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知识点] 中国古代史知识结构图

中国古代史 导论

中国古代史的范围

时间：从远古到近代， 此处重点阐述中国古代史的下限不应以鸦片战争为界。空间：变动的疆域。主要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概念，疆域是随着中央政权实力的兴衰而不断变动的，这是理解中国古代国际关系与民族关系的一个出发点。

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的边疆政策既各有特色 , 又具有继承性和创造性。

中国古代史的分期

历史分期主要是批评此前的五种社会形态分期法，指出那是一种以理论而非事实为出发点的分期法，现在流行的古代、中世、现代的分期法又是近代中国从西方借来的舶来品。最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是王朝分期法，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每个王朝为中国历史提供了天然段落，自成体系而又首尾相贯，到近代方为一大变，走向了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在文明古国中唯一未中断过的文明，二十四史的记载完善。

中国古代史的主要特点

统一的大趋势：主要着眼于中国人追求大一统的文化意识，看待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趋向。虽然中国古代分裂与统一的时间实际上大体相当，但越是分裂的时期，越以大一统为追求目标。这种文化心理一直影响到现在，成为国家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民族的大融合：主要着眼于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主流，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就是一部各民族的融合史。融合的形式是多样的，既有和平的方式，也有非和平的方式。方向主要有汉化与胡化，方式主要是同化。不同时期民族融合的方式和方向有所不同。经济的自给性：主要着眼于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小农经济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和维持能力，这是每个王朝兴起之初只要采取一定的休息政策就会很快恢复发展的重要原因。而这种经济模式是中国古代王朝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形式的形成和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关。还有农耕方式与游牧方式的冲突与互补，以及海外商路的补充。文化的传承性 ：主要着眼于中国文化自成体系并且传承悠久，没有中断。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政治发展紧密相连，成为中国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超稳定系统，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文化和心理基础。传承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历史书写。这里重点谈了中国史学的修史传统，尤其是唐代以后易代修史成为惯例，在文献和思想上为中国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重要载体和保障。

中国古代史教学的主要内容

开阔眼界。世界历史对中国历史来说是一个全局，中国历史对世界历史来说是一个局部。世界历史有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中国历史也有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从“中国的中国”到“亚洲的中国”，再到“世界的中国”，中国历史在世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中，扮演着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不可替代的角色；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不仅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对认识中国历史，也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重视变迁。每个社会发展段的主要特征以及社会变迁。历史上那些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因其对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要求我们给予特别的重视。诸如从氏族社会到王权时代，从王权时代到帝制时代，从分裂割据或区域性统一到全国性统一。历代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从子学、经学到玄学、道学，从民族分离到民族融合等等。社会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围绕这些重点问题开展课堂教学，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掌握必备的历史知识，认识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关注传统。中国历史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传统。像政治上的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政策，国家问题上的大一统理念，就分别成为支配传统政治、经济、教育和处理民族关系和国家问题的主要因素。关注传统意味着贴近生活现实，而熟悉生活现实又必须了解传统。强化理论。近些年来国内史学界有关思想文化、社会转型、商品经济、科技发展史诸层面的研究，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术成果；海外学者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和中国历史的构架，以及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都有长足的进展。这些成果同中国古代史教学密切相关，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提炼，进而融会到教学实践中去。这样做能帮助学生尽早接触学术前沿，对促进他们加快从中学到大学的转变是十分有益的。方法：贯通分析，比较说明，综合判断，直观鉴赏。

三代时期

夏

关于夏代的文献记载，见于《尚书》、《逸周书》、《诗经》、《山海经》、《世本》、《竹书纪年》、《史记·夏本纪》等。文献记载夏族为姒姓，是居住在黄河中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原始部落。夏朝存在时间：约公元前 2070 年 -公元前 1600 年。夏朝的统治区域：主要在今河南嵩山至伊水、洛水领域，还包括晋南一带。夏朝世系：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杼）、槐（芬）、芒（荒）、泄、不降、扃、胤甲（厪）、孔甲、皋（昊）、发（敬）和履癸（桀），共 14 代， 17 王。其中太康与仲康、不降与扃是兄弟；孔甲是不降之子，与胤甲为从兄弟。只有他们之间的即位是兄终弟及，其余夏王皆为父死子继。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但是这个王朝不能和秦以后的王朝等量齐观。夏朝其实是以夏后氏为盟主的诸侯邦国联盟。《吕氏春秋》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左传》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所谓“万国”，是以夸张的笔法，反映当时的夏朝不过是松散的诸侯邦国联盟而已。以后的商朝、周朝大体也是如此。

