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教程第二版【跨文化交际视域下的大学英语教学】

　　摘要：文化是语言的母体，语言交际的有效进行是在文化母体的语境中完成的。用外语进行语言交际就是一个跨文化的语言交际行为。外语习得不仅是单纯语言要素和语言能力的习得过程，同时也要有一个相应的文化习得过程，这样才能获得一个有效的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因此，英语教学特别是大学英语教学应该是一种新型的“语言一文化”教学模式。文章在跨文化语言交际的视野下提出新型“语言一文化”教学的若干原则。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大学英语教学；文化语境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3-0102-04
　　随着国际化交流日益频繁，跨民族语言交际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调适问题就日益突显出来，这些问题又刺激人们反思语言与文化的内在关联。随着人们对跨文化语言交际行为的认识越来越充分，人们对外语教学有了新的认识。近几年，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在跨文化交际的视野下，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做出的调整，并尝试提出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结合的大学英语教学体系的若干原则。
　　一、语言交际与文化语境
　　文化是语言的母体，文化蕴育出语言。从另一个角度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信息最大程度地体现在语言之中。在根本上、总体上，是文化决定语言，语言的有效使用无时不在它的文化母体中进行。也就是说，在我们进行语言交际时，并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互译，同时也依赖文化之间的默契。从语义的角度说，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语言意义的最终完成不仅是语言自身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作用的过程。
　　语言习得的过程其实必然也是一个文化习得的过程，只是在母语习得过程中，语言习得与文化习得之间几乎天衣无缝，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完成的，几乎没有痕迹。而在外语习得的过程中，语言习得与文化习得就会有错移，一般来说，文化习得会慢于语言习得。这是外语习得离开了文化母体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从文化上说，外语习得就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习得。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人们把语言看成是语言要素(语音、词汇、语法、语句、语篇)按照某种结构而形成的符号系统，仿佛它是独立自在的意义系统。而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意义生成离不开它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文我们简要从语言基本要素语音、语法、词汇、语篇、语用等角度来分析探讨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
　　1.语音。相对来说语音与文化的关联度较弱，但不同地域、人群特征仍然会从语音上体现出来。比如，中国南方口音与北方口音的差异，有时，我们听到某种口音就会联想到某些文化特质。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的发音差异比较明显，其中也蕴涵着一定的文化差异。不同的生活圈子，甚至不同的身份、地位，说话的语气、语调也会表现出某种不同。俗话说“听话要听音”，就是通过音调变化也能听出言外之意，这当然需要很深人的文化熟悉度，这在跨文化语言交际中是很难做到的。
　　2.词汇。作为语义的最基本单位，词汇在诸多语言要素中是文化最显著的表现。有学者甚至认为“一种语言的词汇可以看成是该语言群体所关注的所有思想、兴趣和工作的总汇”。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作简要说明：其一，文化特征会在语汇上体现出来。比如，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有大量描写雪的词汇，阿拉伯语中有许多描写骆驼的词汇，汉语中有大量描述亲属关系的词汇。中国人擅长辩证思维，反映“相对”的词汇就非常丰富，如利弊、新旧、善恶、异同、祸福等等。西方人擅长科学认知，我们现在用的科学(science)、逻辑(logic)、范畴(category)、伦理(ethics)、命题(judgement)、观念(idea)、概念(concept)、系统(systeam)等术语都来自于英语系统。其二，同一词汇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不同的含义，尤其是词汇的“引申意义”或“隐含意义”。对于词汇意义一般可以作“指示意义”(denotation)和“隐含意义”(connotation)的区分。词汇的隐含意义是词汇意义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在语言交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词汇的隐含意义往往取决于词汇的文化指向。如果不了解词汇的“隐含意义”，就会引起交际障碍或交际失误。如“四”在汉语中有不吉利的意味，而“十三”在英语中比较避讳。“黄”在汉语中易与皇家联系在一起，“红”易与喜庆联系在一起，而它们在英语中一般没有这些隐含意义。“龙”在中国象征着神奇、至尊、吉祥等意义，而在英语(dragon)中通常意味着暴力、邪恶、恐怖。“狗”在汉语中的使用往往带有贬义，而在英语中的使用大多是中性或褒义。
　　3.语法和语篇。古汉语不重视语法，文字本身也没有前后缀，没有词性的变化，在语篇上也不重视形式化、程序化的规则，古汉语基本上属于“非形态语言”。相比之下，英语有细密的语法规则，丰富的语词变化，注重不同文体的语篇特征等等，基本上属于“形态语言”。英语的语法特征常常是中国人学习英语的一个障碍，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我们不能“超越”自身的语言习惯去适应这些语法规则就不可能学好英语。从更深一层上说，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无论是非形态语言还是形态语言，它们都有自身的语义生成方式，这种语义生成方式是思维模式和世界观的某种反映，语法自然是语义生存方式中的重要环节。语言学家沃尔夫指出：“语言相对差异性原理意味着，使用显著不同的语法导致不同类型的观察，以及对表面上相似的观察行为作不同的评价，因此使用不同语法的人，他们的世界观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差异。”比如，古汉语经常使用无主句，在表述上显得生动流畅，同时使得意义多义化、模糊化；英语清晰的主谓宾结构，表述上生硬呆板，而语义上则清晰明确。这种语法特征的差异正是某种文化差异的反映。
　　4.语言的使用。仅仅掌握词汇、语法还不够，还要遵循语言的使用规则，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语言使用规则。比如，英美人一般不喜欢用姓来称呼自己，而这在中国就用得很普遍。在英语中，接电话的人往往先报自己的名字或办公室，而不会拿起话筒就问对方是谁。中国人见面问候“你吃了吗”，不是要请你吃饭；外国人说“We must get together soon，”(我们一定得聚聚)，实际上也是一句客气话，并不是一个正式邀请。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对语言使用背后的文化语境缺乏一定程度的了解，就不可能正确有效地实现跨文化语言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