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俄罗斯农民的东正教信仰初论】东正教信仰

历史上俄罗斯农民的东正教信仰初论

雷丽平

内容提要历史上俄罗斯农民的东正教信仰，大量渗透农民自己传统信仰的成

分。俄罗斯农民按自己方式改造了拜占庭东正教，从而形成了被称为“第三罗马”的俄罗斯东正教。俄罗斯农民作为一个生活闭塞、缺乏文化的下层群体，在抵制东正教的传播和改造外来的东正教文化的过程中，显示了农民群体在文化上保守落后的特性，是国家现代化中的一种阻碍性力量。从历史上农民宗教信仰为切入点，去探索农民阶层的历史作用，这是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只是作一个尝试性的探索而已。

关键词俄罗斯农民东正教信仰

美国学者塞・亨廷顿认为，当代尚存的主要世界文明有８种，其中之一就是东正教（俄罗斯）文明①。他还认为，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主要特征②。尽管有些学者把东正教文明或俄罗斯文明看作是西方文明的亚文明，例如布罗代尔，但在当代世界，东正教（俄罗斯）文明确实是界于基督教文明与东方儒教文明之间的一个独立的文明，一个世界性的大文明区域。俄罗斯是个信仰东正教的国家，把东正教奉为国教已有一千年的历史，当今世界之所以把俄罗斯文明称之为东正教文明，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由东正教文化构建和显现的。但是，今天的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尽管它是历史上拜占庭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它却不是拜占庭文化原封不动的引进或移植。俄罗斯东正教文化是被引进的拜占庭文化与俄罗斯原有的民族文化的结合，是一种新型的东正教文化。

东正教被引进和征服俄罗斯的过程，也是东正教及东正教文化被俄罗斯化的过程。对东正教的进入，抵制最强也是最后才被迫接受东正教的是俄国农民。俄国农民保存有最浓厚的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旧习俗及旧的多神教信仰，这些都是抵制东正教融人俄罗斯的最大的障碍。但是，在国家支持下的国教东正教，毕竟有它逐步占领俄罗斯的政治优势和处于先进地位的文化优势。在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双重信仰”时期之后，东正教与原有的多神教经历了冲突、妥协和双方逐渐适应的过程，形成了一种俄罗斯的东正教。这种带有俄罗斯民族特征的东正教，它不仅满足了俄罗斯人信仰的需求，也构成了这个民族发展的新起点。东正教不仅大大提高了俄罗斯民族的道德水平，也使俄罗斯人以基督教徒的面孔出现在欧洲和世界面前。

①塞・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２加２年版，第３４页。＠塞・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哼世界秩序的重建》，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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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思想和东正教文化无疑起到了凝聚整个民族的作用，使这个民族在各方面都开始发挥自己更大的潜力④。

东正教的引进以及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形成为俄罗斯民族找到了形成凝聚力的核心思想，也找到了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东正教征服俄罗斯的过程，也是俄罗斯尤其是农民征服东正教的过程。这个双向过程构建了俄罗斯文化的实质。俄国农民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以及对东正教文化的改造过程，形成了俄罗斯文化的主要特征。因此，深入研究俄国农民的东正教信仰，农民东正教文化的逐渐形成，以及在这个过程巾他们对拜占庭文化的改造，是从根本上认识俄罗斯文化特征的重要途径。

各阶层对国家引进东正教的态度及对东正教认同上的差异

俄罗斯最早的国家称基辅罗斯，它最早的有记载的历史应该是９世纪中后期。据说当时的罗斯人邀请北方瓦良格人（诺曼人）头领留里克来此为王，才建立了罗斯人最早的国家②。当时罗斯社会正由原始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在拜占庭国家先进文化的影响下，罗斯由原始氏族社会直接过渡到初期的封建社会，这应该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大约在基辅建国的１００年以后，即到第４代大公弗拉基米尔时，基辅罗斯决定接受拜占庭基督教，这就是１０５４年正式分裂后的东正教，这一年是公元９８８年，距现今正好是１０００年稍多。正是在１０００年后的１９８８年，当时的苏联热烈地庆祝了基督教传人的千禧之年。当时的苏联提出的口号是，“俄罗斯与东正教——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母亲”③。千禧年的庆典活动包括群众的通宵达旦自发游行，电视台昼夜转播，热烈地狂欢持续３天３夜。