商

夏商周三代与以后的朝代有所不同，一方面它们是三个互相衔接的朝代，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三个同时并存的集团。在传说中，夏的始祖禹出于黄帝子孙颛 zhuān 顼 xù 这一支，而商的始祖契出于黄帝子孙帝喾 kù 这一支。按照《史记》的记载，夏商周三代的祖先禹、契、后稷，都在尧、舜政权机构中服务。由此看来，夏、商、周是平行存在着的三个集团。商在灭夏之前，早已有了自己轰轰烈烈的历史，即所谓先公先王时代，不过一直臣服于夏。据说，商的始祖契曾追随禹治理洪水，契的后人叫做冥的，还作过夏朝的水官。商朝建立以前称为早商或先商，从契到汤，传了十四世，与夏朝的存在时间大体相当。汤率领部众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将近六百年。早商时代已经从事农业生产的商集团，还保持着强劲的游移性，从契到汤，他们集体迁移了八次。商朝建立后，依然延续这种传统，都城的多次搬迁，就是一个例证。这种情况到了商王盘庚时代才得以扭转。公元前 1300 年，盘庚把都城迁到了殷（今河南安阳西北），进行政治改革，推行商朝建立者汤的政治体制，出现了中兴局面。因此，“盘庚迁殷”成为商朝历史的转折点。《竹书纪年》说，从盘庚迁殷到纣王的覆灭，商朝后半期的二百七十三年中，再也没有迁都。

周

周是一个古老的部落，传说中，周的始祖弃做过夏朝农官，可见它是一个精通农业的部落。相传神农氏的后裔烈山氏之子柱，又名农，能种植五谷，被尊奉为稷神（谷物神）。弃继承了这一传统，教导民众种植庄稼，被后人尊奉为农神后稷。岐山南面的周原，土地肥沃，

适宜农耕，古公亶 d ǎ n 父率领部族再次定居下来，并且自称为周人。到古公亶 d ǎ n 父的幼子季历即位时，周的国家政权日渐强大，崛起于商朝的西隅。商王文丁为了遏制周的势力，杀死季历。季历之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一方面继续臣服于商朝，另一方面积极扩充势力，准备取而代之。这个愿望由他的儿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实现了。公元前 1046 年，周武王乘胜占领朝歌，宣告商朝灭亡，周朝建立。周武王是周朝的建立者，可惜不久病逝，代他摄政的周公，为周朝制订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

殷墟最重要的发现首推甲骨文。自从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年）甲骨文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1928 年到 1937 年，先后在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出土甲骨 10 余万件，共有 4500 字，记录了从盘庚迁殷至商朝灭亡二百七十三年间的历史。这就是中国最早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甲骨文的意义是无与伦比的，它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有文字可考的时代。从甲骨文的结构来考察，它已经具备了汉字的“六书”规律——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甲骨文留下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了当时人的社会生活。甲骨卜辞中有日食、月食的记录，表明当时已有比较完善的天文历法知识。甲骨文之所以称为卜辞，就表明它与宗教信仰有关。甲骨卜辞中有祝祷仪式、祭祀仪式的记录，反映了当时人的观念中，自然天象具有超自然的神灵，这种神灵对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具有影响乃至控制力量。无怪乎古籍中说，“商人尚鬼”、“先鬼而后礼”，也就是说，他们优先处理与鬼神的关系，而后处理人际关系（礼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规范）。

青铜文化

考古学者按照人类使用工具的器质，把人类的早期历史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青铜时代是区别于此前的石器时代以及此后的铁器时代的一个历史阶段。在中国，大体是指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500 年之间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夏商周三代。从目前的发现来看，最早的青铜器出土于河南西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它们是青铜礼器——爵（酒器），以及青铜兵器——戈头，是一种铜锡合金，已经具备中国青铜器的特征。商朝是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商王武丁的妇好墓，出土 200 多件青铜礼器、 5 件大铜铎、 16 件小青铜铃、 44 件青铜器具（包括 27 件青铜刀）、 4 件青铜镜、 1 件青铜勺、 130 多件青铜兵器、 4 个青铜虎、 20 余件其他青铜器，品种之丰富，数量之众多，质地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当时的青铜冶炼和铸造工艺已经达到相当纯熟的程度，这种铜和少量锡、铅的合金，比纯铜更加坚实耐用。青铜器的种类虽然很多，但是它的主体是礼器和兵器，由此折射出青铜器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礼器有爵、鼎、彝、盘、盂等，象征器主的身份和等级。兵器有戈、矛、戚、铖等，还有车马的青铜部件和佩饰，都和战争对象，记载商王对器主的恩赐，说明器物的用途。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考察青铜器，它明显扮演着政治权力的角色，用来保障权力和财产的分配方式。青铜文明的意义，也许正在于强化国家政权的机能。

