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日本篇(中) 二战列强国家战略

早在幕府末期、“黑船开关”之前，日本国内精英就有人开始设计新时代的国家扩张战略。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将上述战略国策化。自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的外交核心始终是追随强者。日本在二战中追随德国，本质上仍是传统“搭车”战略的延续，只不过这一次日本的赌注押错了方向。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一战，日本实现了后发国家的奇迹崛起。但是，其国家战略运作是建立在一个问题重重的制度之上，具体表现为“国务”与“统帅”的对立、陆海军间及其内部的重重对立……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中，日本不仅失去了统一的国家战略，也失去了统一的军事战略。

二战期间日本少壮派军官

石原式狂赌

在旧日本陆军中，石原莞尔算是一个异数。在世界战略界，石原莞尔则是一个怪胎。

以德为师的旧日本陆军，注重战术和专业参谋军官团的打造，但也学来了德军不注重国家战略研究的缺陷，加之日本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暧昧性和非理性，日本陆军又过于强调服从和执行，从而导致旧日本陆军中最稀缺的就是战略思维和战略家。石原莞尔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异数，就在于他属于天才型战略家，具备极强的战略直觉力和实战意识。在后天的努力中，石原莞尔将先天的良好条件与战史研究相结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战争观、战略观和世界观，从而在日本陆军这块战略荒漠中“异”枝独秀。

在石原莞尔的眼中，一部人类战争史，受技术变革的影响，经历了点的战争、线的战争、点线的战争、面的战争到三维立体战争的演变，战争形态则呈现出持久战与速决战的交替循环。现代战争属于没有前后方区别、全民皆兵的持久战，但日本资源有限，又没有充分工业化，非常不利于进行此种对抗。单独一个后勤问题，就足以让日本在太平洋和东亚大陆两个巨型战场上束手无策。而美苏两国都是资源丰富、空间广阔的工业大国，并在地缘上形成了对日本的包围态势。对日本而言，这是生死存亡之秋，要全力以赴地争取战略突围。

石原还预见到“最终兵器”的即将出现。这种兵器的速度极快，打击范围带有洲际性，能在瞬间形成难以想象的巨大破坏，是唯一可以将现代战争从持久战形态转变为速决战的手段。到时候，太平洋和西伯利亚的穿越都将不再是难事。战争将真正带有全球性。因而，石原主张，半工业化的日本应在“最终兵器”诞生前，尽量扩张势力，完成向“国防国家”的转型，做好最终决战的准备。在扩张的方向上，他特别注重东亚大陆。他认为，必须控制住“满洲”，才能将中、蒙、苏势力分割开来，进而整合大陆资源，实现“国防国家”的建设大计。但在控制了“满洲”之后，则应适可而止，充分吸收消化扩张成果，等待有利时机，再冲出苏美包围圈。

日本将承认伪“满洲国”作为外交独立自主的标志

然而，石原终究只是一个“半现代”的人物。他一生未能实现战略直觉向科学化、学理化、系统化的现代战略思维的转变，这使得他的思想中存在巨大的盲区。

作为一个虔诚的日莲宗信徒，石原显然未能协调好宗教信仰与战略理性之间的关系。他从来未能洞悉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客观实质及其微妙影响。他总是将国际博弈简化为宗教战争式的善恶大决战，将战争看作促成人类大一统的机运。用他的话说，人类的最终命运将由东洋王道与西洋霸道的总决战来决定。战场就在太平洋上，时间是1970年前后。届时，日本将代表王道精神，对战代表西洋霸道的美国。如果日本胜利，就可以“让日本的天皇成为世界的天皇”。可是，究竟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石原从来没有进行过解释，不仅从未形成准确的定义，连较清晰的概念都未形成。此外，何以日美会分别成为这两种精神的代表，决战又为什么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太平洋上，更关键的是，所谓“最终兵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其建立在何等科学原理基础之上，日本又该如何发展？所有这些，石原同样从未解释，而是充斥着“我认为”“我觉得”“我相信”“我预感”……其思维与其说像一个现代战略家，不如说更像一个穿越自农业文明时代的宗教领袖。这就使其在世界战略界中始终处于边缘人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怪胎。