但是，今天俄罗斯人对东正教的狂热，并不能代表昔日东正教进军俄罗斯的艰难，尤其是农民对东正教进入的顽强抵抗。

罗斯接受基督教，是罗斯历史上的大事件，有人认为它是俄罗斯文明史的开端，极大地促进了俄罗斯历史的发展。但俄罗斯学者总是对这一观点持保留意见。俄罗斯学者认为，基督教的传人或拜占庭的影响，并不是古代罗斯文化发展的源头，而是它的结果＠。而且拜占庭的影响在古代罗斯文化中也不是可以“独霸天下的”⑤。就是说，外来文化并不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源头或主流，它只是根据俄罗斯的需要引进来的文化汇流中的一股。

俄罗斯学者还认为，“拜占庭文化对社会上层的作用十分显著，而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则要小得多。这一影响尤为显著地体现在教会思想体系、教会法和偶像造型艺术等领域中。世俗文化则较少受其影响”⑥。这一观点不仅很对，而且应该说很有见地。外来文化的影响最先只能影响社会上层，因为他们有文化，有接触外来文化的机会。社会下层则极少有这种接触的条

张百春：《东正教与俄罗斯理念》，文池主编：《俄罗斯文化之旅》，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６页。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２—３３页。

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教会与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前言第ｌ页。

Ｍ．泽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卜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页。

Ｍ．泽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第９页。Ｍ．洋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第９页。

５８世界历史２００５年第６期件，于是他们便往往成为外来文化传播的障碍和传统文化的守护者。

基督教被国家强行引进之后，也是遵循上述规律在俄国传播的。所谓公元９８８年发生在基辅城的“罗斯受洗”，即“先是基辅人，然后是其余的整个罗斯都受洗了”。教会史学家戈鲁滨斯基认为，这些编年史和传记中的故事，“都是些虔诚的虚构，是根据拜占庭的各种题材情节编出来的，没有一点历史真实性”①。改变信仰是不流血的革命，必然充满着矛盾、对抗和斗争。而且“这一过程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期”②。

基督教深入到俄罗斯社会各个阶层大约经历了几个世纪。最先并主动改信基督教的是社会上层的大部分人，他们包括大公、贵族、侍卫、亲兵、士兵、商人和有产者。他们中的有些人在罗斯受洗之前已加入基督教，如女大公奥丽加、大公的亲兵等。这些人同拜占庭已有很多交往，很早就领略了拜占庭帝国先进的文化、发达的经济、繁华的城市及豪华的贵族生活等等。改信基督教对他们也有直接好处。其次一部分人是城市中的中下层市民，包括下层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及一般市民。他们在国家的一声号令下，也随之人教，当然他们对基督教也已有了一些认识。

最后改信基督教的就是散居在城市之外的农民和其他乡村居民。他们在国家命令之下当然表面也要接受改变信仰的规定，但他们居住分散，离政权中心遥远，不可能监督他们人人按时受洗。再者，他们多是文盲，住在闭塞的乡村，哪里知道什么基督教。他们几百年来都在同守着多神教信仰，维系着多少辈子传下来的乡村文化。他们信奉的足家庭的祖先神灵，村社的守护神，还有从部落时期流传．Ｆ来的自然神。如雷神（佩沦）、太阳神（达日博格）、火神（斯瓦洛格）、风神（斯特利博格）、女性劳作之神（莫科什）、畜牧守护神（韦列斯、沃洛斯）等③。

农民的多神教信仰是前阶级社会（氏族、部落时期）的意识形态。它适合于分散的氏族或部落时期的社会需要。那时每个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守护神。但是，当罗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一的封建国家要求建立一种与阶级社会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正好符合罗斯国家的需要。因为基督教是一种“为社会不均和剥削祝圣的宗教。它具有一神论、圣徒等级制和死后报应思想，具有关于统治和服从的完备学说和不以暴力抗恶的道义”＠。因此，引进基督教是一种进步的、开放的行为，反对或阻碍基督教的进入则是一种抗拒进步和固守落后的行为。

