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最大的财富是人]人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成都西三环苏坡立交桥旁边，有个叫“锦绣光华”的楼盘。这个楼盘属于拆迁安置房项目，自然谈不上高端，但也不算太差，有地下停车场，有篮球场、乒乓球桌，绿化也说得过去，只是靠立交桥一边的屋子有点吵，关紧窗户也就好了。我有三个朋友就住那里：文涌泉、白洪彬和蒋根。
　　十多年前，我们一起在成都找工作，后来，又去外地打工，这几年，这帮朋友陆陆续续回到了成都，结婚生子安家。像我这种还没回去的，也时时念叨着什么时候回去。
　　在我眼里，一个城市最大的财富，不是GDP，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人。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城市比大学大多了，城市人群也比大学复杂多了，不能单看大人物，得把各个层次的人都考虑进去。而在这个人口流动频繁的时代，城市的优劣往往体现在两点：能不能吸引外人过来？来了之后，能不能让人安顿下来？
　　首先要有饭吃
　　1995年，我和朋友们都在成都，四处找工作，为了省钱，“甩火腿”（走路）横穿市区是常有的事情。后来文涌泉找到了一份火锅店服务员的工作，晚上我便躲到员工睡觉的小阁楼上面，他时不时拿些肉串上来给我吃。现在回想当时，常做两点感慨：文涌泉此举真像我妈啊；那时候成都找工作真难啊。
　　1996年下半年，我去了广东。第二年，朋友们也跟去了。我们在广东呆了多年，广州、东莞、深圳，为了一份工作到处游荡。再后来，又去了北京、山东等地。说得好听叫“走南闯北”，其实不外乎混口饭吃。
　　一个城市要吸引人来，第一要件就是工作，原因很简单：人要吃饭。现在回头看十多年前的成都，在提供就业方面，实在是不尽人意——所以我们才会离开成都去广东，而我们只是数以千万计外出打工的四川人中的几个。如今的成都，除了休闲城市的形象，强调经济高速发展的一面，这是非常合理的——我们不能把一个西部城市，完全看作游玩的去处，大家都要吃饭，而饿着肚子是没法休闲的。
　　文涌泉十年前就从广东回到成都，开了一家铁艺铺子，但一直生意寡淡，到了2008年，才好了起来，赚钱买下了“锦绣光华”的房子。这一年成都开始地震重建，而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资金和劳动力也开始由东部向西部回流，成都经济也开始高速发展。
　　这几年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劳动力终于开始值钱了。在广东的时候，白洪彬曾经给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建筑工地上的活，从最开始的挖地基，到最后面的装修，没有一样是我没干过的。干完了，就走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想必想起了以前我们学过的古诗《陶者》和《蚕妇》。
　　两年前，白洪彬也回到了成都做铁艺加工，去年筹齐首付把房子买在文涌泉旁边那栋楼，每个月挣的钱，养家、还月供也够了。听朋友们说，现在很多工人早上穿得干干净净，开着车去工地，到了再换衣服干活，下班再换回衣服开车去吃喝玩乐。
　　如果十多年前能像今天这样，或许我和朋友们就不会选择“发财下广东”了。
　　然后要被接纳
　　最近国内翻译出版了一本叫《落脚城市》的书，其中一章写到了深圳，章节名叫《无法落脚的城市》。这座城市，也是我现在住“锦绣光华”的三个朋友都呆过的地方。书里面所写的，也是我这些朋友们亲身感受到的：“他们发现自己几乎不可能在这里真正扎根。除了房价高得无法负担之外，这座城市的一些政策，也让外来务工人员对在这里生养孩子备感艰难，不论你在这里工作了多久都一样……在这座1400万人口的城市里，只有占15%的210万人口拥有深圳户籍。”
　　书里面还提到，2008年，有两百万人返乡过年之后没有回来，2010年，又有数十万人离开。即便深圳市政府把从最低工资从450元提高到750元，再调高到900元、1100元，都无助于吸引人回来。深圳“变成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一个没有人称之为家的地方”。我的朋友们，只是离开了就不再回去的数百万人中的几个。
