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手间里的主权 陶杰 洗手间里的主权

　　人类社会越进化，疆界划分越趋细微。香港的大商场里，同一层楼通常有几家餐厅和酒家，而同一层楼的洗手间只有一个，由各食店共用。　　每家食店的顾客要上洗手间，先要领取钥匙，走过长长的甬道方抵达目的地。男厕内的几个便溺槽一字排开，每个上面钉了一块小牌子，分别说明是A 餐厅或B 酒家的专用便溺槽。
　　但问题是，厕所内虽有各餐厅酒家合法占有的专用便溺领土，厕内却缺乏有效监管，A餐厅的顾客进来，偏偏把尿撒在B酒家专用的便溺槽，神不知鬼不觉。有法不依是华人社会的通病，在商场的男厕里更别有景观。
　　问题之二，即使厕内有管理人，顾客进来用厕，如何证明他光顾的是A 餐厅还是B 酒家？即使是凭钥匙为记，但A 餐厅的顾客，进来之后硬要占用B 酒家的器具，洗手间的管理人又如何能干预？有法不依以外，此所谓执法不严，或执法无从。
　　既然有如此漏洞，那块钉在墙上的什么餐厅专用的小牌子，便形同虚设，全属多余。既然多余，那么各食店在男洗手间里划分领土，到底有何意义？
　　工业社会里，人际的孤绝感是文艺的一大主题。虽然各人头上一片天，老死不相往来，但疆界的划分延伸到商场的厕所，也有点匪夷所思。香港社会高度私有化，但商场的洗手间领域则不应避忌一定程度的“公有制”，各酒家餐厅的管理主权直达男厕，行使起这种主权时鞭长莫及，不如废除为佳。
　　便溺里自有道理在。日前在商场A 餐厅喝了一杯咖啡，在洗手间里误用了B 酒家的器具，“犯”了一次“法”，心有戚戚然，有此志感。
　　香港社会高度私有化，但商场的洗手间领域则不应避忌一定程度的“公有制”
　　辞职的艺术
　　高官的辞职信，应该怎样写？
　　1974年8月9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辞职信是写给国务卿基辛格的，只有一句话：“本人谨辞去美国总统之职。”
　　权位愈高，辞职信愈简洁。被迫辞职的人，心中难免都有气，但写辞职信不必公开感受，更不必把一封辞职信写成一篇《出师表》。
　　尼克松的辞职感受，留给对国民的电视广播。在广播中，尼克松没有诉苦，没有宣泄冤屈，没有攻击他的政敌。一开头，尼克松说：“这是我任内第37次全国广播了。在水门事件漫长而艰辛的年月中，我一直想尽力完成各位选我与我的任期。但这几天，我明显地觉得国会已经没有了令我尽力完成任期的政治基础，这种努力无法再延续……”
　　尼克松的辞职信没有一句牢骚，遣词用字，极为得体。他觉得对国家一片忠心，只是手段出了点错，他任内的努力，没有哪一样不是为了美国好，但国会和选民偏偏不原谅他，要他**。
　　一个地方有没有第一流的政治家，从政的人是世界级的精英还是小师奶、大少爷或小男人，看的就是这些地方。写辞职信，是一种艺术，权位愈高，愈需要教养和胸襟，要令人读来知道你跟一般凡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