罗斯接受基督教，是罗斯国家第一次向西方的开放，也是第一次引进先进文化的行为。在这一伟大的变革面前，罗斯的各个阶层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上层欢迎，下层抵制。当基督教在国家强制下强行进入罗斯后，上下阶层主动或被动吸收的基督教宗教思想也是不同的。

上层统治阶级（大公、贵族、大商人等）积极引进拜占庭基督教，强行确立它为国教，并命令全国人民必须受洗人教。但上层统治者考虑的角度并不在基督教的纯宗教方面，它考虑的是对基督教的政治需求。作为一神教它能统一全国的信仰，而信仰则是国家统一思想的核心。

尼・尼利斯基：《俄国教会史》，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１贞。

Ｍ．泽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第１５页。

Ｍ．泽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第ｔ４页；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２页。Ｍ泽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第１４—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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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拜占庭基督教强烈地依附于政权，可以与大公在不争权的情况下成为统治国家的帮手，尤其在思想方面。在宗教思想方面，它最感兴趣的是人民要爱，要服从上帝和大公，服从统治者的思想。这是上层阶级对基督教的需求。

俄国知识分子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寻求一种新的宗教。俄国知识分子从总体卜＾说是欢迎国家引进基督教的，因为这一行动把俄国同西欧通过拜占庭联系起来。但严格地说，基督教被引进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尚未形成。俄国的知识分子最初是在东正教内形成的。但是，当俄国知识分子开始形成它的雏形或阶层之后，它对基督教的感悟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俄国这个国家，一直处在不是被别人侵略威胁，就是侵略和强占别的国家的动荡之中，统治者们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扩大和发展军事力量上，很少注意国家的稳定，以及在稳定中积极采取内部经济增长政策。扩军备战破坏了安定局面，在这种环境中产生和成长的俄国知识分子也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普世意识或拯救世界的使命感。表现在宗教方面是，一方面，知识分子对以苦修主义为基础的东正教的基本教义的反叛。东正教一贯认为，它是最正统、最忠实于基督教基本原则的宗教。“她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保存，而不是发展或者寻找真理”。所以东正教一贯忠实于基督教的圣经、圣传以及尼西亚信经和前７次普世大公会议制定的教规教义。俄国东正教也继承了这些精神，而且认为要真正做到维护东正教基本精神，就必须做到苦修和冥想。昔修主义是个消极的东西，缺乏改革、探索和追求精神。在这一点上，俄国知识分子对东正教进行了反叛。这个反叛就是俄国知识分子对东正教的另一感悟，即追求一种赶超意识：追求真理、积极寻找上帝，也勇于探索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俄国知识分子有时被称为“上帝的搏斗者和追求上帝的人”①。其代表人物、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个“独一无二的优秀民族，即上帝的选民”，它“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首要角色”②。俄罗斯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甚至关心全人类③。俄国知识分子苦苦地追寻上帝，追求宗教真理。正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说：“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过去和现在的真理，而且是无止境地发展的真理，只有以耶稣的名义，才能实现俄国的解放和世界的解放。”（蓟俄国知识分子违背了东正教的苦修主义传统，对宗教生活表达了明确的乐观态度，他们希望通过基督展现的神圣能力使社会再生。他们不满足于教会的因循守旧、不鼓励社会改革的倾向，他们希望通过努力和追求，在地球上建立基督王国。俄国知识分子充满了“弥赛亚”精神，弘扬救世学说，追求生命意义，关心俄罗斯命运，体现了一种普世情怀。他们视拯救俄罗斯、拯救世界为天职，他们是宗教理想主义者和为宗教献身的奋斗主义者。

而作为俄国社会下层的主体的农民，他们对东正教的接受和感悟、对东正教的选择，则与俄国上层需求和感悟大不相同。一般地说，农民是外来先进文化的主要抵制者，先进文化的改造者，这一点下面专门论述。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４６页。