石原在没有解决自己思想缺陷的情况下，就急不可耐地付诸实践，期待边干边修正，无形中步入了“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境地。其实，在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内，都存在着分裂“满洲”的思想。只不过，这些人瞻前顾后，总是找不到将之付诸实施的恰当时机。石原莞尔则以锐利的直觉和独到的分析，意识到1931年是一个最佳年份。因为此时在中国内部，蒋介石第一次大规模投入中央军“围剿”红色政权，张学良则不断陷入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将东北军的主力部队陆续调入关内稳定华北形势。在国际上，苏联忙于大清洗，美国受制于经济危机，英法和德意互相牵制。如果日本不利用这个机会控制东三省，或将永远失去这一战略机遇。

如上篇所述，当时的日本军政界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一个政党或一个人，有能力、有威望力挽狂澜，在东亚大陆上断然实行这种大刀阔斧的行动。于是，石原及其铁杆追随者板垣征四郎决定，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在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中寻找志同道合者，决定在9月中旬，利用海外驻军本身的力量，独断专行地发起攻击行动。这个密谋，不仅瞒着海军，瞒着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内阁，甚至连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也被蒙在鼓中。日本时任外相币原喜重郎，是在9月19日早晨看报纸才惊悉事变已发生，驻沈阳领事森岛守人不仅事前被封锁消息，事变期间还遭到赤裸裸的武力恐吓。板垣征四郎以统帅权独立的老套路，轻易驳回了森岛谋求双方和平协商的建议，一位不耐烦的少佐甚至拔出军刀大叫道：“对干涉统帅权者绝不姑息！”

1931年9月19日晨日军在沈阳外攘门上向中国军队进攻

不过，当这帮拼命三郎的冒险行动在9月18日发起后，本庄繁立即表示支持。参谋本部在略经犹豫后，也决定支持。朝鲜驻屯军更是在第一时间就违背军令，在没有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跨区增兵，进入中国境内，助推事变的深化。而蒋介石和张学良均错误判断了形势，以为这次事变只是局部性冲突，寄希望于国联调停，要求现地驻军不抵抗，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日军的胜利成本。

作茧自缚

从短期看，“九一八”事变为日本赢取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付出的代价却极其微小。但从长远趋势看，日本独占东北无疑深化了其与美苏的矛盾。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在日本陆军那些头脑简单的少壮派军官眼中，他们不会也无法理解石原莞尔曲折深奥的战略观念，而只会将这次事变当作“下克上”的新途径，看作建功立业的终南捷径。

石原莞尔显然忽视了这种心理影响及其对陆军军纪的破坏。他本人很清楚，此举得手后就该转向消化扩张所得，尤其应避免陷入与中国的战争中，因为当时中国的其他省份无法给日本提供发展的急需资源。日本更应注重的是石油、橡胶、高级机床的获取，而这些都是长城线以南的中国各省无法提供的。

但是，事态很快就失去了控制。关东军一口吞下了东三省，又将手伸向热河，引发了中日两军在长城线上的空前激战。内阁为了平衡关东军的飞扬跋扈，将中日冲突固定在长城线上，刻意提高京津地区驻军（日本驻军的合法性来源于义和团之乱后的不平等条约）的级别，以使之摆脱关东军的钳制，岂料却制造了又一个关东军。当“七七”事变发生后，正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的石原莞尔，竭力谋求事变的就地解决。其理由绝非痛改前非的道德反思，而是更精明的战略算计——现在日本并不需要去征服长城线以南的大片农村，而应大力建设“满洲国”，推动陆海军的深层转型。这是当务之急。

在长城上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日军

石原的思想根本无法让少壮派军官理解。在石原麾下任作战课课长的武藤章，就露骨地质问这位顶头上司：“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就是阁下当年做的事情吗？”结果，石原莞尔无法阻止战争的扩大化，自己反而黯然引退。对于海军来说，担心华北战事扩大化会打破陆海军军费分配平衡，因而反对陆军在华北的行为。然而，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上海周边，海军却要求陆军增援5个师团，结果直接导致淞沪会战的升级。日军激进派曾乐观地认为，1到3个月便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顺势推动华北5省独立。参谋总部支那课的一个中佐甚至狂妄地说：“只要满载皇军的列车一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望风屈膝。”