封建制

周朝建立以后，为了稳定新征服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封建”。所谓“封建”，其本意是 “ 封邦建国 ” 、 “ 封建亲戚 ” 。周朝一共 “ 封建 ” 了七十一国，其中少数是异姓诸侯，多数是周王室的同姓（姬姓）诸侯，目的是 “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 用同姓诸侯构筑一道屏障，来捍卫周天子的中央权威。这就是当时所谓 “ 封建 ” 。 “ 封邦建国 ” 既是巩固和扩大周朝统治的手段，又是贵族内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方式。虽然以姬姓贵族为主，在封建的七十一国之中姬姓占有五十三个之多，但是为了稳定大局，也封建了十八个异姓诸

侯。一方面是为了安抚这些有功或有传统势力的异姓贵族，另一方面是为了利用异姓诸侯作为姬姓诸侯的屏障，控

制戎狄蛮夷部落，扩大周朝的统治区域。

宗法制

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叫做 “ 建国 ” ；诸侯再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叫做 “ 立家 ” 。这样就形成了金字塔形状的封建体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就天子与姬姓诸侯这一体系而言，封建与宗法有着密切关系。周天子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国王），又是天下同姓（姬姓）的大宗。政治上的共主与血缘上的大宗，紧密结合，成为 “ 封建 ” 的精髓。

井田制

孟子关于井田制度有这样的描述： “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 农田划分成为棋盘状，每家农民必须优先共同耕种 “ 公田 ” ，然后才可以耕种自家的 “ 私田 ” 。由于每家农民拥有同等数量的 “ 私田 ” ，所以过着没有贫富分化的和谐生活。领主土地关系的特征，是农奴无偿地替领主代耕公田，然后才可以把自己那块份地（私田）上的收获归于己有。这种方式当时叫做 “ 藉 ” 或 “ 助 ” 。所谓 “ 藉 ” ，就是 “ 借民力而耕公田 ” 。由于这种方式愈来愈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周宣王即位以后，宣布 “ 不藉千亩 ” ， “ 初税亩 ” 这种新的方式取而代之。井田制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后来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

礼乐文明

周公制订的礼乐制度，是处理等级社会上下贵贱之间的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礼”的起源是以贫富分化、等级分化为前提的，反过来“礼”的形成又稳定了贫富分化、等级分化的社会秩序。“礼”的本质是“异”，即差异，用来显示社会中各等级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的各色人等之间，必须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用来显示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间的差异，绝对不可混淆。“乐”则讲究和同。“乐”当然是音乐，但是它超越了音乐，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社会色彩。“乐”的功能是，以音乐节奏激起人们相同的共鸣情绪——喜怒哀乐，产生同类感，仿佛“四海之内皆兄弟”。

夏商周关系

夏商周三代与以后的朝代有所不同，一方面它们是三个互相衔接的朝代，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三个同时并存的集团。在传说中，夏的始祖禹出于黄帝子孙颛 zhuān 顼 xù 这一支，而商的始祖契出于黄帝子孙帝喾 kù 这一支。按照《史记》的记载，夏商周三代的祖先禹、契、后稷，都在尧、舜政权机构中服务。商在灭夏之前，早已有了自己轰轰烈烈的历史，即所谓先公先王时代，不过一直臣服于夏。据说，商的始祖契曾追随禹治理洪水，契的后人叫做冥的，还作过夏朝的水官。周是一个古老的部落，传说中，周的始祖弃做过夏朝农官，可见它是一个精通农业的部落。相传神农氏的后裔烈山氏之子柱，又名农，能种植五谷，被尊奉为稷神（谷物神）。弃继承了这一传统，教导民众种植庄稼，被后人尊奉为农神后稷。由此看来，夏、商、周是平行存在着的三个集团。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的分野问题

春秋（ BC770—BC476 ），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周敬王卒，因鲁史《春秋》记录了这一阶段的历史而得名。《春秋》原本是鲁国史官编写的一本编年体史书，后经孔子删定，变成儒家的经典著作。孔子删定后的《春秋》，其记事的上限是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下限一般认为是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这与从周平王东迁（公元前 770 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 476 年）这一段历史时期大致相当，因此后人习惯用“春秋”一词来指称这个历史时期。战国（ BC475—BC221 ），这一时期各国混战不休，故前人称之为战国。把 “ 战国 ” 作为时代名称，开始于西汉末年刘向汇编的《战国策》。关于春秋、战国两个时代的分野，国内史学界一般采用郭沫若先生的观点，即公元前 476 年（周敬王 44 年）为春秋时代的下限，公元前 475 （周元王元年）年为战国时代的上限。郭老的这个观点是以《史记 · 六国年表》为依据的，《六国年表》即是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 475 年）写起的。但郭老此说并非毫无瑕疵，因为如果将公元前 476 年定为春秋时代的结束年代，则春秋五霸当中就失去了越王勾践，五霸将变得残缺不全；而如果将公元前 475 年就作为战国时代的开端，那么战国七雄中就没有了韩、赵、魏，因为当时三家尚未分晋。而《史记 · 六国年表》之所以以周元王元年为开端，其目的只是为了与孔子所作的《春秋》相衔接，并无特别的意义，因此以公元前 475 年作为战国时代的开端会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事实上反映春秋时代史事的两部重要典籍《左传》和《国语》都是以三家分晋为终点，而反映战国时期史事的重要典籍《战国策》又是以三家分晋为起点，司马光以战国时代历史为起点的《资治通鉴》一书也是从三家分晋写起，这都说明三家分晋这一史事带有分界线的意义。