文池主编：《俄罗斯文化之旅》，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４页。

文池主编：《俄罗斯文化之旅》，第４５页。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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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农民的东正教信仰

前面已经谈到，东正教和拜占庭文化对俄国社会上层影响较大，而对俄国的下层，尤其是农民，其影响要小得多。而且，农民作为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部分）的主要载体，它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反影响力要大得多。这一点可以从农民接受东正教信仰的过程中看出来。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作为国家惟一保留的国教——东正教，尽管在俄国的传播遇到层层阻力，但是几百年之后，东正教信仰和东正教文化毕竟已经深入俄国各个阶层，其中也包括农民。尽管农民信仰的东正教已经掺杂了大量农民自己的东西，但毕竟东正教已成为俄国农民的惟一真正的信仰ｒ。

东正教是基督教的分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是信仰独一无二的上帝，相信“三位一体”、原罪、救赎、天堂地狱、末日审判（末世论）、忍耐服从、对基督和人的爱等ｑ）。这些教义经过东正教几百年的宣传渗透，也已渗入到农民的东正教信仰当中。只不过，农民信仰的东正教，一是在普遍的教义当中他们总是选择那些对他们特别适用的东西；二是农民信仰的东正教，包括它的教义、经典、仪式、节日等等，大量渗透了农民自己传统信仰的成分，有些是打着信仰东正教的名义，行的是多神教或传统信仰的诸多内容。大有“新瓶装旧酒”之意。

俄国农民从东正教中所接受、所感受的多数是具有真情实感的东西，而非理性的东西。农民不懂什么是理性，他们需要的是一种超现实的能帮助农民解决生活具体问题的力量，起码是一种能战胜生活磨难的精神力量。而东正教所阐述的教义教理最实质性东西，“是在受造物中揭示神的生命，是依靠神成肉身和圣灵降临的力量所实现的受造物的神话”②。东正教提倡苦修，鄙视肉身，认为肉体的本质是罪恶的，是与精神上的人对立的。为了拯救灵魂，必须牺牲肉体③。俄国知识分子对东正教这一说进行了反驳，农民却非常有兴趣。农民对“人生来就有罪”的“原罪说”很有好感，因为“原罪说”使穷人和富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而且，农民还认为，人生下来就有罪，只有上帝没罪，但人可以通过忏悔来赎罪，得到拯救。在通过忏悔得到救赎的路上，农民认为，“上帝更喜欢不幸的人和受苦的人”，“穷人好像受上帝特别的宠爱”。农民就是从上帝保护穷人这个角度去热爱上帝的。因为通向天国的路上，农民有比富人更大的优越感。同时，农民由于爱上帝，也热爱“地上的上帝”——沙皇。认为“只有一个上帝和一个沙皇”，“上帝在天上，沙皇在地上”④。由于农民热爱上帝和沙皇，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俄国农民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却拥戴沙皇。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把下乡鼓动革命的“民粹派”知识分子纷纷送进监狱。农民作为一个缺少文化的下层群体，在东正教信仰上，特别迷信于俄国东正教特有的圣像崇拜，专心于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是俄国东正教的主要特点之一。神秘主义即对宗教的不可知或迷信，这对下层群体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上帝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８页。

布尔科克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第６页。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第１４０页。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第１２一１３页。

