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人口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人口学家马寅初

　　今天回顾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历史，马寅初是绕不过的人物。他以爱唱反调著称，国民政府时他骂过蒋介石，“文革”时他与毛泽东意见相左。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后，坚持己见不惧批判，马寅初曾公开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叛逆童年，跳江明志
　　马寅初的叛逆性格自童年时就已养成。1882年，他出生在一个“父权至上”的大家庭里，父亲马棣生在浙江绍兴经营酿酒作坊，马家人丁兴旺，马寅初排行老五，上面有四个哥哥，下面还有两个妹妹。马棣生送马寅初念私塾，学珠算，一心把这个最小的儿子培养成酿酒坊的管账先生。
　　马寅初对家里的酿酒营生毫无兴趣，父子之间总是说不到一块儿，马棣生急了就棍棒招呼，而且马家的家规是一个孩子出事受罚，所有的孩子都要受到株连。马寅初最叛逆，总是顶撞父亲，因此受罚挨打最多，连累兄弟姐妹也无辜挨了不少打。
　　在父亲和哥哥们的拳头下，马寅初从不示弱，骂则顶嘴，打则还手。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马寅初离家出走，跑到镇外，一头扎进滔滔江水。等到侥幸被人救起时，马寅初已经气若游丝。马棣生的好友、上海瑞纶丝厂的张江声老板恰巧在马家，他看到马寅初年龄虽小却颇有志气，顿生爱才之心。经过与马棣生“谈判”，张老板出资做保人，带马寅初到上海的新式学校读书。
　　马寅初从浙江小镇一步踏入十里洋场，他后来考入了天津北洋大学。1907年，马寅初以优异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被清政府保送至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1914年，三十二岁的马寅初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1916年，马寅初回到阔别多年、政局纷乱的祖国。他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大经济系教授。1927年北大校庆时，马寅初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借北大精神剖白自己回国心志：“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
　　公开演讲怒斥蒋介石
　　抗战时期，在陪都重庆，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的既得利益集团趁民族危亡之机大发国难财的无耻行径，他愤慨地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才是中国最大的贪污犯。
　　为了堵住马寅初的嘴，蒋介石请他去美国考察，给他买黄金的投机机会，都被马寅初拒绝。拉拢、利诱无效，马寅初收到了死亡威胁。最惊险的一次是在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的邀请，在重庆实验剧院发表演讲。因为场内埋伏了不少带枪的特务，马寅初一开场即凛然说道：“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我马寅初认为他根本不够资格，要说英雄，蒋介石也是一个英雄，不过他只是一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
　　马寅初看着在场的宪兵，又补充道：“前些日子有人竟然写匿名信对我进行威胁恫吓，说什么不听招呼，要吃‘卫生丸’（子弹）的。如果再要演讲攻击政府，将以**对待云云。”说到这里，情绪激动的马寅初几乎是怒吼着一把撕开胸前的衣襟，用手指着心脏的位置说：“可以朝这儿打。”
　　最终，蒋介石以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为由，将马寅初秘密关押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之后又转押江西上饶集中营、重庆歌乐山等地。在此期间，马寅初不但失去人身自由，还被禁止演讲、禁止担任公职、禁止发表文章。一直到1945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马寅初才重获自由。这位经济学家在复出的第一时间就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今日中国之最大事业，要先走上民主的路，而后方可解决经济问题。若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舍本逐末。”
　　“新人口论”引发大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务。他看到新中国科技进步、医疗发展，人口出生率上升，国民平均寿命延长，人口数量激增。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已近六亿，并且以每年一千二百万人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马寅初于是转身投入到人口学研究领域。
　　经过五年的实地调查和分析研究，1957年7月15日，七十五岁高龄的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在文章中,马寅初指出人口多、资源少是我国很严重的矛盾。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平均约为千分之二十，以此推算，如不控制人口，五十年后全国人口将达到十六亿。马寅初认为，人口既是资源也是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办法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
　　《新人口论》发表后，引起全国性的强烈反响。起初毛泽东并不反对马寅初“控制人口”主张，甚至颇为赞赏，但是随着“大跃进”的发动，毛泽东从生产和革命的角度出发，认为“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热气高，干劲大”。即使将来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战争，“顶多会毁灭我们一半，我们还有三亿人，怕什么？”从此，主流的人口观点也风向陡转。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成为批判的靶子，被说成是“利用人口问题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向党进攻的大毒草”。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1958年到1959年，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针对马寅初的大批判。上万份大字报贴了出来，甚至贴到了北京大学，贴到了马寅初的书房里，要求马寅初悔过检讨。
　　政治风向在变，但是马寅初对自己的调查和分析很有自信，他据理力争，寸步不让。1959年秋，马寅初发表公开声明：“我认为这（人口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
　　在万马齐喑的“文革”危局中，大批文人学者发表了违心自辱的检讨，马寅初却决不检讨。康生亲自下令“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纠集大量报刊对马寅初进行围攻。不能在理论上驳倒马寅初，就采用大会接小会的车轮战术，意图拖垮年近八旬的马寅初。车轮般的批判会后，马寅初血压骤升，住进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