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武装割据思想_《布尔塞维克》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宣传及其影响

　　《布尔塞维克》是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10月24日在上海创办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宣传“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理论背景来源于毛泽东等同志早期的“上山”思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以及中共中央对两湖暴动和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布尔塞维克》登载了一系列的文章，宣传这种还不成熟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布尔塞维克》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宣传，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最终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坚定了毛泽东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决心与信心。
　　[关键词]《布尔塞维克》；“工农武装割据”；党的思想宣传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30－05
　　刘志靖(1980－)，女，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湖南湘潭　41110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布尔塞维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项目编号：12CDJ002)、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开放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布尔塞维克》是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10月24日在上海创办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沈泽民、张闻天曾先后担任《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主任。该刊在1932年7月出版至第5卷第1期后停刊，共出版5卷52期，历时5年，载文404篇(不包括“寸铁”短文)，累计255万余字。《布尔塞维克》最早登载有关“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文章，宣传了这种还不成熟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布尔塞维克》宣传“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时代与理论背景
　　《布尔塞维克》创刊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时期，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清党”、“分共”的名义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在这种****环境中，中共中央政治机关刊《向导》周报在武汉出版第201期后被迫停刊，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秘密迁往上海。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商讨后决定在上海出版一种新的中央机关报，于是，《布尔塞维克》继《向导》周报而发刊。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处于极端错综复杂的环境之中：全国革命形势处于最低潮，“城市中心论”占据主导地位；城市暴动屡屡失败，农村斗争此起彼伏；有些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些地区或者因为建立红色政权所需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或者因为党执行的政策有错误，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相继失败。在此时代背景下，《布尔塞维克》开始艰难探索并宣传“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布尔塞维克》宣传“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理论背景，首先来源于毛泽东等同志早期的“上山”思想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和探索新的革命道路。面对国民党政府及军队日趋反动的严重局势，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上山”的思想，他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1)上山，(2)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7月底8月初他起草的《湘南暴动大纲》和8月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又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定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强调了面向农村边界山区的武装割据。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可以说是“割据”思想之前奏。
　　随后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的著名论断。会后，他受中共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湘鄂赣边界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受挫之后，毛泽东按照他原来的“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构想，毅然率领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农村进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上率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
　　其次，《布尔塞维克》宣传“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理论背景，还来源于中共中央对两湖暴动和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
　　早在1926年4月，瞿秋白即发表了《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革命军队。他还是彭湃、毛泽东等从事农民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瞿秋白主编的《向导》周报曾发表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未登载完)，其后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交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长江书局印单行本，并亲自为其作序，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积极参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武装暴动的决策，虽然这一时期他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但是在总结这些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失败的教训，以及海陆丰、井冈山及各地偏远乡村根据地成功的经验基础上，他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
　　中共中央在得知两湖暴动和南昌起义失败的情况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决议案认为：“农民暴动之后，如果专意占据县城而忽略乡村中土地革命的根本工作，不去发动更多更广的群众，不使群众自己取得土地取得政权(苏维埃)，那么，这便是军事的机会主义。”也就是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是：各地农民暴动一旦“在一定区域内已经有固守较长时间的可能；只要有这种可能，便应当建立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
　　基于这种认识，192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致两湖省委信中，要求两湖省委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集中力量割据某县或数县。鄂省委应当在极短的时间内领导农民割据公安，石首，当阳向极西发展，并与湘西联合，割据天门，沔阳向四周发展，割据麻城，黄安向鄂东与京汉路发展，恢复鄂东的工作成为一独立割据的局面，与湘北联合，恢复鄂东的工作；湘省委，应当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割据湘西，湘南，湘北各数县与鄂西鄂南联合”。12月14日，中共中央第23号通告也明确要求：“农民割据的局面要立即开始，特别是湖[湘]南应立刻割据起来，使之变成海陆丰第二，因为那边有很好的环境和我们的军事力量。在江西应集中党团的力量到赣南赣西发动，与湘南湘东联合造成割据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