但是，实战迅速而残酷地粉碎了前述狂想。日军在中国战场越陷越深，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同时期的德苏英美等国的陆军已经开始内燃机革命，开始组建新时代陆权的支柱力量——装甲师，日本陆军却还是骡马编组，迷信精神力量，奉行“白兵主义”加“猪突冲锋”（作者注：白兵主义即白刃战精神，猪突冲锋则指步兵的决死冲锋。因为日本文化中的猪是凶猛彪悍、成群结队、横冲直撞的山野猪，非中国文化中被驯化的家猪），其实质是一支机动、火力、防护均日趋落伍的旧军队，诺门坎战役的惨败就是一个最佳的注释。

当时的日本陆军按照自己的机动力进行计算，以为远离火车终端的苏军无法在该地集结大军作战，岂料朱可夫以内燃机机动辅助铁路运输，形成了10万苏军、500余辆坦克及约350辆装甲车，对战5.89万名日军的态势。

1939年，关东军向诺门坎开进

同一时期，苏军尚处于大清洗的恐怖震荡中，战斗力其实有限。如单从双方死伤人数来看，大致相当（作者注：1991年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显示，是役苏军死亡7000余人，失踪1000余人，另有约1.6万人受伤。日军的伤亡数据则始终存在较大争议，按日军自己的统计数据显示，阵亡7696人，负伤8647人，失踪1021人。由于日军战史一贯善于压低己方损失，这个数据显然存在疑问，但苏军公布的歼灭日军5万余人的数据则更成问题。目前，国际二战史学界普遍的看法是，日军伤亡略高于苏军，但不会高出过多）。但苏军依托强大火力，集中优势兵力，使用内燃机装甲力量作战的能力，彻底震撼了日军。从作战目标上讲，日军可以说是被彻底击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因而辞职。此战中，苏军重炮兵的超远射程和苏军补充战损装备的能力，同样令日军上下大开眼界，以致溥仪事后都询问关东军：“苏军的大炮打得真的那样远吗？”数十年后，日本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曾多方搜集资料，准备写一部关于诺门坎的历史小说，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努力，究其原因，只有一句话：皇军输得实在太惨了，无法找到鼓舞人心的亮点。

诺门坎战役中的苏军坦克

经此一战，日本陆军才算认清了自身与苏军的差距。至于日本海军，倒是仍能走在世界海军队伍的前列，无奈国力孱弱，又忽视与陆军的合作，在与美军的军备竞赛中渐落下风。美苏两国则通过间接支持中国抗战的方法，使中日互耗，坐收渔翁之利，进一步拉大了相互间的战力差距。

受诺门坎惨败的刺激，初步意识到问题的日本陆军决定逐步削减在华兵力，并逐渐缩小占领区范围，从而大幅度降低军费开支，进而用节约出的资源提高陆军的质量，以完善对苏战备。日本陆军最高军政机关陆军省和最高军令机关参谋本部的要员，在1940年3月的联席会议上，明确决定：如果日本不能在1940年内结束中日冲突，则日军应于1941年初断然进行战略收缩。至1943年，应仅保留上海周边地区和华北蒙疆地区。

但是，就在1939年的冬季和1940年的春季，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北起太行山脉、南至昆仑关，发起了全面反击。冈村宁次日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中日交战8年，此为最接近决战状态的时刻。为了压制中国军队的攻势，日军被迫暂停原定计划，反而增兵展开了一连串的攻势行动。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面战场的胜负尚未决出，到1940年的夏秋，敌后战场又发起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迫使日本增兵华北，反复进行扫荡。可以说，经过两个战场的交相打击，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收缩计划不仅彻底泡汤，反而陷得更深了。至此，日本已到了必须当机立断，再度谋求战略破局的关键时刻。

蹒跚前行

就在日本高层逐渐意识到中日战争是战略败笔的时候，全球战略形势又发生了巨大转变。

正如石原莞尔预见的那样，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美苏两国均难以进行有效的干涉。英法出于阻止德日接近的考虑，对日本颇多让步。在这种心态影响下，国联对这次事变摆出的是和稀泥的姿态，虽然表面上对中国做出了道义上支持的姿态，实则是默认了日本控制伪“满洲国”的事实。可是，当时的日本已经举国为激进势力所裹挟，不仅抢在国联表态之前承认了伪“满洲国”，更将之当成日本外交独立自主的标志。日本“期待”国联的绝非默许，而是承认。结果，日本在1933年3月27日悍然退出国际联盟，走上了一条自我孤立的道路。

