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叶绪耕与我国首艘海运破冰船]破冰船原理动画演示

　　我的父亲叶绪耕，浙江慈溪观海卫人，生于1884年，自幼受甲午战败后爱国思潮的影响，立志赴日深造，欲以工业救国。后考取官费留学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专攻采矿、冶金专业，获工学士学位。回国后，父亲先后在淳安剑门锑矿等几个条件艰苦的矿场任职。后应学长、民国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司长何燮侯先生邀请，组建九成炼矿公司。因逢战事，所定规划和美好蓝图都未能实现。
　　约于1919年－1926年间，父亲受聘于汉冶萍公司，任驻日本事务所所长。由于汉冶萍公司1911年3月和日本签售不平等的生铁合同，在长达15年期间，生铁售价固定为每吨26日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市场铁价持续上涨，直到四五百日元，可是汉冶萍的售价无法提高，损失惨重。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工作期间，经过多番艰苦交涉，才迫使日方稍作让步，将生铁售价从26日元加至40余日元。汉冶萍矿停业后，父亲回国。他虽想学以致用，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以实现工业救国的愿望，但在国家贫穷、百业凋敝的情况下，他深感“矿业还是不能强为的”，内心十分苦闷，不得不选择走别的道路。于是他北上天津，探访同赴日留学的爱国金融家周作民先生，商议合作的新途径。
　　创立航运业，
　　有鉴于国内航运业衰败的现状，周先生和家父一拍即合，认为衰败中其实潜藏着无尽的商机，随即邀集好友共同筹划创立天津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其创立的宗旨，就是要从英、法、日等列强航运公司手中挽回权利，振兴民族航运，发展祖国工商业。1929年公司正式成立。周作民任董事长，父亲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从此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经营和发展天津航业公司事业上。他与同仁共同制定了公司章程，确定了经营理念与营业范围。他首先向上海大中华造船厂定制了多艘新式拖轮和驳船。当大中华造船厂因经费短缺难以为继时，公司又积极筹措资金援助，使所定制的船只一轮五驳得以完成。后又增设船舶代理，公司业务不断发展壮大。
　　1934年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展，平均每年代理大船已达20余艘，进口货运每年达7万余吨，公司深感自营码头仓库之必要，于是与金城银行合作筹集了+五万多银元，从英殖民者手中购买了地产，有了自己的码头和货栈，公司业务得到更大发展。1936年父亲又日夜筹划在塘沽建立先进的冷库，以使运输的产品保鲜，这在当时的同行业中，也是独树一帜。
　　1934年，公司积极开发沽口驳运，这就必须保证冬季航运能正常进行。家父预见到渤海湾大沽口有可能发生冰冻，他未雨绸缪，下决心要购置先进的海运破冰船。经董事会决议、股东会通过，筹资20万元，委托父亲留日好友、造船专家杨俊生先生负责设计。当时国内还没有先例，严重缺乏设计资料。后参照德国资料，设计了一款新线型破冰船，有别于旧式靠船把冰撞碎，而是把船开到冰上，靠船体重量把冰压碎。父亲提出设计要求，参与了设计方案的讨论与定案的全过程。设计完成后，由上海大中华造船厂制造，破冰船装备精良，配有各种安全设备，如无线电、发电机、探海灯，以及海事救助的必要设备、器具。它是我国首艘自行设计制造的现代化的海运破冰船。它有700匹马力，1500吨拖力，航速10迈，起名“天行”以示完备无缺。就是这艘“天行”，在1936年天津大沽口二十年未遇的冰灾救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前，“天行”轮实际上并没有经过严重冰灾的实践考验。在太沽口外远航救助时，沪津中外保险公司均对“天行”轮拒保，在津港航政局几艘撞冰船因陈旧而无能为力，外国破冰船又拒绝援救的情况下’父亲征得董事会同意后，毅然决定派遣经理王更三、塘沽分理处主任叶文耕率领代价昂贵的“天行”轮多次出海冒险救助。“天行”轮在救助中，自身也受到极大的创伤。据不完全统计，获“天行”号先后救助的大小船只约四十艘，获救船员及旅客约二千余人，运送煤、水、食品千余吨。从此“天行”号和天津航业公司名声大振，得到同行和媒体的高度赞扬。而父亲却认为更重要的是这艘船为中国人争了气。
　　收回航运主权，力主航业合作
　　为了和太沽、日清等洋航商竞争，夺回国航主权，父亲决定不惜血本斥巨资添置先进设备，引进先进技术；建造码头仓库，方便停泊、保管和储存；加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收费低廉，优惠长期承运合同用户。因而，所承办的业务，均以高效、安全、经济、便利而著称，并得到有关各方的赞许，即使处于敌对地位的外国远洋轮船公司，也为之惊异而刮目相看。例如来往最多的美商太平洋轮船公司，以书面表示：“天津航业公司沽口驳运成绩优良，已在国外保留新纪录。”加上公司又充分利用了其支撑单位金城银行在全国金融界的影响和人际关系，从而打破外航长期垄断的局面，将北宁、平绥、同蒲铁路进口材料的沽口驳运业务全部揽入公司名下，同时，怡和洋行、国营招商局等在国外购买沽口交货的驳运业务也都委托公司经营，从而大大拓展了航运业务。
　　父亲深知，为求得国家航运和公司本身的大发展，独善其身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他极力推行航业合作，力促成立天津航业同业公会，倡导收回航运主权，实现“自货、自船”。
　　父亲早就心怀远洋航运的大志，他早于1934年就主持制定自办远洋航运计划，并积极筹备实施。他呼吁国家外贸大户，如铁路系统，在与国外订购铁路材料(枕木、铁轨)签订合同时，就规定国外码头交货，从源头上掐断中国购买的货物被外国航运垄断的局面，也为发展民族远洋航运创造条件。同时积极筹划，先从租船跟外商合作开始，来承揽远洋航运业务，以逐步过渡到远洋航运的“自货、自船、自运”的目的。这种要发展远洋航运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公司及其员工的发展方向。享誉于世界航运界的七大船王之一的董浩云和巴拿马籍华裔三大船王之一的程云庆，都是当时公司里从练习生培养起来的年轻员工，家父很器重他们并寄予希望。我国改革开放后，程云庆回国探亲来看望家母时，总是深情地对家母说，“我们后来在事业上取得这样的成就，要感谢叶总理(指家父)给我们指出了前途和发展的方向。”
　　1935年天津航业公司已是华北地区最有实力的轮驳运输公司之一。1937年公司已增资到七十五万元并添购海轮二艘。父亲预见到时局会发生变化，一旦发生侵略战争，航运业将受日军控制和霸占，于是利用上海租界的条件，于1937年7月1日，将原上海分理处，扩建成天津航业公司上海分公司。因上海的英、法租界势力较强，日本一时不敢轻易触动。从此公司主要航运业务和大部分职员、船员逐渐转移至上海。七七事变后，父亲心情十分沉重。不少船只被征用，内河运营举步维艰。1939年，董浩云虽已离任天津航业公司而在通成公司任职，但与父亲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父亲大力支持董浩云筹建“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并融入大量资金，以求实现远洋航运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