历史卜俄罗斯农民的东正教信仰初论６ｌ

和基督都是无形的神，而圣像是摆在农民面前实实在在的神。因此，农民把圣像看作是上帝和耶稣，供奉圣像就是供奉上帝，崇拜圣像就是崇拜上帝。农民除虔诚信奉圣像外，还崇拜生活在地上的活圣徒的化身——圣愚。圣愚是俄国东正教特有的现象。所谓圣愚即“基督的愚人”，他们被尊为先知或圣人。圣愚在俄语中是ＩＯＰＯ且ＨＢＭｎ，即“愚昧的人”或怪异癫狂的人ｑ）。但这种怪异与癫狂却被视为源于神的启示②。圣愚常常是蓬头垢面的流浪乞丐，长发披肩，身披破布，脖子和踝骨带着铁圈。因身上多处受伤而有脓血溢出，全身发臭。他们行为怪异荒诞，与癫狂病人无异。他们发出的歇斯底里的怪声却被解释为神谕。圣徒被封为圣愚者，即受到俄国上至沙皇下至百姓的崇拜。圣愚对俄国社会的影响几乎可以与上帝相比。对农民的影响更是怎么高估都不过分。在农村，圣愚被视为农民最高的精神权威。如果他赞扬某人，某人就会受到抬举颂扬；如果他咒骂某人，某人就没有好日子过，到处要受到责骂。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农民，对圣愚是又敬义怕。村民对圣愚的尊敬要胜过对地方神父的尊敬，把他奉为先知先觉③。俄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圣愚，一个是伊凡四世（雷帝）时代的圣愚瓦西里，据说他有无比神奇的力量。另一个著名的圣愚，就是十月革命前在俄国宫廷中横行一时的拉斯普廷。据说他的神奇令农民倾倒。他预言的事无个不准。在宫廷御医束手无策情况下，他能神奇地止住皇太子频频出血（白血病）④。农民传说中的拉斯普廷，不是政治流氓，而是活的神。

俄国农民崇尚神秘主义的另一表现是相信神的存在，相信他们信仰的神（上帝、使徒等）的神奇力量能驱赶魔鬼的侵扰。他们相信福音书中所说“我们的战斗不是与亲骨肉，而是与现世的魔鬼，与世间的恶魔进行战斗。”斯摩棱斯克省的一些农民们，总是把教堂燃烧的蜡烛拿回家里，尽管教士不允许，但只要带回家，把燃烧的蜡烛放在门框上、窗户上，便是除魔降妖的最有效方法。如果在带回家的路上，蜡烛熄灭了，农民就会认为是不祥之兆。农民认为另一个驱鬼的武器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代表基督教，也代表神的力量。据说，在洗礼节前夜，多数农民家里的门上、建筑物上、房梁上都点燃十字架，以防魔鬼侵袭。有的家用晚课祈祷的圣水在门、窗或建筑物上划十字架图形，有的用粉笔划。有的农民认为，危险时划十字可以免除险境。在有些村子里，参加婚礼的人不划十字不能进门＠。当然，划十字的用途不仅限于驱魔，也是一种祈祷上帝保佑的方法。农民在烤面包时，要在屋里每个角落用铁锹划三次十字。在点火时也要祈祷，“祈祷的火永不灭，不祈祷，易发生火灾”。如果点火时有骂声，便会发生火灾而殃及家人和家畜⑥。农民在切面包时要用刀划十字，雨来时关好门窗要划十字，存储粮食时也要用工具划十字。十字架在农民心中有无比神奇的功能。据俄国历史传说，脖子上带十字架能避邪驱魔鬼，不带十字架则是一种罪过。但洗澡和睡觉不能带十字架⑦。可见基督教在俄国农民心中已经扎了根，只不过对十字架的迷信带有鲜明的多神教信仰特征。

①赵士国：《俄国历史上的神秘主义》．《世界历史》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②汤普逊：《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２页。

③汤普逊：《俄国文化中的圣愚》，第１４页。

④尤苏渡夫：《拉斯普廷之死》，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５页。

⑤Ｍ．Ｍ．格拉梅卡：《俄罗斯农民家庭的东正教信仰和习俗》，莫斯科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７、７２—ｆ７６页。

⑥Ｍ．Ｍ．格拉梅卡：《俄罗斯农民家庭的东正教信仰和习俗》，第８５页。⑦俄罗斯围家档案馆：全宗１０２２，目录ｌ，第２７卷第２４ｌ页；第ｌｌ卷第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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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俄国农民的东正教信仰，带有鲜明的俄罗斯“本土化”特征，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对上帝的崇拜与对自然万物的敬畏水乳交融，传统的多神教的习俗也被吸纳进来。因此，俄国农民的东正教信仰，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混合或融合。能说明这一观点的实例相当多。如在圣诞夜里，教堂司祭和信徒们要在教堂通宵祈祷，感谢主恩。还要围绕教堂和农舍，举行十字架和圣诞灯游行①。据说，圣诞灯是基督诞生之夜伯利恒上空星辰的象征。圣诞节是盛大节日，其庆典活动除圣诞游行之外，还有其他内容，如孩子们走家串户，先唱圣诞歌，然后将谷物种子撤向农舍主人，祝愿一家人五谷丰登，生活富足，人畜两旺。主人家端来自制黑麦饼感谢孩子们的祝福②。民俗学者认为，唱圣诞歌，走家串户夹杂着巫术活动的内容，意在祈求风调雨顺，家庭安康。其中还带有多神教的化装游行。基督教的庆典已与俄罗斯多神教和民间习俗等自然地相结合了。

