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韬武略的民国军神蒋百里（下） 蒋蒋百里

　　“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他与蒋百里留学日本期间，正值梁启超在日本避难。后经蔡锷介绍，蒋百里得以结识梁启超，并拜其为师。
　　蒋百里非常敬重梁启超，执礼甚恭，尊敬有加，但对于这位恩师的政治主张，却不敢苟同，每每意见相左，也敢于同恩师公开论战。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他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加以系统地阐述，从而导致改良主义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蒋百里毅然奋起，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地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真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文连载两期，刚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马上回应，写了《答飞生》一文，刊于《新民丛报》，进行辩解。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后来章太炎与梁启超那场大论战的前奏。有朋友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坦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这就是率直的蒋百里。
　　梁启超也颇具大家风范，他们的争论丝毫没有影响师生关系。1918年至1919年，蒋百里在考察欧洲之后，写出《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这是我国学者所撰的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梁启超看后极为赞赏，称赞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蒋百里提请老师为此书作序。梁启超欣然接受，文思泉涌，下笔不能自制，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比原文还长的序。他自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一短序，而将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空前未有之奇事，一时成为文坛佳话！
　　蒋百里在保定军校任校长的时间，尽管很短，但其学生均愿自许为蒋百里的学生。其中有一爱徒名叫唐生智，蒋百里曾辅佐他。唐生智在宁汉战争时，举旗反抗蒋介石，最后失败逃到日本去了。蒋百里因家中有一无线电台，并存有唐生智的密码，后被蒋介石所逮捕，关押在南京。
　　早在1923年，蒋百里曾与胡适一起创办了新月社，并同诗人徐志摩结为至交。徐志摩也是海宁人，当他在经济上最为拮据的时候，仗义疏财的蒋百里曾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给徐志摩出售，帮其度过难关。当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的消息传出后，徐志摩除抗议之外，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流行的时尚。
　　“派一个你最不喜欢的人去”
　　由于军界和民意的呼声，加之1931年12月，蒋百里的学生、时任行政院院长兼京沪卫戍司令的陈铭枢等进言，力保蒋百里，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释放了他，促成“二蒋和解”。蒋介石早就知晓蒋百里的才学，放出后让他出国考察。这样，1933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拟就国防计划，以备中日之战。1935年，他被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国后，迅即得到蒋介石电令，赴西安汇报考察情况。蒋百里登机之时，正是1936年12月11日，到达西安后，翌日西安事变爆发。
　　蒋百里其实跟张学良关系很好，张学良一向佩服蒋百里。事变之后，形势很紧张，双方相持不下，已成僵局，战争一触即发。张学良想派一人先往南京商谈，问计蒋百里派谁去合适。蒋百里问他，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当中，最恨的是谁。张学良回答：“我不恨什么人，只有蒋鼎文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就是看他不顺眼。”蒋百里说：“那你就派他去！”张学良被弄糊涂了，蒋百里给他解释：“派一个你最不喜欢的人前去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也可以表示，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意，这样就可以产生积极效果。”张学良深以为然。
　　蒋百里乃无党派人士，是军事大员中唯一一个在张学良“兵谏”的“八项条件”上签名的，他对张学良说：“我佩服你们的胆魄，赞成你们的正义勇敢行为！”但他告诉张学良：“你绝对不能打！应和平解决。”蒋鼎文被送回南京后，不久，宋美龄由宋子文陪同飞抵西安。这时蒋百里向蒋介石建议：“中共方面也竭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委员长不妨找周恩来谈谈。”蒋介石沉思一会儿，点头赞同。事后，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曾较详细地记载了蒋百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著名报人陶菊隐也把它写成《西安归客谈》，披露在上海的《新闻报》上。
　　首先响亮地提出了打持久战的策略
　　蒋百里的三女儿蒋英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说，蒋百里从“西安回来了以后，就打仗了。他住在上海，有一辆汽车，他说‘现在打仗了，我是军人，我也要上战场’。他开着这个汽车到南京去，自己报告，说‘我是军人，我要去打仗，我的汽车我不要了，捐给国家了’。就是这样，他到南京去的”。
　　尽管几次，蒋百里向国民政府请示，要求上前线带兵抗日，但都被婉拒，于是他再入书斋。1937年年初，新书写成，名为《国防论》。当时正值抗战前夜，敌强我弱，国民党内恐日心理相当严重，蒋百里却在这本书的卷首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在《国防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持久抗战，用空间换时间，等待时局扭转；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变日军南北进攻轴线为东西进攻轴线，利用地理条件削弱日军攻势，阻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百里曾犀利地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蒋百里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他首先响亮地提出了打持久战的策略。《国防论》这部著作，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1937年至1938年，蒋百里到处作报告、演讲，并在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被称作“战时的文坛健将”，乃至中国政府抗日政策的“发言人”。其影响最大的作品，首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发表后轰动了中国的战时文坛，在文中他断言日本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章的结论成了抗日时期的名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