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开真相

　　多少年来，杨述一直装出一个“革命前辈”的样子，打着“青年修养”问题专家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毒害青年。每逢一二九纪念日，他总要以“前辈”的身份写文章，作报告，向青年吹嘘他的“旧事”，传播他的“经验教训”。然而事实真相究竟如何？现在让我们翻翻他的老底，把他在一九四0年“蛰居在绥德的一个小房间里”，写的“追述”他从一二九以来的“奋斗事迹”的《一二九漫语》拿出来，看看他的本来面目。
　　杨述在《一二九漫语》里，把自己装扮成是“手举”“大旗”的“坚强的革命者”，可是，把他在一二九运动前后的态度对照一下，就分明看出了他的一付奴才相和反动嘴脸。在一二九时他写了首诗，说什么“甘冒风霜为救国，宁遭斧钺不降曹。汉奸祸国真无耻，学子争存恨未消”。看起来真有一点抗日救国的“雄心”。可是，就是这个杨述，在同一篇文章里却三番五次大捧反动头子蒋介石、陈诚等。当一九三六年学生运动高涨，抗日呼声震天，抗日群众团体组织起来的时候，蒋介石一面出动大批军警搜捕爱国学生，一面要学生派代表“进京”去听他大发卖国妥协的谬论。以“坚强的革命者”自居的杨述，对此大肆吹捧，左一个“蒋委员长”，右一个“赴京聆训”，还大骂学生反聆训、打汉奸是“过火的行动”，“对于爱国运动的开展，是有妨碍的”。一九三八年，中国学联在武汉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杨述写道：“开会时陈诚将军亲临训话，并宣读蒋委员长的训词”。请看，杨述哪里有一点“学子争存恨未消”的意气，哪里有一点对“汉奸祸国”的愤慨！说他是蒋介石的一个虔诚的崇拜者，不是更恰切吗？
　　既然认为反对听卖国贼的“训”和痛打汉奸是“过火的行动”，那么正确的行动是什么呢？请看杨述的“妙计”。他在写上海学生到国民党市政府去请愿时竟这么说：“当市府拒授要求时，他们都跪在地上哀求，这种‘卑躬屈节’的作风，正是一二九运动的伟大之处。”在总结一二九的经验时写道：“‘委曲求全’的做法，也是一二九创造的。上海的同学们，在市政府跪了一夜。这种对外顽强对内容忍的一付气魄，真足以表示青年们崇高的德性。一二九运动清晰告诉了我们，这种做法，是完完全全对的。”这是对在党的领导下汹涌澎湃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极大诬蔑，对在国民党大刀水龙下英勇斗争的爱国学生的极大丑化。为了进一步宣扬他的“卑躬屈节”、“委曲求全”的奴才哲学，他要求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严酷时期的中国青年，要从敢于斗争的“纠纠武夫”，变成“委曲求全”的“谦谦君子”，说这是使“蒲柳成为耐寒的松柏”，是“高尚的人格与良好的道德”，企图用至高无尚的歌颂，给他的奴才相加上耀眼的光圈，以达到欺骗青年，腐蚀青年的作用。
　　杨述的这套奴才哲学，完全是为他的“蒋委员长”的“曲线救国”的投降路线提供理论根据的，是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需要。四十年代的杨述，不是通过他自己的笔墨，把他的一付奴才相勾划得清清楚楚了吗？
　　杨述不仅吹捧反动头子蒋介石、陈诚等，而且所有的叛徒、反动文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切牛鬼蛇神，在他的笔下，统统成了“英雄好汉”。他说叛徒张申府“对一二九帮助极大”；他为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被开除出党的徐芸书辩护说，“他的‘无条件’也还是有抗日这一条件的”。他把反动教授潘光且，“直以苏联为假想敌”的教授史国禄，吹捧为“很关心天下大事”的好人。连他的老婆韦君宜，也没有忘记捎带吹捧一下。
　　大家知道，“一二九”运动是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后发生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取得胜利的。可是，杨述在这篇长达万言的《一二九漫语》中，一字不提党的领导，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却抬出了被我们党撤了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明，把王明吹捧成“革命领袖”，说是听了这位“革命领袖的名言”，一二九才取得胜利。从这里不难看出，杨述是多么仇视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毛主席。这正是杨述顽抗党的领导，要顽固地走王明错误路线，葬送革命的自我暴露。
　　杨述在这本小册子里还把革命知识青年勇敢抗日救国的行动，说成是因为贯彻执行了“生活路线”的
　　结果，说什么“只谈救亡，而忽视青年生活”，“能振兴青运，是难以想像”的。他的所谓“生活路线”是些什么货色呢？就是“旅行”呀，“野餐”呀，“恋爱”呀，等等。这是对革命青年的极其恶毒的污蔑。那时，革命知识青年走革命道路的根本原因是响应党的号召，为拯救中国命运，而决不是为了“旅行”、“野餐”、“恋爱”才走上革命道路的，如果说有这样的青年的话，那也只能是像杨述之流的投机分子而已。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杨述只是一个混在学生运动中的政治投机分子，充其量，也不过是替国民党反动派鼓吹“曲线救国”，贩卖叛徒哲学的一名未曾受到抬举的小卒而已。他在全国解放以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革命前辈”，打扮成一二九运动中“手举”“大旗”的“坚强革命者”，这完全是伪造。现在必须剥开画皮，把他的本来的奴才相和反动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