最能说明上述论点的，是农民家庭小教堂的建立。按东正教教规，教堂只能由教会建立，个人或家庭建教堂是违规的。但是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农村，绝大部分家庭都建有自家的小教堂。由于农民是东正教教徒的绝大多数，建家庭小教堂更方便敬拜和祈祷，所以家庭小教堂渐渐地便被国家教会所默认。所谓家庭小教堂，就足在家中最神圣的一个屋角，通称红角或圣角，放一张供桌，桌上放神龛，龛内供圣像。一般供奉救世主耶稣及圣母玛利亚、使徒等像。使徒一般以施洗约翰为首，也包括俄罗斯化的诸神：尼古拉－秋达特沃、卡西姆、达米尼、把拉斯楷夫、盖奥尔格、那别达诺谢茨等③。有的家庭还配有烛台和装圣物的小箱。一些家庭在墙上挂有圣像或带有宗教内容的民间版画、壁画等，常见的版画有东正教十二节日、创世者、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复活和伟大的殉难者邦杰列夫等④。农民自建家庭小教堂主要是为供奉，每天可以举行祈祷、持斋等家庭宗教仪式。二是祈求上帝保佑，上帝就像原来的家庭守护者，既能保佑平安，又能驱魔赶鬼，消除灾难。农民认为圣像能显灵，能创造奇迹，圣像是农民最亲近的家庭上帝，是农民心中的偶像。农民对家庭圣像的崇拜已达至诚，他们把仅有的一点钱首先用来买圣像，因为供的圣像越多越能表达虔诚。手里哪怕只剩一个戈比，也要用来买支蜡烛，去照亮神龛。圣灯是每家农民必备的，在重大节日必须点燃圣灯⑤。

家庭小教堂除做重大的和平时的祈祷仪式外，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活动都离不开。俄罗斯有“击掌订亲”的习俗，这些都要在圣像前完成。订亲仪式要在圣像前点燃圣灯，新人来到圣像前击掌订亲，并山盟海誓。然后新人向双亲和圣像表示感谢。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今⑥。其他如给孩子祝福，亲人参军或出远门去当修士，父母都要给孩子用圣像施洗三次。还如兄弟结拜、祈祷丰收，遇灾或患病等，都要在供奉的圣像前举行仪式⑦。

①贾放：《俄罗斯圣诞节》，《世界博览》２００２年第１２期。

②Ｅ．Ｈ．米罗诺夫：《帝俄时期社会史（１８—＿２０世纪）》，圣彼得堡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１０—２１ｌ页。

③ＭＭ．格拉梅卡：《俄罗斯农民家庭的东正教信仰和习俗》，第８５页。

④俄罗斯民族博物馆：目录１第７０６卷，第１４一１５页。

⑤Ａ．巴洛夫：《人民圣像观念的＿＾代遗迹》，莫斯科１８９１年版，第２１９页。

＠参见《１８—１９世纪国内圣徒传记》，莫斯科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９５页；《维坚斯基的奥普金那寺院》，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３３

页。

⑦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１０２２，目录１，第”卷第２４ｔ页；第１１卷第１页。．

