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亮 生命的长路 问长路——我们移动与劳动的生命记事（报告文学）

　　卑微的处境有如黑暗，正可启示上天的光明。　　——梭罗《湖滨散记》　　卖了五头牛　　艾尔加有一双明亮澄净的眼睛，像个初进城的乡下人，粗壮的手臂，腼腆的笑容。有时他下工后在厂区里散步，总有几只老狗陪同。丽亚说他是“动物情人”，即便是两人来台湾后难能一起逛街，他也每每在宠物店留连不去。
　　这个动物情人来自田原遍野、林木蓊郁的菲律宾吕宋岛农村，熟悉空气中的牛屎味与牧草根部的清香。田里有粮，平原上可以放牧，但村子里多的是吃不饱的人，很多农地都废耕了，一如台湾。离乡前，他细数自己拥有的二十五只山羊、三只牛、五只猪，还有二十几只小猪呢，好大一笔家当，悉数交托哥哥代为照顾。那些小猪仔，到现在，早就成熟卖掉一半了。
　　艾尔加用破碎的英语向我勾勒了一个梦想：他卖了五头牛支付昂贵的仲介费，预计飘洋过海打拼三年后，返乡可以买更多的牛羊，扩大牧场规模，以因应菲律宾加入WT0后汹汹来袭的廉价欧美冷冻肉品。
　　我不禁想起卖牛奶的女孩。她旋着舞步在大街上做白日梦，头顶上一桶鲜奶摇摇欲坠。卖了奶可以买小鸡，小鸡长大了可以生鸡蛋，鸡蛋可以源源不绝，带来美丽的华服与财富……摇摇欲坠的牛奶桶，翩翩起舞的梦想家。我们宛如预知结局的读者，掩着嘴不敢惊呼出声，但眼看着她就要跌倒了、跌破肌肤了……忍不住闭上眼睛天真祈愿：让她美梦成真吧！
　　但故事从来不曾如愿。
　　丽亚笑说：“他卖了五头牡牛，期待回菲律宾时有更多的牛。但工作两年后回到菲律宾，连一头牛也不剩了！”
　　这个农村长大的男孩在一九九九年来到台湾的冲床厂工作，从农作生活一下子掉落黑手劳动的重复、单调、昏天暗地。工厂没有太多加班机会，每月只能领基本工资，扣掉仲介费、膳宿费、所得税、劳健保费……所剩无几。两年后回家，除了经验，没有经济上的具体积累。五头牛再没能买回来，遑论扩充。
　　他的牛奶桶碎裂一地。
　　“真的，我现在只有羊和猪，没有牛了。”老实的艾尔加说，“这次再来台湾，好舍不得卖羊啊。”
　　他的英文不如丽亚流利，每个问题都要思考良久，回答得太扼要而难免失焦。丽亚便不时帮他衍释成比较有转折的思考与推论，像个贴身秘书兼翻译。
　　丽亚也住吕宋岛——这个菲律宾主要的劳力输出地，资讯相对丰富，流通迅速。城里的年轻人无不跃跃欲试，离开，再离开，到海外闯天下，像个成年礼。有人开了眼界又回乡，有人离去了就不再返回，当然也有身残了，一无所有地落魄归来的。丽亚的家乡距离首都马尼拉只需一班公车，她的父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菲律宾的第一批海外移工，曾远赴日本、沙特阿拉伯在建筑工地干活；她的母亲也是职业妇女，离家在城市的职业介绍中心工作，家中六个小孩都由祖父母一手带大。
　　也许是为了弥补亲子疏远的遗憾吧，丽亚九岁时，父亲曾接了三个孩子到沙特阿拉伯同住两年，说是要让孩子们提早经验国际化，开眼界、见世面。如今回想，父亲对孩子们的迁移投资，其实是很大一笔金钱负担，背后也许隐藏着定居移民的试探吧？沙国当地人民的生活不见得比菲律宾优渥，但海外移工接了家人来住就不免出手阔绰些，而小丽亚当时只觉得平白得到一个长长的假期，注册念书似乎只是附带的作业，远离熟悉的环境，就是玩。
　　“爸爸还租了吉普车载我们去玩咧！”二十年后丽亚也步上父亲的后尘，远离家乡到海外工作，她这样对照着回忆：“他可能也没有赚很多钱吧？但我们那时就像观光客一样神气！”
　　像观光客就好。没有人想长留下来。父亲上了年纪后，也被这个非循环利用的移工滤网给筛汰出局了。
　　在菲律宾，输出移工政策实施三十年来，海外移工占了全菲律宾人口的十分之一，总数将近八百万人，像是年轻人向上爬升的必修学分。家境富有的不必出去，太穷的却几乎动弹不得，集中在中等或中下收入的家庭里，牵亲挂戚就有一大票出国工作的经验。丽亚的大哥后来也随着父亲远征沙国，一连工作了六年才返国。二哥以观光签证进入韩国，那时韩国尚未正式开放引进移工，数十万的海外黑工匍匐在工地、工厂里超时劳动，扛住夕阳产业不致掉落，但整个韩国社会睁一只眼闭一只限，继续享用移工带来的廉价便利，却无视于他们非法身份的困境重重。大姐嫁给在菲律宾工作的英国工程师，以婚姻移民的身份随丈夫迁移各国。二姐与妹妹都比丽亚更早来台，也担任看护工。
　　正因为家里的人来去迁移，四散分飞，丽亚很早就到城里独自生活。她半工半读养活自己，大学时主修护理，领有专业护士执照。毕业那年，她曾经随着姐姐移居香港半年，以三个月观光签证再延签三个月的方式打工，白天在医院工作，晚上担任保姆，这是地下工，不必付仲介费，住姐姐家又省下膳食费，每个月累计可以有台币六万多元的收入——那可能是她有生以来最富裕的时光了，她得以汇钱返乡买了一小块地，打算盖一幢自己的房子。
　　“我有了地，但没有盖房子的钱。”丽亚说，“在香港，中国内地的黑工太多了，我们绝对竞争不了的。还是回家吧！”
　　她在护照过期前毫不眷恋地回到菲律宾。但香港经历倒成为她笔下一则有趣的小品文，发表在热门的交友杂志上，同期刊出作者通讯与相片。杂志飘洋过海来到台北中山北路菲律宾商店的挂架上。
　　艾尔加周日离开桃园的冲床厂，和同事们共同搭车到中山北路。他穿着洁净的衬衫与皮鞋，驻足在商店前看菲语的拳击节目，顺手买了一本当期杂志。回厂后，他在熄灯的宿舍里亮着手机的夜光，耐心按下一则则简讯给远方不相识的女孩，像服役的男生特别爱写信，渴望回音。
　　丽亚回音了，两个人隔海长传半年简讯才见面。初识时，丽亚在亲戚开的小诊所当护士，艾尔加则刚从台湾返回乡下种田、养牧，海外工作经验像是通关密语，远方的记忆拉近现实的距离。一年后，丽亚离开城市搬到乡下与艾尔加同住，二〇〇三年春天，大女儿出生了。
　　“我们都喜欢农村生活，自在、简单，不必有太多钱。”丽亚看着女儿的相片，扬起一丝笑意：“我想要养六个、八个孩子，他说太多了，怕不能好好教育小孩。我说，越多越好，我不怕！”
　　艾尔加敦厚、实在，父母留下的大片土地，足以承载无限生养的梦想。但农村是这样穷，活着，无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