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变的原因

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朝在宗周镐京的土地大片丧失，这时王室所拥有的领土，东不过荥 yíng 阳，西不过潼关，南不越汝水，北不过沁水，仅有 600 多平方里。土地丧失的同时，周天子也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力，诸侯国不仅不向周天子纳贡、朝觐、述职，相反，周天子无论在政治、经济上都要依赖强大的诸侯国，强大的诸侯国——如齐、晋开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对势力弱小的诸侯国甚至周天子发号施令，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社会政治秩序被彻底打破，变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中后期，一些大诸侯国的卿大夫家族执掌了国家的政治主导权，情况又变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再后来，卿大夫家族的实际权力也往往操控在一些有权势的家臣手中，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整个春秋时期，就是一个政治权力中心不断下移的过程。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特点

春秋战国：由争霸到兼并。军事制度的变化，郡县征兵制的推行：军队征发由春秋时期的以宗族都邑为单位改为以郡、县为单位，军队成员也由以国人为主变为以农民为主，郡县的编户齐民成为主要兵源。常备兵制度的建立：大都经过严格考选，入选者享受特殊待遇，立功者给予重赏。常备兵制度与军功制度相结合，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魏“武卒”、齐“技击”、秦“锐士”）。兵种的变化：步兵、骑兵取代车兵成为主要兵种。作战方式的变化 : 大规模的步骑兵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车阵的冲击战。战国时代，政治和战争的目的从争霸转而成为兼并。战争的惨烈程度大大增加。由步骑兵的野战包围战代替了车阵作战。 春秋时代战争 “ 文质彬彬 ” 的色彩荡然无存。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仍以青铜兵器为主，但比以前锋利，铁制兵器和盔甲也开始使用，作战器械已有可以发射箭矢的弩机以及攻城用的云

梯、冲车等。为了加强防御，各国在国境上把原有的大河堤防加以扩建，或利用险要地形，建筑大规模的防御工事，齐、秦、赵、燕等国修筑的长城便属于此类。

春秋战国时的社会变动

至春秋时期，随着土地私有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井田制也难以维持下去。公元前 685 年，管仲在齐国率先推行“相地而衰征”，即根据土质好坏产量多少征收土地税，这就打破了井田制下只向公田收取赋税的制度。公元前 645 年，晋国“作爰 yuán 田”，就是废除定期分配土地的制度，使土地使用权固定化。公元前 594 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即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收税。公元前 548 年，楚国“书土田”，即把全国土地分为九等，按土地面积和质量的好坏收赋。公元前 543 年，郑国“作丘赋”，也就是按百姓的居住单位“丘”来收税。所有这些都是各诸侯国为了应对井田制破坏而进行的赋税制度的改革。宗族势力的式微、宗族家室逐渐变为编户齐民、士人阶层的兴起、国家管理的需要。春秋时期官僚制度既不普遍，也未形成稳定的制度。到了战国，逐渐形成了稳定而系统的制度，官僚成为独立的阶层，依照法令或国君旨意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国家运转主要通过官僚进行，官僚政治彻底取代了宗族政治，官僚制度随之确立。官僚制度是指根据人的能力、学识、才干和功劳选拔、任免、使用官吏的制度，宗族血缘关系不再作为官吏升迁进退的依据。

