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收藏 [安岐的书画收藏]

　　一、安岐的生平与家世　　安岐(1683－约1745或1746)，字仪周，号麓村、松泉老人。安家原為朝鲜人，随高丽贡使到北京，加入旗籍。其父安尚义，曾是权相明珠的家臣，后借助明珠的势力在天津、扬州两地经营盐业，数年之间便成為大盐商。在扬州，清代盐商著名的有“北安西亢”之说，“北安”指天津的安氏，“两亢”指在扬州业盐的山西亢其宗及其家族。扬州今仍有安家巷，与准提寺相邻，其因為来自朝鲜半岛的盐商安岐家居于此而得名的。
　　清初放宽海禁，各国商品源源不断涌入天津。津沽首创日光晒盐，使盐产量空前剧增，一批盐商成為富豪。天津出现了中国最早经办汇兑的票庄和近代银行，成為全国举足轻重的金融中心。富甲一方的盐商急于改换门庭，他们筑造园林，延揽有名才士，吟诗作画，使天津成為全国书画施展才华的乐园。
　　因安岐富收藏，精鉴赏，所以天津、扬州两地的收藏家们经常求其鉴定书画，古董商们也争着与他做生意，其中有不少罕见的作品。安岐择其精美，汇录于《墨缘汇观》一书。该书有乾隆七年(1742)自序和直隶总督、大收藏家端方序。《墨缘汇观》(成书于1743)，全书六卷，所录基本為作者藏品。间有部分是為其朋友所藏，求其评鉴者，择其中特别精的一并载入。所录书画作品始于魏晋，终于明末董其昌。编排先书后画，分正录和附录。正录部分载录较洋，附录则很简练，内容有题识、印章。对宋以前作品则常作考证、评论。汇录法书始干三国魏钟繇《荐季直表》、西晋陆机《平复帖》，止于明代董其昌；名画始自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隋代展子虔《游春图》，亦止于明代董其昌。正录记叙纸绢、作品内容，凡名人题跋、收藏印记、装裱、纸绢、尺寸等，一一毕举，使后人得据以考察真伪，间作考订，并论书法、画法，续录仅载标题，略记大概。安岐治学严谨，鉴别认真，叙述简当，為同类书中精审之作。
　　安岐的书画藏品来源，在《墨缘汇观》一书中有比较明确的出处，主要是来自清初其他书画鉴赏家的藏品，最多的是来自梁清标家族的，如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代燕文贵的《溪山楼观图》是梁清标从众多宋画中精选而入藏的，后来也被安岐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另一件藏品《宋人秋渚文禽图》是经由梁清标准确的鉴定后人藏的，后来也到了安岐手上。梁清标曾经收藏过的赵孟舨的《洞庭东山图》(现藏在上海博物馆)，后来也到了安岐手上。
　　其他的则是来自曹溶、宋荦、孙承泽、耿昭忠等家族，也有来自南方中心的一部分书画藏品。如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沈周的《画庐山高图》曾為耿嘉祚藏，后归其子耿继训，后到了安岐手上而入清内府。上有耿氏父子藏印12方，安岐收藏印1方。
　　此外，安岐还有一部分书画藏品是来自卞永誉。如收藏在北京故宫的(传)董源《潇湘图》原由卞氏收藏，后转到安岐手上；上海博物馆藏的唐代高闲《千字文卷》有卞氏收藏印，另有安岐的两方收藏印，说明也是安岐从卞氏家族中获得。
　　二、安岐的书画鉴定水平
　　安岐在《墨缘汇观》显现出诸多的考证功夫，如指出了元代周密《云烟过眼录》中著录陆混《捕鱼图》為金代明昌时的作品為误，特别是纠正了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一书著录的谬讹尤多。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他的书画鉴定，他对晋唐、宋元时期的书画藏品的鉴定方法在其《墨缘汇观》中一目了然，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在鉴定方法上，强调以实物鉴定為主，鉴审其质地、书法、画法、收藏印章、有无前人著录、装裱情况，品相如何等，比他之前藏家要细致一些，所以他鉴定的准确性要高得多。
