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武帝【武帝文化政策三论】

　　关键词：汉武帝；悉延百端之学；太学；太一　　摘要：汉武帝建立了强大的汉帝国，这与他在位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有着重要的关系。主要内容有:一是悉延百端之学，重视儒学，而非独尊儒学；二是兴办教育，大力延揽人才；三是重新定位宗教，确立至上神“太一”。这些文化政策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3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45005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帝王之一。他励精图治，攘外安内，把西汉王朝推向强盛的巅峰。究其原因，不仅与他的文治武功有关，更与他推行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谓文化政策，一般是指统治者在文化领域实施意识形态管理时所采取的一套制度性规定、原则与要求。本文对汉武帝在文化领域所采取的主要政策进行梳理，敬祈方家指正。
　　一、悉延百端之学
　　在文化领域，汉武帝的指导思想并非是通常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实际上是后人对汉武帝文化指导思想的误读。其真正的指导思想应是“悉延百端之学”前提下的推崇儒学。
　　“悉延百端之学”最早见于《史记·龟策列传》：“至今上（即汉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1］3224“悉延百端之学”就是全面延纳百家之学，并不偏私一家。
　　首先，表现为“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是指通一门学问者都能发挥一技之长为国尽力。这就表明，在汉武帝时代，各种学术思想并没有遭到废止，研究者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亦不断涌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记载了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各家学派的著作共1380篇。
　　其次，表现为“绝伦超奇者为右”，是说在汉武帝时代，凡是才智超群者皆能居上位。我们从汉武帝的人才选拔制度和所任用官员的学术背景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夏六月，武帝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2］171-172颜师古注曰：“详，悉也。延，引也。方，道也。闻，博闻也。言悉引有道博闻之士而进于朝也。”凡有道博闻之士均可荐于朝廷，并没有限制这些人的学术背景。从官员的组成看，也是各家都有。如夏侯始昌，既是名儒，又是著名的阴阳家。他“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2］3154是正宗儒者，同时“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2］3154他在董仲舒、韩婴死后，得武帝重用，曾为昌邑王师。公孙弘也是如此，他本是以儒生的身份与董仲舒一起被荐举的，然而他同时又善刑名之事。《汉书·公孙弘传》曰：“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2］2618如果说夏侯始昌、公孙弘还具有浓厚的儒学背景，那么韩安国、张汤、主父偃这些完全没有儒学背景的人同样受到汉武帝的重用，更能说明他的“悉延百端之学”了。韩安国“尝受《韩子》、杂说邹田生所”［2］2394，接受的是法家和杂家学说的教育。汉武帝即位后，韩安国先后任北地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代丞相等要职，并同李广、公孙贺等率30万军讨伐匈奴，受到重用。张汤也是法家出身，亦深得武帝赏识和器重，以至于在刑法律令诸多方面“天下事皆决汤”［2］2641。《汉书》本传曰：“汤尝病，上自至舍视” ［2］2641。可见汉武帝对他的重用程度。主父偃早年学纵横之术，并有纵横类著作行世。这位纵横家，也深受汉武帝的赏识，一年之中，四次升官，至中大夫。除了这些，汉武帝对杂家、术数学者、黄老学者都曾加以重用。
　　当然，汉武帝十分重视儒学，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不仅起用了一批“好儒术”之人，而且立明堂，置“五经博士”。“五经博士”的设立是汉武帝崇儒活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意味着西汉初年凡专长一经或一书即可设博士的时代不复存在了。这是儒学兴盛的开始，故东汉王充曰：“博士之官，儒生所由兴也。”［3］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五月，汉武帝下诏各地举贤良方正之士，名儒董仲舒、公孙弘等都被推荐上来。在汉武帝的启发以及对圣意的揣摩之下，董仲舒写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第三次应对汉武帝的策问中，董仲舒提出了“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观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即来源于此，实际上仅仅依据董仲舒在策问中的建议是无法得出汉武帝已经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结论的。刘桂生先生指出：“从董仲舒的这一番议论中，并不能断定他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禁止’、‘禁绝’儒学以外的学派的活动，甚至要求‘从头到尾’加以‘摧毁’；也没有建议在全社会范围内只让儒学一家独存。”［4］那么，董仲舒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首先，他是要断绝不在“六义之科孔子之术”的非儒家学说的仕进之道，为官之道，而不是断绝它们的研究之道，为学之道。其次，只要修习非儒学之人不再为官，就能“统纪可一，法度可明”了。这二者之间实际上是递进的关系，杜绝其它各家学说的为官之道、仕进之道后就会一统纪、明法度了。因此，董仲舒的真实想法就是希望汉武帝断绝非儒家学说的为官之道。从这个意义上看，汉武帝对儒学的推崇更多的是出自政治的需要而非文化的考量。这一点，已有学者指出［5］。
　　统治者在文化领域所采取的一套制度性规定、原则与要求，是文化政策的基本内容。从汉武帝采取的文化政策的指导思想上来看，是“悉延百端之学”的文化包容思想。从实际施行情况看，是“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使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各家学说都获得发展的机会。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儒家学说更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汉武帝对儒家学说和其它各家学说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汉武帝不仅鼓励研究儒家学说，还将儒学作为仕进的考量指标之一；对于其它各派学说，则断绝了它们的为官之道，只允许从事学术的研究。这一做法对以后的历朝历代产生巨大影响。
　　二、兴办太学、郡学
　　汉代初年，为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汉高祖及其继任者以黄老思想治理国家，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到汉武帝时期经济发展，国势强大，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再适应国家强盛和长治久安的需要了，所以汉武帝出于治理国家的现实需要，推重儒学。为了推动儒学的发展，汉武帝采取了在中央立太学，在地方设郡学的文化教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