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二）]从军事思想方面来看

　　“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本刊上期刊载了第一部分——“求学时期的活动，组织新民学会”中的一、二两段，本期续刊第三段，希读者注意。——编者　　三、群众领袖、办工人夜校
　　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读书的五年半中间，一直受着许多师友同学的爱戴。这是由于他的好学不倦，善于钻研；同时也由于他对于封建专制奋起反抗的精神和他的胆识与机智；尤其是一九一七年以后，他接连主持学友会的会务，更显出特殊的领导和创造才能，有着一种令人心悦诚服的吸引力量。因此他在全校师生中有很高的威信。
　　第一师范的学生多来自农村，生活作风比较俭朴，毛泽东同志更是以俭朴著名。那时师范学生的善宿等费，都由学校供给。他在长沙读书六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花在订报上，其他还买了许多书籍和杂志（注一）。他四季常穿一件灰布长袍，冬天在里面加件旧夹袄。他的被褥是湖南农家习用的蓝大布套被，棉絮又旧又硬（后来在长沙从事初期革命活动时，仍是穿这件灰布长袍和用这套被褥）。
　　在教师们当中，徐特立同志的特殊俭朴作风，给学生们的影响很大。他完全不讲究个人生活，一身布衣，刻苦耐劳。他诲人不倦，忘我工作，最愿周济别人的困难。学生们都非常尊敬他，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朋友们自然更深受这种精神的感染。
　　一九一六年十月，学校开辟后山坡作操场，组织临时课外劳动会，全体学生和部分教职员都参加了。毛泽东同志挑土总是满满的，完全像他在家作田时一样认真。平时他也常打赤脚挑水，做一般的劳动勤务。他对学校工友很尊敬，和工友的关系都很好。（一九五一年，一师的旧日同学到北京会见毛泽东同志，他还特别问到那时的几位工友的情形。）
　　凡属谦逊的人的言语和行动，一般都是质朴自然的，又保持着对自己力量的信心。青年的毛泽东已经具有这种完满的特质。他讲话从容，从不见忙乱、急躁和疾言历色，遇有紧急事也是如此。每当开会时，无轮作主席或会众，他都不轻于发言，尤其没有冗长而庞杂的演说（这是“五四”前后新派人物流行的毛病）。大家在纷纷议论或者争议剧烈的时候，他总是保持沉静的倾听；细听大家的意见之后，他才开口。他在一师读书五年半，没有和别人发生过口角之类的冲突，他平易近人，最肯在析疑纠谬上帮助别人。他平常和同学们、朋友们说的，不外天下国家大事，民生疾苦，古今人物，和读书心得。他常以幽
　　（图片见原版面）
　　默语调谈论问题，谈得入情入理，动人心坎；谁若有悲观消沉情绪，一经和他谈话，就能振作起来。在学友会工作时，事情较多，他常讲这个道理：做事之先，要把事情的周围情况研究清楚，并多向失败方面着想；那么，如果失败了，便不致灰心丧气，因为早已有了精神准备。他主持学友会，为同学们办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但他从不居功，从来不说那件事又是他出的主意或是他做的。毛泽东同志在当时就是一个以谦和出名的人。
　　但是遇到无理的事情、不可容忍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封建专制的作风，毛泽东同志是决不迁就而勇地反抗的。
　　有一次，学校中一位出名顽固的国文先生，因为工友做错了事，破口大骂不休。毛泽东同志正从门外经过，深为不平，便大声说道：“那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这位先生听了走出来，看见是毛泽东同志，不好怎样，就住口没有骂了。
　　一九一五年上期，一位不得人心的校长，新规定秋季始业时每个学生要缴十元杂费。这是一个不少的数目，同学们群起反对，有人反映，这个规定是校长为了讨好而向政府建议的。于是同学们就酝酿赶校长的运动。当时有人写了一张宣言，专谈校长的私德如何不好。毛泽东同志看后，觉得文章没有写好；既要赶走校长，就应批评他办学不好。于是自己另写了一篇，历数校长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理直气壮。大家都赞同他的文章，派人连夜到印刷局赶印。第二天早晨，一位同学揣带回校时，被校监发现了。校长大怒，为此要挂牌开除十七个为首“闹事”的学生，毛泽东同志也在内。因为有一个校长的同乡学生告密，说宣言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以文章的雄健磅礴，校正也断定出自他的手笔。后来由于杨昌济、徐特立等许多先生坚决不同意，才被免于除名。
　　青年毛泽东当时深刻地憎恶一切封建的旧秩序，鄙薄满口仁义道德的士大夫的卑劣与虚伪，能够真正勇于斩断这些旧的葛藤，并与之作斗争。毛泽东同志最为同学们敬佩的，是智勇兼备地领导大家和军阀作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
　　辛亥以后，军阀混战，南北对峙，湖南当军事之冲。北洋军阀企图盘据湖南为制服两广的基础，南方军阀则以湖南为北进阵地。因此十多年中，北来南去，南来北去，各系北洋军以及什么黔军、桂军、靖国军、护国军、护法军、湘军等都出入湖南，招兵买马，“司令”遍地。打败仗的烧杀抢劫，打胜仗的也烧杀抢劫；战祸兵灾，接踵而至，湖南人民受害极为惨重。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期，曾亲身经历许多次兵灾和北洋世间的三次蹂躏。第一次是一九一三年国民党“讨袁”失败，袁世凯命汤芗铭督湘。三年之中，因‘党案’牵累遭枪杀的，据有案可查的达五千余人（有一位中学教员李洞庭，即因改国文卷子骂了袁世凯被杀）。汤芗铭被湖南人咒为“汤屠”。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黔、桂、湘军联合将汤逼走。第二次是一九一七年段祺瑞当政，派傅良佐督湘，爆发所把“护法战争”（注二）。第三次是傅良佐败走后，冯国璋对南军下讨伐令，一九一八年春，南北军在湖南大战；张敬尧于三月入长沙，之后当了两年多湖南督军。张的专横残暴更甚于汤，被湖南人咒为“张毒”。
　　连年的战乱与“汤屠”、“张毒”的黑暗统治，湖南的教育界也受到大摧残。一方面是学校教育受干涉，思想受箝制；同时教育经费经常减发、停发，学校长期驻兵，更受到直接破坏。第一师范就在铁路边，公交通要冲，校舍又宽大，因此只要湖南有事，这里必是驻兵之所。毛泽东同志读书时，一师曾有三次驻过重兵：第一次是袁世凯称帝时，汤芗铭派旅长李佑文（注三）驻扎。第二次是一九一七年广西谭浩明的军队驻扎。第三次是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张敬汤的旅部驻扎。其中以第三次时间最久。张敬汤是张敬尧的四弟，号称“四师”，外出时坐四人抬的大呢轿，大刀队前后簇拥，校门口沿马路站有半里长的武装部队。第一师范全校民生局处几间教室和寝室，出入也非常不便。但最严正的问题是半年多没发经费，有时日食一餐，有时竞日不得食，勉强维持残局。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目掣和身受的。至于军阀们的屠杀人民，敲剥膏髓，横暴惨毒，无所不为，当然更加刺激和更加激发爱国青年志士的革命思想和斗争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