　　(二)依赖前人鉴定结论较多，主要有明代董其昌、陈继儒、项元汴、王世贞、王世懋、张丑等有名书画鉴赏家的，清代则更相信孙承泽、梁清标、曹溶、宋荦等几位清初大鉴赏家的眼力。
　　(三)另外一个较為明显的特征是：安岐更注重对董其昌以前的鉴赏家的考订，这不同于其他清初的鉴赏家。
　　(四)注意对照古人的文献，尤其是涉及到记载藏品书法的写法、画法的明显特征等，都能一一考虑到。
　　(五)对有争议的书画鉴定意见，则将不同看法并列起来，再进一步谈自己的鉴定意见。
　　三、安岐对晋唐时期藏品的鉴定
　　安岐对晋唐时期藏品的鉴定，主要体现在他对书法的鉴定功夫上。他对书画的质地、书法种类、文字内容、何人收藏过、何人题跋过、其可信程度如何，都加以细查后才做出判断。如他说晋代陆机《平复帖》牙色纸本，“此贴大非章草，运笔犹存隶法”，“此卷予得见于真定梁氏”，后又能征引董共昌跋中所说的“右军以前，元常以后，惟存此数行，為稀世宝”。陆机《平复帖》现藏在北京故宫。此贴宋代时入宣和内府，明万历年间归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再归张丑，清初时经葛君常、王济、冯铨、梁清标、安岐等人收藏后归入乾隆内府。虽并无充足证据证明此帖是出自陆机之手，但确定為晋代书法作品的鉴定意见无疑被证明是正确的。
　　安岐认為是“西晋之首”的钟繇《荐季直表》原定為魏时作品，明代沈周收藏之前都定為“真迹无疑”，入清為宋荦收藏，在安岐“重价易之”后，他引用王世贞的三段跋语，并鉴定為西晋时的作品，比较中肯。
　　安岐鉴定书迹时，经常引用的有《宣和书谱》、米芾《书史》、《宝章待访录》、黄伯思《东观余论》、王世贞《弁州书稿》等几部重要书画鉴定书目。被视為东晋唯一名家墨迹真本的王殉《伯远帖》是流传有绪的藏品。北宋初曾刻入《淳化阁帖》，宋徽宗宣和内府收藏时，曾有徽宗赵佶题签及宣和内府诸收藏印玺，明末清初时却被割去。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董其昌于北京购得，后又经吴新宇、安岐等人递藏。安岐得到后说：“晋人真迹惟二王尚存者。”他在著录中引用米芾的看法“大令已罕，谓一纸可当右军五帖”，及征用董其昌的鉴定意见，米芾的看法是来自《书史》的。同时，他在《虞世南临王右军兰亭序》卷(此卷即张金界奴本，现藏北京故宫)一条后，对董其昌与陈继儒将其鉴定為“虞世南所书”持不同的看法，也相当正确，不过，他只说了一句：“则未敢许。”
　　现藏上海博物馆的《上虞帖》安岐鉴定為唐写本也是对的。此本事唐摹王羲之草书，硬黄纸，共七行五十八个字。书体灵动绰约，丰肌秀骨，远胜王右军《何如帖》。此卷為北宋内府旧藏，至今尚是原装，帖前有宋徽宗书签题“晋王羲之上虞帖”，有南唐内府“集贤院御书印”“内合同印”以及宋内府朱文双龙圆印，“政和”“宣和”“御书”葫芦印，“内府图书之印”等。明代曾藏于晋王府，后由韩逢禧、梁清标、商载、程定夷递藏。谢稚柳在帖的右上角发现有南唐的“集贤院御书印”“内合同印”，但印痕已经模糊不清了。上海博物馆用同位素“钴60”照射，奇迹出现了，果然显出“内合同印”和“集贤院御书印”两方印章。这两方印章在宋代被称為金印，而历史记载中有此两个印章的书法作品只有《上虞帖》，这一证据确定了《上虞帖》是唐代摹本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