春秋战国时期的郡县制

县的起源很早，至迟在西周中期就已存在，本指国都之外的鄙野之地，后之鄙野地区的城邑。春秋时各国普遍设县，以楚为最早。晋、楚两国县制各具特点，可作为春秋县制的典型代表。设县途径：楚主要是灭国置县，晋主要是改邑为县。楚县多设边地（大部在北部边境），以驻军为主，起着边防军事重镇的作用；晋县只有少数设在边地，大部设在内地，战国时期，县制已经普及，县的数量空前增加。它虽脱胎于春秋县制，但性质和功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县已变成地方政府，成为地方行政组织的主要形式，是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国家最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郡的起源很早，可上溯至西周。郡和县一样，都是由邑发展而来。早期的郡地位在县之下。郡的普遍设置大约在春秋晚期。战国时期，郡由小变大，由低县一等演变为高县一级，郡下设县，形成了郡、县两级制的地方组织。这种郡辖县的郡县制，先从三晋地区流行开来，秦、楚、燕继之。战国时代的郡多设在边地，主要是为了巩固边防，所以战国前期的郡具有军区的性质而非政区，其长官（守或太守）也由武官充任。到战国后期，郡逐步由军区向政区过渡，郡守也从单纯的军事长官向统管全郡军政事务的地方行政长官演变。秦统一后，郡作为军事防备区的历史结束，转变为中央和县之间的一级地方政府。郡守既是军事长官，也是行政长官，另设郡丞、郡尉协助郡守。”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其县“，郡、县、乡、里的地方行政体制最终定型。

稷下学宫

战国 “ 士 ” 阶层之崛起战国时期的士，已与出身无关，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是知识、智慧和才能，士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是当时社会上最活跃的一个阶层。在知识分子大量涌现的情况下，齐国从田齐桓公开始，就在其都城临淄西郊的稷下设置学宫，称稷下学宫，吸引诸多学者前往讲学著述，形成了一个影响极大的学术文化交流中心。战国时期著名的学者如孟子、荀子、邹衍、淳于髡、慎到等人，都曾在稷下受过很高的礼遇，他们虽分属不同的流派，但都可以在此自由的进行学术讨论，著书立说，教育弟子，并在争鸣中取长补短 。稷下学宫的存在，有力的支持了百家争鸣的开展，也是战国时期学术繁荣的一个缩影。稷下学宫的规模也相当大，能容纳几千名学生在此学习。稷下学宫从齐

威王时开始兴盛，到齐宣王时达到极盛。齐湣 m ǐ n 王时，燕军攻破临淄，稷下学者纷纷散去。待田单复国以后，齐国政府重开学宫，直至齐国被秦国所灭，稷下学宫一共存在了 150 年左右的时间，为促进战国时期文化与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墨家

创始人墨翟，鲁国人。墨子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项主张。墨子思想的理论基础并不深，他只是针对社会的缺点问题而发，有用就是真理，国家昏乱即谈尚贤尚同，国家贫穷即谈节用节葬，国家昏乱就谈天志明鬼，国家被侵凌即谈兼爱非攻，有时还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地方。墨家学说在战国初期曾经盛极一时，但战国以后便烟消云散，这与他的理论较浅并有较强的时代性是分不开的。

儒家

在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有孟轲和荀况，他们各自从性善和性恶的角度出发，对孔子的学说进行了发展。孟轲邹人，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学说的出发点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的源头。认为民心向背上一个王朝兴衰的关键，他的著名论断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尧、舜、文王是施行仁政的典范，因此其学说中言必称尧、舜、文王，“法先王”是他的一个重要主张。他的这些思想看似完善但却十分脱离战国中期的社会现实，因此注定得不到实施。荀况又称荀卿或孙卿，战国晚期赵国人。荀子学说的基础是性恶论，他认为人的天性就是“好利”、“疾恶”、“好声色”，这种天性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发生争夺、残贼、淫邪等罪行，从性恶的角度出发，荀子提出了他的一系列礼治思想。他认为只有在人与人之间作出确定的利益划分，人们才会免于争夺，“分”的枢纽就是“礼”，即贵贱等级制度。礼治之外，荀子还有法治思想，其认为法是维护礼治的重要手段，但在法礼关系上，荀子认为，礼是由圣人或者先王制定的，法只是礼的具体化，因此人治胜于法治。与孟子不同，荀子在政治上主张“法后王”，其认为后王的礼仪制度详细清楚，效法起来比较容易。

道家

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名周，宋人，其生活年代大约与孟子同时而稍晚。庄子的学说基本上是祖述老子的观点，但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大体上说，他的思想核心是相对主义，表现在政治上是无政府主义。庄子指出，人们日常所见事物之间的差别，都是从特定的角度、相对于某一特定的标准才出现的，而不是绝对的，他在《齐物论》一篇中列举了大量的事例证明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所谓美丑、死生、贵贱、是非都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站在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标准。正是在这种世界观的基础上，庄子一生都在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和个性的完全独立，希望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自由境界，实现彻底的解脱。庄子的政治理想与老子近似，他所向往的“至德之世”是一个不需要礼乐制度、不需要仁义道德、不需要任何文明发展的世界，他的理想国是“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与战国时期的其他思想家相比，庄子在政治理论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建树，但庄子所追求的并不是对治国方略的研究，他所致力的主要是对个人生命境界修养的探索。

