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冤录第二部剧情 [药企老板洗冤录]

　　阳光下的财富何以藐视阳光下的权力?这是现实，更是中国绝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老板的悲哀。　　十年。当焦占军终于被宣判无罪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当场给法官跪下，连磕了三个响头。十年的挣扎、伤痛、心酸和无奈，在这一刻，或许得到些微释放。然而焦占军说，“这个案子，把我的人生价值给毁了。”
　　十年轮回。他曾是同仁堂最大的经销商之一，拥有两家制药厂，营业额1000万元以上。如今一切灰飞烟灭。他已年届六十。
　　“药贩子”
　　距离石家庄九十公里开外的安国市，天元大酒店。隔着十几年时光，酒店的白色墙体已然有些泛黄，似乎只有大堂里黑底描金的“天元楼记”，还在彰显着昔日辉煌。
　　词曰：“陋室堪记，常忆先贤，挥剑唱风。钟离泗上楼桑村，居草庐，三分定。植根五行守中原，飞凤腾九重。且将天元作丛台，兴金樽，论横纵。”
　　1999年初建成时，焦占军名下的天元大酒店堪称安国当地最气派，内设最好的商务大楼，往来皆是当地官员富商。据说有官员见词评说，“这词写得太过，太大了。”旁人回应，“您是不了解焦占军。要了解他，您就不会认为这词太过。”该官员顿时皱眉， “焦占军?他不就一药贩子嘛。”
　　对掌握权力的人来说，焦占军的确只是个“药贩子”。
　　他早年在安国市信访科工作，后调至安国中药材供销公司。时值改革开放，安国自古又为“药乡”，焦占军力主从当地中药材市场的药农手中收购中药材，初加工后供给北京同仁堂，再从同仁堂手中收取成药来经销。天时地利人和。安国中药材供销公司因此发展迅猛。
　　到1999年5月，中药材供销公司几经重组改为民营，更名为大仁药业有限公司，由焦占军任法人代表一手执掌。此时，公司已成为同仁堂在全国最大的经销商之一，除在安国拥有一家年营业额上千万元的制药厂，还在北京设有分公司联合经营健都制药厂，堪称安国市纳税大户。焦占军在当地商界风头一时无两。
　　天元大酒店就是这时期建成的。开业之初，焦占军请当地文化名人题词一阕。词毕阅之，焦占军大笔一挥，将“守江东”改为“守中原”，足可见其胸藏霸气。
　　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确有底气如此。2000年5月，焦占军与泰国PP集团签订合作开发协议，拟在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处购进土地，用于药材的种植与生产——的事业野心远不限于安国，他筹划着更大的生意版图。
　　没想到就在此时，天降横祸，彻底改变他此后十年命运。
　　“我不怕查!”
　　在中国做企业，尤其是做民营企业，做一个千万元级别的民营企业，和政府部门搞好关系太重要了。正因为此，焦占军试图谦恭显于外，霸气藏于心，焦占军一直遵守着中国社会的潜规则。譬如安国当地的“土税法”。
　　按照国家税务法规定，增值税以商品增值部分乘以17％计算。而安国当地所谓“土税法”，顾名思义，是地方政府在国家税法之下设置的一种地方性税政。即只要使用票据，不管增值不增值，都在票据开具销售数额上乘以一定税率作为增值税收归地方财政。安国当地执行的税率是国税局收取1‰地税局收取1％，总计2％。不仅安国，周围许多县市都有诸如此类的“土税法”。对税务局来说，相比于以商品增值部分为基础收取增值税，单纯以销售票据为依据，显然大为便利。但对像焦占军这样的企业主来说，则是有苦难言。
　　大仁药业的运作模式，打个比方来说，就是以1元收购中药材，初加工成原料药材后再以2元卖给同仁堂，而同仁堂以货抵款，之后大仁药业在销售中成药时，则是以低于进价的价格销售出去。因此实际上，大仁药业经销中成药挣不了钱，挣钱环节在前端加工销售原料药材。
　　也就是说，一来同仁堂给大仁药业的货都是带税商品，同仁堂作为第一纳税人已经纳税，大仁药业购货时已经按价税付款，此乃进项税额；二来大仁药业低价销售中成药，销项税额低于进项税额，不存在增值部分。
　　按道理，焦占军只需在原料药材销售这一环节缴纳增值税。但“土税法”以销售票据为依据，则焦占军在原料药材销售和中成药销售两个环节都需缴纳增值税。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尽管如此“不公”，焦占军还是隐忍下来，一丝不苟地缴纳“土税款”。在他看来，没有必要干那些“偷税漏税”的小动作，以免因小失大。
　　然而性格张扬的他不知在何处得罪了哪路“神仙”，2000年7月。由河北省、市、县国税稽查局组成的专案组进驻大仁药业。
　　——查就查吧，企业财务规范，怕什么?
　　没想到这一查，还真查出了“问题”。专案组声称，
　　“大仁药业在销售中成药时，从1998年到1999年期间以‘大头小尾’的方式填开万元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即分别填写四联销项发票，把存根联和报税务局的记账联(一、四联)少记销项收入，把给货方的二、三联填写实际销售金额，虚假填开增值税发票179份，少计销售收入1079万余元。”继而安国市国税局以少计销项收入直接乘以17％，而非国家税务总局(1998)66号文规定以销项减进项的计税方式，认定大仁药业偷税183万余元。
　　“问题”出在闰亚平身上。早在1997年底，大仁药业就在北京成立了中成药销售部，承包给北京人闫亚平经营。闫亚平自然不像土生土长的焦占军一样“墨守成规”。她千方百计试图躲过本不该交的“土税款”。而因为承包经营，焦占军事前并不知情。
　　可正因为是承包经营，焦占军觉得跟自己并无瓜葛，丝毫没把此事放在心上。他的精力已经转移到了“金三角”项目上。他甚至有意把企业移出安国。山雨欲来风满楼。2000年12月28日，一纸税务处理决定书递送到焦占军手上。安国市国税局以其认定的偷税额减去多交税款额和已交款项，责令大仁药业补交税款158万余元，并收滞纳金127万余元。不仅如此，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安国市法院扣押了焦占军名下一辆红旗轿车。
　　这下焦占军坐不住了，“我没犯法，我不怕查!”为此，他甚至跑到保定市中院行政庭起诉，状告安国市国税局土税法——初步看来，这招效果显著。红旗轿车被归还了，不仅如此，安国方面还允诺，只要焦占军噤声，此事一笔勾销，不再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