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和趣味之间]幼儿园特色教育方案

　　1934年葛成训在《新儿童文学》中首次提出了“图画书”这一儿童文学文体。新中国儿童文学在1949—1959年出现了第一个十年黄金期，而作为儿童文学中低幼读物的图画书也出现了一个出版高峰。在当时，儿童文学是纳入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
　　[关键词]中国；图画书；儿童文学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214－05
　　吴雯莉(1977～)，女，上海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文学。(上海　200235)
　　本文为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NO.Sxyl0003)的阶段性成果。
　　1902年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编绘的《兔子比得的故事》，被认为是现代图画书之始。而中国的图画书则萌芽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今天，图画书在中国的出版已经呈现出蓬勃的趋势。少儿和非少儿出版社都纷纷推出自己的图画书系列品牌，但这个市场又以引进的图画书为多。2006年彭懿介绍世界经典图画书的《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出版，这本书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但略有遗憾的是，在这些经典图画书中我们寻不到一本来自中国本土原创的图画书。一些最初接触国外图画书的中国读者也在感叹：“中国的图画书究竟在哪里?”“中国的还是不如外国的图画书好。”中国图画书始终面临着一种原创的焦虑，究竟该如何凸显“中国图画书”的特色?创作者们、出版者们开始寻找“中国元素”，一些创作者从中国文化元素着手创造自己的作品，有些出版者则把眼光放在过去，以此来告诉当代读者，中国的图画书也有着辉煌的历史。毛毛虫童书馆至2009年开始已推出六辑中国经典儿童图画书，同年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中国优秀图画书典藏系列，这两个已出的系列基本都是重新出版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图画书作品，2011年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中国图画书典藏书系，大部分仍是80年代的经典作品。
　　对于中国原创图画书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去，是辉煌的曾经，还是一种想象?或许我们不能仅从80年代开始探寻，而应该从更早的过去来了解。而今对于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关注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趋向多元，但对其研究却是少之又少。新中国儿童文学在1949—1959年出现了第一个十年黄金期，而作为儿童文学中的低幼读物图画书也出现了一个出版高峰。“儿童读物被归为一种甚具历史意义的文本。”故本文以时代因素及文本为重点，对这个时期图画书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为当今的中国本土图画书创作和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
　　一、50年代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文学环境
　　1952年12月28日，第一个专业出版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诞生。1955年，在团中央工作的陈子君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儿童读物奇缺的报告》。同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次年6月，北京创办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从《中国少年儿童图书插画封面作品选》中可以看出，当时图画故事的图画作者人才济济，专业画者如丁深、赵蓝天、赵白山、严笛凡、严折西、朱延龄、詹同渲(詹同)、陈秋草、万籁鸣、杨文秀、贺友直等。并且，还有不少赫赫有名的艺术大师，如张乐平、华君武、黄永玉、程十发、张光宇等也游艺其中。图画故事的文字作者几乎都是儿童文学作家：陈鹤琴、陈伯吹、贺宜、鲁兵、张天翼、包营(笔名叶超)、金近、方轶群、黄衣青等。因为在当时儿童文学也纳入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图画书的创作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同时儿童文学的首要任务便是学习和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优良的少年儿童读物是向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而当时“在一个文学与政治关系密不可分而文学对于政治的工具性地位的主张又支配着文学界的情况下，……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形成了应予遵循的体系性‘规范’”。
　　在二三十年代，关于儿童文学作品问题的探讨更多受欧美和日本的影响。1923年，周作人在《儿童的书》中提到：“儿童需要我从经验上看，便是故事和画本……但只就儿童用的画本的范围而言，我可以说不会见到一本略好的书，不必说克路轩克Cruikshank(即George Cruik，shank)或比利平(Bilibin即Ivan Bilibin)等人的作品，就是如竹久梦二的那些插画也难得遇见。”在50年代初，对“国际革命文艺”，尤其是苏联文学的翻译、评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儿童文学也是全面地学习和借鉴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儿童文学经验。中国美术领域亦是出现“全盘苏化”的倾向，这一时期，引进版少儿文学类图书80％以上来自苏联。《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1949—1979年》中，低幼读物目录中引进的图书基本上都是苏联儿童图画故事。不仅是作品引进，就是绘画上的创作方法、研究理论也受到苏联的左右。贺友直曾回忆：“那时候我们一阵风学苏联的，《星火画报》上面的那些插图，黑白的画法，创作室房间里到处是嚓嚓声，用钢笔尖画画的，都是排线。”同样，收在《儿童文学研究参考资料》第2集的24篇论文中，译介苏联的论文就有22篇。即使是关于儿童读物的插画，在本土研究讨论中也以苏联画家为主要参照标准分析。22篇之外的一篇即曾发表于《美术杂志》的《关于文学作品插图创作的讨论》一文，也是以苏联出版物作为借鉴标准。这实际透露了这样的信息：以苏联的模式开展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而“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界在强调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性的同时，认为必须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向不同的年龄的少年儿童进行这种教育”，以此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时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胡耀邦在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指出：“我们的方针，就是要把今天的儿童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优秀的建设者。”《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中亦指出：“少年儿童是未来的建设事业的担当者。”帮助儿童更好地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任务决定了儿童文学作品的方向和宗旨，那么为儿童创作的作品首先承担的就是教育功能，并且要将国家所认为健康和正确的价值标准落实在儿童的培养中。所以，以社会主义正确教育为导向的观念深刻影响了这个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在这样的氛围中，儿童文学关心的不再是郑振铎所提倡的“兴趣”而更多的是“教育”，即帮助儿童更好地成为社会主义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