法家

战国时期法家的著名人物有商鞅、申不害、慎到和韩非等，韩非晚出，但他的思想兼综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之长，并有比较完整的著作流传于世，因此习惯上以韩非为法家的代表人

物。韩非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变化发展的，他认为从上古的燧人氏、有巢氏到夏禹，人类的物质生活逐步改变，如果有人在夏禹时代还去钻木取火、构木为巢，其势必为鲧禹所嘲笑；同样，如果有人在当世还去颂扬尧舜、汤武，那也势必为当世的君主所嘲笑。所以他认为应当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以法治和暴力代替仁义。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各国法家学派的经验，认为法、术、势三者应当并重，君主在制定出法律以后，还要有一定的权势，否则政令便贯彻不下去。此外君主还要有一套控驭臣下的权术，否则君主的地位

就难以巩固。他以商鞅、申不害为例，说明只重法或者术是有缺陷的。韩非的法、术、势三者并重的观点是后世实行专制主义集权政治所一贯奉行的法则。韩非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从这点出发，治国便离不开刑赏，他不但主张用刑法，而且强调用严刑峻法。他的专制主义主张一直扩大到思想领域，认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的主张在秦统一全国以后得到了实现。

阴阳家

阴阳五行学说根源于西周时期产生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是以阴阳五行观念为基础，加杂一些宗教、巫术和迷信的内容，用以解释日常所接触到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其代表人物邹衍更是用五行相胜说来解释朝代的变更，创立了五德终始说，他的说教在秦汉两朝得到了应用。

名家

名家的代表人物为公孙龙子，其主张把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分离开来，在纯粹语言符号上进行运算与探索，并从中寻找一个抽象的、超越语言之上的“道”，著名的“白马非马论”就是名家的代表性论题。但这种不顾事物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间的内在联系，流于概念游戏和诡辩的思潮很快就湮灭了

兵家

战国时期兵家的代表人物是孙膑，孙武的后代，其所著《孙膑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认为寡可胜众，弱可胜强，强调灵活运用战法和进攻战略，重视对城邑的攻取和对阵法的运用。战国时期著名的兵法著作还有《尉缭子》、《吴起兵法》、《商鞅兵法》等，可见军事学在当时也是较为发达的一门学问。

纵横家

以苏秦、张仪为代表，他们或是主张六国联合抗秦（合纵），或是主张助秦破坏六国联盟（连横），他们的游说辞为当时的游说之士所传习，称为“纵横家书”。传世的《战国策》以及出土文献《战国纵横家书》是研究这一学派的重要著作。

秦汉

【知识点提示】

三公九卿，焚书坑儒，黄老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刺史，中朝，王莽改制，尚书台，党锢之祸。

三公九卿：三公九卿是秦朝在中央的行政建制。三公指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丞相作为百官的首长，具体负责行政事务，包括参与朝政、主持朝议、封驳诏令、选用官吏、审计地方治绩等。御史大夫作为丞相的副手，主要负责监察百官，管理公文图册。太尉管理军事，秦朝未设太尉一职，秦始皇本人独揽军权。丞相、

御史大夫之下设立诸卿，其中郎中令掌管宫殿门户，卫尉掌管宫门卫屯兵，中尉掌管京畿警卫，廷尉掌管司法事务，治粟内史掌管财政事务，少府掌管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需要，将作少府掌管修建宫室，典客掌管民族和外交事务，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宗正掌管皇室属籍。

焚书坑儒：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 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一群博士为他做寿。仆射周青臣称颂秦始皇的功德，说天下平定之后，实行郡县制，使每个人都得到安乐，远离战争的祸害，而博士淳于越主张分封制，趁机劝秦始皇分封宗室子弟和功臣，作为朝廷的辅助，保障国家的长久安定。秦始皇让群臣讨论，丞相李斯认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师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因此，建议除《秦纪》、有关医药、卜筮、农桑的书籍和博士收藏的《诗》、《书》、诸子著述外，销毁所有私人藏书；私人谈论《诗》、《书》者，一律处以死刑。秦始皇赞同李斯的建议，立即下令执行。三十五年（前 212 年），秦始皇重用方士炼造仙丹，寻找奇药，始终得不到回报，一些方士、儒生私下散布不满言论，批评秦始皇的做法，加上侯生、卢生两人擅自逃跑，秦始皇闻讯大怒，就派御史严加查办。这些人相互告发，牵连出一大批方士、儒生。秦始皇亲自划定 460 人，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把他们坑杀于咸阳。这就是“焚书坑儒”事件。焚书毁掉了文化典籍，坑儒残害了 400 多人的生命，焚书坑儒是一场政治暴行。