7个月后，德国也退出国联。德日之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结盟的边缘。只不过，日本虽然摆出了对抗世界的姿态，却未下定对抗的决心，更未想清楚对抗的方法。相比之下，希特勒不仅能对内形成绝对控制，对外也有其行动计划。当日本因“九一八”事变退出国联后，希特勒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分化战胜国阵营的天赐良机。在这一点上，德国的对日策略与其对意策略是完全一样的。从表面上看，德日都是退出国联，都是对抗现行秩序维护者，实质大不相同。考虑到日本、意大利的一战的战胜国身份，德国等于是策反了两个敌对阵营的国家，而日意颇有替德国火中取栗的味道。

正因为双方的得失是不对称的，德国在这场促成德日意同盟的博弈中，注定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希特勒及其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正是在这一点上，展示了远远高明于日意两国的外交策略。

如前文所述，日本陆军是在以德为师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其与德国的关系千丝万缕，其中不乏狂热的德国粉丝。对希特勒而言，这是在日本内部扶植亲德势力的最大借力点。日本陆军在昭和时代的飞扬跋扈，更进一步增强了希特勒手中这张王牌的威力。当时日本的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是稳健派外交官，主张日本应慎重地处理与英美的关系，但驻德大使馆武官大岛浩却是一个狂热的亲德分子。里宾特洛甫绕开东乡，直接与大岛密议德日结盟事宜，并通过大岛浩，不断向日本国内大灌“唯有德国模式才能救日本”的迷魂汤。已被纳粹洗脑的大岛浩，联合国内的一帮志同道合者，发自内心地配合这场运动，等于是这些人完全没有接受德国的贿赂，自动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德国的代言人，在日本内部形成了最大的一个主观爱国、客观卖国的亲德集团。当东乡茂德得到了密谋内容，企图阻止大岛和里宾特洛甫的接触时，亲德集团竟在国内直接走高层路线，将东乡调任驻苏大使，直接晋升大岛浩为驻德大使。

狂热的亲德分子大岛浩

1936年10月，德国与意大利结成“柏林-罗马”轴心。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意大利也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2月，意大利退出国联。这就初步形成了轴心国阵营的基本格局。

但是，希特勒对这个成绩并不满意。因为这个联盟只是针对苏联的，希特勒却要将之扩展到适用第三国势力。这就意味着三国同盟将不仅仅是一个反苏同盟，而是一个彻底的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攻守同盟。希特勒尤其希望日本能对英美势力有所牵制，以便德国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然而，以大岛浩为核心的亲德集团，虽能说服内阁与德意组建三国反共同盟，却无法让外务省迈出与英美势力彻底决裂的关键一步。他们坚持将德日同盟限制在对苏战争的范围内，从而在日本与英美之间留下最后的一线复和希望。

日本政府这种在关键问题上迟迟不表态的做法，令希特勒失去了耐心。波兰危机的深化，更让希特勒意识到，日本就算表态，也是远水不解近渴。于是，希特勒转而与苏联接触，抢在二战爆发前夕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达成了瓜分波兰的共识，并初步划清了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边界。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结盟态势，复活了因一战而中断的历史性的德俄同盟。这可以说是希特勒所有外交行动中最具戏剧性，也最具威力的一着棋。这着棋让全球政治阵营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剧变，彻底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战略版图。

苏联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面对这个突变，日本军政两界可以说是毫无思想准备。平沼骐一郎内阁因此而垮台。但是，从全局角度看，这个剧变未尝不对日本有利。毕竟，这个变化极大地削弱了反轴心国势力。此刻的日本，在英美眼中俨然是平衡德苏同盟的重要砝码，其战略价值骤然上升。而苏德的和解，也间接为日苏的和解打开了大门。如果日本决定反轴心国，此时无疑是最佳的机会。如果日本决定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则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苏德日三角同盟无疑拥有足够的颠覆能量。苏联不仅拥有广阔的空间、丰富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它使德日同盟得以连成一片，而将英法美挤到棋盘的边角位置。一旦德日的技术和地缘位置与苏联的巨大潜能结合，欧亚大陆的瓜分就进入了倒计时。

换言之，无论日本是要维护现有秩序，还是颠覆这个秩序，都要先维持住德苏同盟。在当时，确实有一个日本外交官看透了这个事实，并决定以大刀阔斧的精神推动日本外交的大转型，从而达成一个空前宏大的国家战略目标。这个人堪称“日本外交界的石原莞尔”，他的名字叫松冈洋右。（未完待续）

作者：王鼎杰 编辑：马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