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熙与中国近代化 中国近代化探索的特点

　　邓华熙(1826－1916年)，字小赤，又作筱赤、小石，顺德龙山人，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举人，授员外郎，咸丰六年阴历十二月(1857年)到任刑部江西司，历任京师巡防处办事员、刑部郎中、江南道监察御史、大理府知府、云南府知府、云南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江苏布政使、署漕运总督、安徽巡抚、贵州巡抚，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1903年)因病于贵州巡抚任上退休，“历官数十年，不求赫赫之功，而能持大体，吏民安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将届辛亥重逢乡举，获赐太子少保衔。邓华熙政治思想开明，为官风格务实，一生中多次具折呈奏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建议，又在地方长官任上养士保民，并进行大刀阔斧的近代化改革。退休后，值清廷预备立宪，作为极具影响力的乡绅，年逾八旬的邓华熙又受聘为广东谘议局筹办处首席议绅，并被选举为顺德自治研究社社长，致力于宪政制度的建设；武昌起义后，新任广州将军凤山于羊城被刺身亡，邓氏又以主席身分主持在西关文澜书院举行的各界人士大会，会议通过“决议保全广东大局议案”，决定广东自治，推进了广东的光复。1916年阴历十一月，年九十一卒，逊帝溥仪赐谥“和简”。
　　一、终其一生的“清流”作风
　　历史上的邓华熙，是一名官员，也是一位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留下诗词作品二百余首，骈散文若干，并工书擅画，于音律、中医药亦颇有心得。其中，邓氏的诗作可谓最能呈现其情操与志向。
　　邓氏深受儒家士大夫忧国忧民、修齐治平传统的熏陶，强调高洁德行的“清流”作风是其矢志不渝的人生圭臬；一个“清”字，也是贯穿其一生的“诗眼”。如咸丰七年(1857年)《忆途中一首》尾联：“秋曹清吏归何有，一箱书画一车轻。”同治十一年(1872年)《偶成一首》首联：“久甘清吏食欺无，家兴西曹十载余。”“秋曹”、“西曹”皆为刑部的别称，邓华熙供职刑部二十年，两诗时隔十五载，却都强调了作者两袖清风的作风。又如光绪三年(1877年)江南道御史任上作《竹》：
　　叶贯四时恒不改，座中佳士此为邻。虚心直节能容物，叶叶相承一个臣。
　　诗句也是自道“恒不改”的做人原则，而此词终稿之“叶叶相承一个臣”，原稿作“独立清风一个臣”，原稿的版本，更直白地揭示了全诗的主旨。邓华熙性情温厚，彼时又已年过知天命之年，也许是出于不愿过分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立”，显得与同僚分明对立，才改为“叶叶”句。又光绪四年(1878年)《山泉》：
　　汩汩来无尽，源须自远岑。出山违本色，撞石自成音。洗砚人来少，烹茶客竞寻。怀清原性在，抱一见天心。
　　可谓字字皆自况，句句有所指。此诗化用杜甫《佳人》诗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表达了居庙堂之高的身不由己，难免有违“清”的本色；“洗砚”、“烹茶”二句更是巧妙地讽喻了官场上好饮食私交而疏文才将略的风气；山泉水正是作者的化身，虽为“烹茶”上材，却更希望发挥“洗砚”的功用；末二句格调却又得到提升，矢志“怀清”，“抱一”终生。
　　邓华熙一生官运虽算平稳，却从未平步青云，与其耿直作风不无关系。他拒绝趋炎附势，对官场上的不正之风深感不满。同治十三年(1874年)《老虎矶》后二句：“难将威武屈，独惜困蒿莱。”光绪六年(1880年)《温泉补作》：“素有冰壶在抱中，温汤未浴气先融。臣心似水原来淡，讵肯趋炎拜下风。”皆是其清白廉洁心志的表白。又光绪六年仲冬，制军刘长镇奉旨到大理巡阅营伍，知府邓华熙等人负责迎送，邓氏对这种无关民生的迎来送往劳力伤财大为愤慨，于是作《送客有感》诗，其措辞在他所有诗作中可谓最为严厉：
　　民事从来缓不宜，未闻饯客亦虞迟。鸡鸣而起缘何事，貂帽冲寒冷不支。跸路昔年随御杖，郊亭今日送归师。牧猪屠狗何庸办，世态逢迎便合时。
　　作为传统读书人出身的官员，邓华熙却清晰地认识到出仕为官不过是“役虚名”，面对官场歪风，时势不佳，虽有退而保节的念头，却又感激皇恩浩荡，胸怀天下，终究还是义无返顾地积极人世。他的诗作中多次出现归隐、出山、感恩等意思，这种出世与人世的矛盾心情流露无遗。除前引之《山泉》，尚有如咸丰八年(1858年)《湘水行》末四句：“良期美果指潜渊，当如范蠡移家船。感恩愿效衔环鸟，悦志行歌树背萱。”同治五年(1866年)《贾岛峪》其一尾联：“少日出尘胡反俗，只留遗迹到今疑。”又其二尾联：“未能免俗君知否，出岫无心始不疑。”
　　邓华熙的诗品与人品可谓比较一致，其清廉、勤勉、恤民的作风，在同僚间和百姓中均有口皆碑，因此他在曾工作过的直隶、云南、湖北、江苏、安徽、贵州等省以及家乡广东，都拥有很高的声望。也正因为具有这些作为政治家的基本品质，加诸在得风气之先的家乡广东熏陶出的开明胸襟和与时俱进的头脑，邓华熙才成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员中坚分子。
　　二、陈力就列，进言不倦
　　自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起至光绪四年(1878年)三月奉旨补授大理知府止，邓华熙任江南道御史仅一年半时间。然而在这短短一年半里，他向朝廷呈递了大量奏折，这些奏折内容涉及改革厘捐、旌恤烈士、赈灾抚民、厉兵缉匪等。他的意见大都得到照准执行。
　　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邓华熙丁亲母忧，返乡守制，八月自九江借搭广东南海海味船南下，此船在九江已完缴厘税，至壶口县却又有关卡重复抽取，而且厘卡又存在**、贪污现象。邓氏痛惜彼时全国各地水旱灾害频繁，又多遭战乱盗贼之祸，深知厘捐之弊，感叹“厘捐一日不停，则商贾一日受累。兵燹之后，元气何由而复乎?惟冀封疆大吏不惮艰难，力图别款，画止厘捐，则民力纾而康阜有素矣”。光绪二年十一月，邓华熙便以御史身分上呈《请普免各省抽麓以益民食折》，建议“凡谷米之属，有关民食者，一概免其抽嫠，俾贩运转移，畅行无阻，则民食充而民心愈固矣”。该折在同年十二月得到答复：直至次年四月止，各省暂免各卡厘金。
　　光绪三年三月，邓华熙具呈《请旌恤本籍阵亡殉难绅民折》，并附有关烈士事迹清单，请求朝廷对烈士予以表彰、抚恤，并准许在原籍建祠。当日，清廷下旨照准办理。同年五月，广东省北部发生严重水灾，河堤崩决，万人丧生，灾民流离失所。邓华熙于六月初六日连上二折：一为《陈奏广东水灾吁恳速筹赈抚折》，请求从速调拨钱粮赈灾，并抢修河堤；一为《请提惠济仓款办赈并免邻省入粤米厘折》，提出具体赈灾方案，请求就近提取广州城内由绅士经营的惠济义仓租息银作赈灾之用，并免除邻省入粤粮食厘捐，以降低粮价。二折建议均被朝廷采纳，由广东督抚酌度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