黄老思想：黄老学说是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的结合，大约形成于战国末期。其中黄帝之学也属于道家的一个流派，它与道家的区别是在道学中含有一定法家学说的成分，表面上是消极无为，实质是积极有为。这种思想正适应了汉初统治集团的需求，因而被定为西汉初年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刘邦的时候实习与民休息的政策，惠帝、吕后的时候坚持，文景时期实行轻徭薄赋、减轻刑罚、重视农业生产、提倡节约等都是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治国政策。汉初的黄老思想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利于汉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到了汉武帝时候，汉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为汉政府转向“有为”奠定了基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元年（前 140 年），汉武帝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被推举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人数很多，丞相卫绾提出其中“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批准。元光元年（前 134 年），再次诏举贤良文学，武帝亲自策问古今治国方略。董仲舒应举对策，极力推尊儒学，建议以儒家学说统一思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表示赞同。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时被独尊的“儒术”不同于先秦儒学，而是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有人把它称为“新儒学”。所谓“新”就是因为融汇了道、法、阴阳诸家理论的部分内容。“新儒学”思想体系主要是

由董仲舒建构起来的，以“天人感应”、“五德始终”、“德主刑辅”、“三纲五常”和“大一统”说为内容的各种思想的有机结合物。从此以后，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统治了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尽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一思想体系也经受了这样那样的改造。

刺史：汉初以来郡国数目不断增加，到武帝的时候已经达到一百多个，中央控制起来有一定难度。元封五年（前 106 年），汉武帝下令把全国分为 13 个部，每个部设刺史一名，代表中央监察地方。刺史在每年秋天到辖区内巡行，考评地方政府的治绩，处理冤案，监督和惩办郡国官员。所谓“六条问事”，除第 1 条禁止豪强大族拥有的田宅超过规定，在乡间恃强凌弱、以众暴寡之外，其余 5 条都是针对二千石官员的不法行为规定的惩处办法。可见，刺史制度的确立，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刺史的地位不高，俸禄只有 600 石，他们监察的对象郡守是 2 千石，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以小官监察大官），既防止监察区变成行政区，又收到中央管理之效果。后来又在京城附近设立司隶校尉，这样 14 个监察区监督百余个郡国，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中朝：汉武帝为了削弱相权，加强专制，选拔一些资历浅但有才能的官员，授予侍中、给事中、常侍的官衔，让他们入宫侍从左右，参与决策，形成一个被称为“中朝”或“内朝”特殊的决策机构。原来以丞相为首的政务机关相对被称为“外朝”。中朝官员恃武帝之宠，凌驾于外朝之上。武帝依靠中朝官员，把权力集中起来，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丞相的权力，增强了君主的权力。

王莽改制；王莽建立新朝时候，社会危机十分严重，危及王莽的统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王莽陆续制订和颁行了—系列改制措施。其中主要包括： 1 、推行“王田”‘私属”制。即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允许私人买卖；男丁八口以下的农户占有土地超过一井 (900 亩 ) ，必须交出多余的土地，分给宗族、邻里、乡党；本来没有土地的农户，按一对夫妇授田百亩的标准，分给土地。奴婢称为“私属”，也不允许买卖。 2 、为了限制商人、高利贷者对农民的盘剥，王莽实行“五均”“六管”。“五均”就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城市设立五均官，管理市场的物价，征收工商业税，办理赊贷事务。五均赊贷加上政府专营盐、铁、酒，统一铸造货币，征收山林川泽税，总称为“六管”。 3 、改革货币制度。王莽当政时期，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先后铸造错刀、契刀、大钱、小钱等，又模仿占制，将早已失去货币效能的龟、贝也拉人流通领域，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徒然造成市场联序的紊乱。 4 、王莽为表示“革汉而立新”，

大规模改动官名、地名，其标准或依古籍经典．或依符命样瑞，务求文辞之美，含义之吉。 5 、在处理边疆关系方面，王莽同样大肆更张，强迫周边民族政权更换汉朝封赠的印经，并贬其王号皆为侯。匈奴反抗，西域、高句丽、西南夷等动荡。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王莽敢于用改制的方法，去解决或缓和社会矛盾，原本是无可非议的，何况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王莽也有较深刻的认识，如把土地私有和买卖视为土地兼并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合乎实际。然而，王莽改制盲目迷信古书，不讲经济规律，不顾社会现实，既触动了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部分利益，又加深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因而丧失了应有的社会基础，使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特别是出于狭隘的政治理念，王莽发动了对匈奴和东北、西南边境各族的战争，导致了赋役沉重、刑罚残酷，形成了混乱动荡的政治局面，加上连年灾荒，终于引发了全国性社会动乱。