历史上俄罗斯农民的东正教信仰初论

对俄国农民东正教信仰的文化透视

关于俄国农民宗教信仰问题的研究是世界历史研究领域中的新课题，它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理论开拓意义。第一，从农民的东正教信仰中，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外来的东正教，在经历，几百年的“双重信仰”时期之后，已经浸入俄罗斯社会的深层，成为俄国农民的主要信仰ｒ。东正教的节日已成为农民的或民族的节日了。尽管农民的东正教信仰，掺杂着从前多神教的某些残余，也融合了农民的传统习俗，但农民信仰的主要偶像已经是上帝和上帝之子耶稣，以及圣母玛利业和诸位圣徒，东正教的核心教义——“三位一体”、原罪、救赎、天堂地狱、末日审判、忍耐服从、对基督和人的爱等已深入农民内心，成为农民的信仰寄托，农民的文化和习俗了。某些俄罗斯学者不愿承认外来的东正教文化是俄罗斯文化的源头或主流，但以上事实证明，东正教和东正教文化进入俄罗斯以后，确实从根本上，从俄国社会的最深层，改造了原来的半原始的、分散的、尚未统一的文化，使俄罗斯民族在统一的文化基础上，渐渐地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西方学者认为，“俄罗斯民族的统一，就是由早期出现的宗教统一体发展而来；是东正教使俄罗斯保持着统一思想，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也是东正教思想发展的结果。”①俄罗斯著名学者Ｂ・克柳切夫斯基还认为，当罗斯国家处于原始氏族末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是东正教把拜占庭封建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包括政治制度和文化引进基辅罗斯，使罗斯从氏族社会末期很陕越过奴隶社会阶段，直接步入封建社会。当１１—１２世纪罗斯社会还没有成文法时，是东正教的法律奠定了罗斯国家法律基础②。可见，东正教及东正教文化的引进，不仅推动了罗斯社会一种跳跃式的飞跃，也为俄罗斯国家、俄罗斯民族和民族文化的最后形成和统一奠定了基础。因此，东正教及东正教文化对俄罗斯人、俄罗斯国家、俄罗斯文化的改造是根本性的。这种根本性的改造结果，使东证教文化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主流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把俄罗斯文化称为东正教文化的原因。

东正教及东正教文化除了有它一定的先进性之外，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俄国农民对外来东正教文化的抵制和改造，无疑大大增强了进入俄国后的东正教文化自身的局限性。

俄罗斯在１０世纪末接受拜占庭基督教时，拜占庭文化在当时的东欧巴尔于地区确是最先进的文化，尤其是同未开化的（尚无文字）各斯拉夫民族文化相比，更是如此。因此，引进拜占庭文化，是俄罗斯与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接轨，是当时的基辅罗斯采取的最大胆的有前瞻性的改革开放举措。

但是，从西方文化的全局来看，拜占庭文化虽然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分支，却是基督教文化中保守、落后的一个分支。西罗马灭亡以后，基督教文化输入了北方日耳曼等“蛮族”的新鲜血液，两者的结合实质上刺激了基督教文化新发展，因此西欧逐渐产生出理性思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世界观，以及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等等一系列近代思想文化改革运动，并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而拜占庭文化在同斯拉夫人结合之后，并未产生理

①谢・普什ｐ列夫：《东正教会与俄罗斯和苏联政体》，圣弗朗西斯科和伦敦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５页。②Ｂ．Ｏ．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各阶层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８页。

世界历史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性思维，也未产生种种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运动，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东正教的主要任务是意在保存原有的东西而不能出格。这样，已经处于落后地位的东正教文化，再加上俄国农民用更落后的思维和习惯进行改造，其结果只能是把相对落后的文化推向更加落后。这就是俄罗斯文化同西方文化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原因。俄罗斯没有理性思维，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或科学运动，它同西方的文化差距或距离越来越远。这也是俄国东正教文化虽然同西方基督教文化同出一源，两者却各奔东西，自成一体的原因。俄国农民在俄国的文化发展中起到的只能是阻碍前进或拉动后退的作用。

第二，我们从俄国农民的东正教信仰，从它对国家引入东正教的顽固抵制态度，可以初步透视出俄国农民在俄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一般地说，农民是世界历史发展中，尤其是漫长的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力量，是农、Ｉｋ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据中国学者证实，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大约一万年之后，才开始步人工业社会。就是说，农业社会持续了一万年，而工业社会只有三百年，信息社会还不到五十年①。在人类历史上农民有它巨大的功绩，但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也造就了农民一种甘于落后、保守、满足于简单小生产方式等固有弊病。尤其在文化思想领域，农民易于反对变革，反对新生事物，抵制外来先进文化，有固守原有的文化传统等农民特征。