　　北京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到北京已经八年多了，结婚生子，但到现在仍然对这座城市缺乏认同感。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很多事情都很麻烦，从小孩入学，到买房买车，甚至连试点租赁自行车，外地户口都要受到限制——虽然我没有想过要去租车，但看到这条新闻仍然感到非常恶心。北京市统计局前几天发布了一组数据，2011年有60万外地人离开了北京。
　　蒋根现在住白洪彬楼上。几年前，他还没有买房，也没有成都市的户口，但是孩子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了。作为一个在北京的外地人，我很担忧地问他孩子上学怎么办，回答是外地民工在成都可以就近入学，每学期只需要交63块钱。我一再确认，的确如此——这件事对我后来回成都买房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上个月我在微博重提旧事，成都媒体人蒋冰告诉我，最近小升初摇号，她是成都市户口，她的孩子摇到了一所普通中学，她认识的一个外地民工的孩子，摇到了一所重点中学。她没有愤愤不平，倒颇有些骄傲。
　　前不久回成都收房，文涌泉和白洪彬陪我去，路过旁边一个楼盘，比周围便宜了两千元，一问，原来是限价保障房。我又以北京外地人的心态，催他们赶紧走人，认为和他们没关系。但两人都没理会我的催促，而是问了又问，说要为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参考。在成都，即便是外地人，只要交满了五年社保，就有资格申请限价保障房，而且，真的可以申请到。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在北上广，因为地理优越和资源集中，在吸引人来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但很多人，虽然来了，却无法安顿下来。如此庞大的一个人群与居住的城市离心离德，无疑要让城市财富大打折扣。
　　相反，在普遍歧视的大环境下，有一座城市能争取做到较为平等开放，其效应势必翻倍增加：不平等总是让人难以释怀，于是平等就让人无比珍视。这么多四川人在外面闯荡，积累了技术与金钱，却无法就地生根，这反倒是成都最大的一笔隐性财富。
　　还要有生活
　　上次回去，晚上和文涌泉、白洪彬、蒋根去小区外面吃“冷淡杯”（凉菜），凉拌猪耳朵、猪蹄、牛筋、海带丝、四川泡菜，加上啤酒，四个人一共花了八十多块钱。之后，去小区底楼的麻将馆，喝茶聊天打麻将，一共花费三十元。在成都，几乎每个小区都能找到类似的消费场所。
　　第二天早上，文涌泉开车送我去机场，正值上班高峰期，环线上靠边一条车道，全是电动车，气势浩大。这也是我很久没有见过的场景了。
　　成都以休闲著称，在我看来，最好的一点是：无论穷人富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强调生活品位的人，可以去宽窄巷子，去锦里；普通人可以去路边的串串摊，楼下的茶馆。这不是政府可以刻意为之的，政府可以搞一个宽窄巷子，搞一个东区音乐公园，但没有办法把麻将馆、茶馆、小吃店开到每一个小区。实际上，什么都不要做最好，底楼的麻将馆，只要不骚扰邻居，就不用管它。成都曾经也试图禁止超标电动车，最后反对声音太大，不了了之。
　　这样一种生活氛围，在当下这个时代有莫大的吸引力，因为大家都太忙了。90年前，出版家舒新城去成都，就曾感慨道：“我看得他们这种休闲的生活情形，又回忆到工商社会上男男女女那种穿衣吃饭都如赶贼般地忙碌生活，更想到我这为生活而奔波四方的无谓的生活，对于他们真是视若天仙，求之不得！”这番话，放到今天，仍然让无数都市人群共鸣。但成都的休闲，固然难得可贵，要说重要性，则要排到就业与平等之后了，因为这属于更高的生活追求。
　　经济发展能否向西？制度变革如何破局？生活工作能否和谐并进？明年的《财富》论坛主题是“中国的新未来”，而这是事关中国未来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
　　对我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三个问题。我时常想着回成都，不管它是不是中国的“财富第四城”。虽然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付诸行动，但我知道，终究还是会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