尚书台：尚书本来只是负责出纳奏章，没有多大权力。西汉中期以后，尚书的权力不断扩大，开始拆阅奏章，继而裁决奏章，继而直接下达奏章。刘秀的时候，为了强化君主专制，光武帝把三公的一部分权力转到尚书台，尚书台的权力包括选举、任用、赏罚、质询和弹劾各级官吏，甚至可以责问公卿大臣。这样尚书台代替三公九卿，成为皇帝发号施令的决策和执行机构。随着权力的扩大，尚书台的组织机构也不断扩大。尚书令、最高长官。尚书仆射，启封奏章。下设 6 曹，分管本曹事物。尚书台协助皇帝决策的作用，重大或机密事务多由皇帝与尚书台讨论决定、再交付外朝官僚机构之长——三公监督执行。三公高高在上，享受万石俸禄，却没有权力，成了摆设，三公的职责都转到尚书台，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掌管朝廷大权，但是只有 1 千石。三公有位无权，尚书台有权无位，皇帝集权的目的就达到了。

党锢之祸：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一些正直的官僚士大夫成为清流名士，他们品评人物，抨击时政，对宦官进行猛烈的抨击，造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声势。号称“清流”。当时三万太学生是请流派的同盟军，在舆论上支持清议派。敢于同宦官作斗争的正直官僚李膺、陈藩、王畅，受到清议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清议的舆论品评又进一步发展为实际行动。永兴元年 (153) 和延熹五年 (162) ，由于反宦官的官员遭到处罚判刑，两次爆发大学生的集体诣阅请愿事件，迫使桓帝将受罚官员赦免。得到清议支持的官员因而更加积极地打击宦官势力。李膺任司隶校尉，闯入大宦官张让家中，捕得其弟罪犯张朔，审讯处死。宦官惧怕，连休假日也不敢走出官门。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廷熹九年 (166) ，宦官集团终于发起了对反对派的镇压，使人诬告李膺等人与太学及郡国生员结党，诽谤朝廷。桓帝遂下诏逮捕李膺等“党人”，列出名单布告天下，共捕系 200 余人，逃亡者悬赏通缉。随后将“党人”一律放归故里，禁锢终身，不许出游并做官。史称此事为“党锢之祸”。

灵帝即位后，窦太后临朝，太后之兄窦武以大将军身份掌权。窦武同士大夫集团素有交往，曾在党钢之祸爆发后为党人请求赦免。至此他与一向反对宦官的大臣陈藩合作，企图消灭宦官。结果泄密，宦官抢先发动政变，挟持灵帝与太后，发兵杀死窦武与陈藩。宦官得胜后，发起第二次党锢之祸，再次搜捕党人。第二次党锢中，党人横死狱中者多达百余人，牵连受祸者六七百人。党锢之祸前后延续近 20 年，直到黄巾起义爆发，灵帝才宣布解除党锢。但这个时候东汉王朝沉珂已深，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党锢之祸毫无疑问是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所谓党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党，诬陷之词。但是李膺、陈藩、范艕等人不畏强暴、敢于伸张正义、不畏牺牲、舍生取义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

【教学目的】

本章主要使学生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进程，认识这一时期的阶段性特点；掌握这一时期存在的主要历史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中国历史走向的影响；认识这一时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尤其是其在秦汉与隋唐之间所起的历史作用，理解由分裂走向统一的道路。

【知识点提示】

董卓之乱，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高平陵政变，司马氏代魏，五胡内迁，八王之乱，门阀政治，九品中正制，淝水之战，孝文帝改革，府兵制，均田制，三长制，河阴之变，元嘉之战，侯景之乱，周武帝灭佛，北朝出口论

【重、难点提示】

1 、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及演变。

2 、西晋的主要社会问题。

3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特点与实质。

4 、北朝的胡汉矛盾与汉化进程。

5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冲突与融合。

6 、南朝和北朝的历史地位。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三国：由统一走向分裂

一、董卓之乱与东汉大一统的瓦解

二、官渡之战与曹操统一北方

三、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与三国鼎立格局

四、三国的经营

第二节 两晋：脆弱统一与偏安之局

一、司马氏代魏与西晋的重新统一

二、西晋的三大问题

三、十六国与东晋的偏安之局

第三节 南北朝：对峙与融合

一、南朝与北朝的演进

二、南北对峙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三、“北朝出口论”

第四节 门阀政治与胡汉分治

一、门阀制度与门阀政治

二、胡汉杂糅与胡汉分治

第五节 农耕与游牧的冲突与融合

一、南方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

二、北朝由牧而农的经济转变

三、均田制与“坞壁经济”

第六节 魏晋风度与玄学

一、魏晋风度

二、玄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