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颜值校园青春偶像剧 《Hey,Jude》：,青春，反叛与经典

　　伦敦碗内，“better，better，better，better”的渐进强音逐渐汇成八万人的高亢合唱，70岁的保罗?麦卡特尼站在体育场中央，用老迈的喉咙重唱青春之歌，高举双手邀约观众。仍有论者不满于保罗沉闷的鼓动方式，但要让奥运会“激励一代人”，此时此地只有他做得到。而曾被披头士和《Hey Jude》激励起的那一代人，一部分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精英和元老。
　　40多年过去，《Hey Jude》的歌声传遍世界，响彻铁幕内外、后方与前线。列侬与哈里森都已不在，“爱与和平”似乎依旧遥远，“悲伤的歌”也还在，但人们愿意“make it better”，将希望传给下一个世代。
　　亲情絮语与逐爱之歌
　　1968年，披头士乐队已蜚声欧美乐坛，但成员间的裂隙已愈渐明显，每个人也都遇到了各自的私生活危机。保罗?麦卡特尼与相恋五年的女友简?阿舍（Jane Asher）分手，同琳达?伊士曼（Linda Eastman ）相恋；约翰?列侬开始同小野洋子同居，使他和妻子辛西娅的婚姻濒于崩溃，5岁的儿子朱利安也将陷于父母离异的痛苦。一直喜爱朱利安的麦卡特尼曾因车祸失去母亲，理解这种痛苦的他突然造访辛西娅和朱利安的住处并悉心安慰这对母子。据麦卡特尼的说法，他在返程途中写下意在鼓励朱利安的《Hey Jules》，后为上口押韵，将歌名和歌词改成“Hey Jude”。歌词中反复出现的“her”可能就指的是朱利安的母亲辛西娅。直到20年后朱利安?列侬才知晓保罗叔叔的良苦用心。
　　但列侬第一次听到《Hey Jude》时，却以为那是写给他的。正处在选择乐队还是洋子岔路口的列侬这样说道：“在潜意识层面似乎在说‘Hey，John！去吧，离开我们（和洋子在一起吧）’，在意识层面似乎又并不想我前去。”列侬在探望妻儿归来的当天，用自己的钢琴试录了《Hey Jude》。同样的歌，在孩子那里是驱散阴霾的喁喁絮语，在父亲那里却成了炙热的恋歌，父亲的热恋却正是孩子苦恼的根源。
　　当列侬把想法告诉麦卡特尼时，被后者一口否认。列侬以为，这或许是麦卡特尼在追求新女友问题上的自勉之歌。但这些都已不重要，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本就像是在安慰他人的同时也让自己得到治愈。
　　但此时的列侬更执著于另一件事：把精心创制的单曲《Revolution》同期发行并置于碟片A面。这是列侬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他声明革命不是故作姿态和暴力对抗，应是心灵的自我解放。这是半年来的激进学运带给他的思考。与《Revolution》相比，《Hey Jude》就像是注定会流行的口水歌。其他三人不以为然，坚持将《Hey Jude》置于A面，最终列侬妥协。这次分歧看似喜好之争，却暗含着重大的理念分歧：披头士乐队是要顺从于流行曲风和文化工业的规则，还是坚持反叛并亮明自己的政治诉求？
　　8月初，《Hey Jude》在英美市场发行，并一举席卷畅销榜榜单，长居榜首不下。在这个非比寻常的年份里，“泼人冷水”的是列侬，而给人勇气的是麦卡特尼。在巴黎，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与警察打起街垒战。在北京，臂缠红袖标的年轻人在天安门受到领袖的接见，回家与父母老师决裂。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占领学校几天后被强制驱散。在布拉格，苏联坦克碾碎“布拉格之春”，在街头遭到唾骂和打砸。披头士所在的伦敦，空前规模的反战游行演变为暴力冲突，一位名叫托尼?布莱尔的披头士歌迷身处其中。在东京，学生们戴上安全帽轰轰烈烈地走上街头，迷上披头士的年轻人村上春树对此冷眼旁观。横空出世的《Hey Jude》注定与1968彼此缠绕，酿成一代人难遣的乡愁。
　　“一片止痛药和一场大笑”
　　披头士的成员多来自于工业港口城市利物浦的工人阶级家庭，乐队前身名叫“采矿人”，最初在港口后街的小酒吧里表演。与来自中产家庭而放荡不羁的滚石乐队相比，他们原本的装扮随意而贴近本来的身份：穿牛仔裤和皮夹克，上台后一边拨吉他一边抽烟、嚼口香糖。直到经纪人爱泼斯坦对这四个大男孩的形象进行了彻底改造，要求他们改穿羊毛西装和剪裁得体的衬衫，系素色领带，以显出贴近英伦绅士的中产阶级青年形象。事实证明这一改造令披头士广受认同。
　　以《Hey Jude》为例，其简单通俗而又内涵丰富的歌词，能轻易打破英美两种文化间的隔阂，同时又在两种文化间激起了迥异的想象。如吉姆?柯蒂斯（Jim Curtis）在《Rock Eras》一书中所指出的，披头士借助美国黑人音乐（猫王），继承了一种反抗英国主流文化霸权的精神。彼时英国的“建制派”依靠暴力压制底层的社会运动，而且所有广播都被官方媒体掌控，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会很自然地借助“粗俗”的美国文化，反对英国现存体制，达成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在学者卡翠娜?欧文（Katrina Irving）看来，在保守的体制下，工人阶级青年聚集在小酒吧里听共同喜爱的披头士，是一种团结与联合的姿态，这种听歌方式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
　　在媒体氛围开放的美国，披头士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战后美国形成富裕稳定的“橄榄形社会”（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穷的“两极”很小，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其反主流文化不像英国新左派那样执著于阶级、种族和性别这三大差别，美国的代际矛盾远远严重于阶级矛盾。上世纪60年代美国抗议文化，可以说是老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借用社会主义的语言造自己父辈的反。披头士、《Hey Jude》的美国歌迷便是这样一群中产之子。菲利普?诺曼（Philip Norman）指出，披头士的出现之于美国青年如“一种新理念、一件新玩具、一片止痛药和一场大笑”。披头士就像刚被暗杀的肯尼迪，“年轻、英俊、诙谐、坦然、自信并超越于所有成功”。
　　继续以工人阶级之子的角色而奋斗，还是满足于成为流行偶像，这一矛盾贯穿披头士乐队始终，就像他们对于该把《Hey Jude》放在A面还是B面一样。当60年代繁华落幕，列侬和麦卡特尼终因对“音乐介入政治”问题的态度而分道扬镳。列侬彻底倒向他的“革命”，与英美左翼活动家频繁联络，通过行为艺术和音乐节宣传反战，把社会主义理论写进歌词，呼吁释放抗议人士，令尼克松当局和FBI颇感紧张。麦卡特尼则选择出没于“四海一家”（援助非洲义演）这样的慈善演唱会，这种反讽的表演形式表面上让音乐展现出改变世界的力量，却令其幕后的音乐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从而把具有反叛性的音乐轻易收编到文化工业体制的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