而俄国农民，除一般农民所具有的保守落后特征外，还有自己更多的一些特征。在经济上，俄罗斯国家前进动力的杠杆，一向不是农业或农民。在前农业社会（基辅罗斯之前），包括罗斯人在内的东斯拉夫人，是以开发森林资源和控制贸易道路为各部落发展的基点，当时罗斯人控制着“瓦——希水路”，攫取大量赋税，同时与其他国家商人进行交易，出口商品主要是毛皮、木材产品和蜂蜡等物，换回国家所需物品。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农业和农民理应成为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产业，但俄国农业因气候的恶劣收获很低，广种薄收、轮种，自由农和村社农民的家庭收获每年大约只能够口粮、种子、饲料和应缴赋税，剩余很少。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原地循环状态②。可能国家农民和教会农民的农业收获多些，但也只能维持上层统治者、教会人员及商人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消费。农业在国家发展中一直不受重视。从伊凡三世、伊凡四世以后，国家发展的主要杠杆是对外扩张和对外资源的掠夺。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是国家发展的重点。大约１９世纪后半期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大量增加，促使俄国商品粮出口大增，但农业和农民并未成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俄国经济中的主要动力产业仍然是军事工业或日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企业。

在政治上，俄国农民也不是政治制度变革的主力军。俄国农民一直是皇权主义者，他们一直生活在闭塞、落后与文明隔绝的农村，把村社（ＭＨＰ）当成整个的世界（村社和世界在俄语中都是ＭＨＰ），满足于村社的简单互助和最低的生活保障。因此，俄国农民在政治上也是一种保守力量，是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１９０５年革命后，出于对沙皇的镇压的愤怒，农民对沙皇的幻想破灭③。１９１７年２月和１０月，有小部分农民参与了革命，这小部分农民主要是被

①周有光：《现代文化的冲击波》，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第８６页。

②见莫斯科大学教授米洛夫在中国苏联史学会２０００年年会（在艮春吉林大学召开）的发言。可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史所与中国苏联史学会出版的２０００年年会会刊。③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页。

历史上俄罗斯农民的东正教信仰初论

抓上前线的农民（参加一次大战的士兵）和部分进入城市的农民。上前线的农民走出国门，开阔了眼界，接触了外部世界，因觉悟而参与了革命。进城农民则因受战时经济恶劣形势的影响，在饥饿和死亡威胁之下而参与了革命。十月武装起义的主力是武装工人和反叛沙皇的士兵。农民只关心土地。因此，在十月革命以后一段时间内，列宁并不把农民作为苏维埃政权的依靠力量。

列宁认为，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这是从政治上给农民定性。从文化上说，农民不是新文化的开拓者，而是旧文化的维护者。他们反对外来的先进文化的传播，顽固地固守传统旧文化。他们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这是本文的基本结论。当然，如何从文化角度去观察农民群体，并得出恰当的结论，这是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性问题。本文只是从俄国农民的宗教信仰为切入点，对这个问题作个尝试性的探索而已。

［本文作者雷丽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责任编辑：刘凡）

・书讯－

刘大明博士撰写的《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一书，于２００５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简要阐述了大革命时期公民、公民身份、公民意识和公民教育的概念。分析了这一时期公民教育理论的产生、公民教育的内涵、实践和重要意义。作者认为，公民教育是大革命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教育的内涵是全面的，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实用职业技术教育等。（砾）

汪建丰副教授撰写的《铁路与欧美主要国家的现代化》由吉林人民出版社于２００５年出版。此书全面分析了铁路对欧美主要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作者认为，欧美主要国家在铁路发展模式上各具特色。英国奉行私人自发建设铁路的模式；美国是私办公助建设铁路的模式；法国是公私合作建设铁路；德国采取公私混合建设铁路的模式。（砾）

历史上俄罗斯农民的东正教信仰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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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用次数：雷丽平， Lei Liping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2005(6)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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