整整呆了27年的革命者，以坚强的毅力写出了重要的政治历史著作和优美动人的诗篇，《太阳城》是其中的一部。它通过朝圣香客招待所的管理员和一位热那亚的航海家的对话，以文学的体裁，介绍了印度洋上一个虚幻的岛国——太阳城的情景，叙述了康帕内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方案。《乌托邦》《太阳城》和温斯坦莱的《自由法》是三部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文献。
　　到了十八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有了明显的发展。这时出现的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十八世纪中叶的梅叶、摩莱里、马布利等启蒙思想家开始，经过巴贝夫密谋建立“平等共和国”的武装起义，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卡贝和他的伊加利亚派，通常被称为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起点。巴贝夫的平等派运动发生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们不满意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在部分工人和士兵中建立秘密的革命组织——平等会。他们散发了被称为“第一篇共产主义政治宣言”的纲领性文件，号召举行武装起义，推翻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巴贝夫把共产主义问题作为实践问题提出来了，但他的思想是平均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地要失败的。巴贝夫临刑前，写了感人肺腑的最后一封信，表达了他对苦难中的人民的思念。他告诉他的妻子和儿子：这样的死是光荣的，绝对不是耻辱。巴贝夫自豪地说：“我确信后世的公论一定会宣布我们无罪，并为我们加上花冠。”
　　巴贝夫的血没有白流。它浇灌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的革命，其代表人物就是赫赫有名的布朗基。在思想学说上系统宣传平均主义的则是卡贝。他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使他闻名欧洲。这部作品用民间小说的形式通俗而又生动地描述了他所设想的共产制度的国家——伊加利亚。传奇般的人物，虚构的情节，描画出天堂般的社会，读来妙趣横生。但他还没有摆脱用游记、小说的形式来叙述理想社会这种传统手法的影响。他的信徒曾跑到美国，按小说中“伊加利亚”的模型进行实验，结果当然只能是失败。
　　不过，在美洲实验的不仅是卡贝的信徒，影响最大的要算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的欧文。1825年，北美印第安纳州沃巴希河畔的—块土地上，出现了一个“新和谐公社”。它是个正规设计的村落：街道垂直交错，中央有一个公共广场，周围有几座巨大的建筑物，以及许多住宅、工场和工厂。它占地约三万英亩，其中耕地约三千英亩，有十九个农场，有很漂亮的果园和葡萄园。将近一千名成员在这里过着和谐的生活。这里没有剥削和压迫，商店供给居民一切必需品，药房免费配给药品，儿童免费受教育……公社采取过几种不同的管理形式：有以全体大会为主要权力机关，六人委员组成执行机关的管理形式，也有以创办人欧文个人负责并由他指定四个人管理的形式。参加这个实验的，有许多是与欧文志同道合的著名科学家和慈善家。欧文满怀信心，认为这是可以达到他的理性王国的途径。可是，没有多久，人心涣散，公社瓦解。后来，欧文和他的四个儿子又继续多次实验，也都失败了。
　　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是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各有特点。圣西门苦心思索一个人人平等幸福的新社会，并设想改革社会的方案。傅立叶走出“社会地狱”，以辛辣的笔调，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投机、**等黑暗暴露无遗。他设计了著名的“法朗吉”，作为自己理想的和谐社会。他希望富翁能借钱给他进行实验。为此，他在自家大门口贴了一个通告，约定每天上午作为会面时间，可是等了十年，竟没有一个富翁到来。近代三大空想家尽管比较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矛盾和罪恶现象，设想了未来“理想”的人类社会，并且天才地预示了一些社会真理；他们的学说，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为启发工人觉悟提供了极宝贵的材料。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不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了解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本质，不了解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幻想用和平的方法改造社会。这种理论显然是不成熟的。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有一位偷天火给人类的神——普罗米修斯。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当社会主义在乌托邦的荒原上徘徊、历经种种苦难和磨练的时候，他们走进荒原，把社会主义引向了科学的境界，拨亮了这盏昭示人类的明灯。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救世主，也不是天生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他们是在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进行科学考察及实验的实践基础上，经历了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转变，才成为共产主义者，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
　　马克思恩格斯受到过空想社会主义深刻的影响。然而，他们摒弃了空想主义的色彩，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决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吸取了其中合理的成分）。当时，欧洲发生了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亲身参加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他们总结人类知识的结晶，批判地吸收前人的先进思想，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创立唯物史观，“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马克思在英国伦敦透过“观察哨”看到资本主义的秘密—一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完成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伟大革命。这样，就具备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基本条件。
　　在一次工人集会上，有人问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是怎样产生的？他简单明确地回答说：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历史条件；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很明显，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指出了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也找到了埋葬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从而彻底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一系列的根本缺陷，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一《共产党宣言》，庄严地宣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