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写的人:做大写的人 作文

　　在北京到上海的特快列车上，我依窗而坐，手里捧着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书――《走进阳光》，作者孙道临。书中详细记述了作者本人的生活历程和艺术随感，是了解他艺术生涯的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包厢里除我之外还有三人，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太太（后在交谈中得知她是段祺瑞的孙女）、一位50多岁的中年知识分子，还有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小伙子。听说我要去采访孙道临，他们的反映各不相同：兴许是长途旅行疲劳所致，老太太只问了一句：“他也有八十了吧？”便垂下眼帘打起盹来；中年知识分子显得很兴奋：“孙道临年轻的时候崇拜他的人老多的，我们班上的女同学都迷他。他很久不露面了吧？”一直坐在我身边闷声不响埋头于《足球》报的小伙子也凑上来：“你能让孙道临给我签个名吗，我特仰慕他。”于是我们互留了电话。
　　
　　艺人与诗人
　　读《走进阳光》时，心中积了不少问题，正好问问作者本人：
　　“我在书里看到您留落腮胡子的照片，特酷，是故意留的吗？”
　　“不是的，我那时正拍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是剧中人物形象的需要。”
　　“怪不得呢，您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一直都是英俊儒雅的小生。”
　　“是奶油小生吧。”孙道临呵呵笑起来。
　　“您1992年执导了根据肖复兴小说改编的电影《继母》，这部片子公映了吗？”
　　“还说呢，想起来也觉得没意思。《继母》公映的那个档期正赶上放《唐伯虎点秋香》，好像还有《天龙八部》，所有媒体的宣传空间全部给它们让位。我记得当时报纸中缝登影讯，前面是《唐伯虎点秋香》《天龙八部》，《继母》被挤在最后，一看放映时间：星期二下午4点钟――我这些年真是做了不少的无用功。”说到这些，孙老略显激动，涨红了脸，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曾经有一位电影演员同您演过不少对手戏，您在书中好像没有提到她――上官云珠。”
　　“我跟上官云珠合作比较多。头一部是1949年拍的《乌鸦与麻雀》，我们演一对夫妻；第二部是《南岛风云》，我演指导员，她演护士长；第三部就是《早春二月》。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演戏比较感性，戏路开阔。在《早春二月》里，我们的对手戏最多，我记得当时即使拍单人镜头，我们也希望对方能在镜头外同自己交流，镜头在拍我的时候，她就站在摄像机后面用眼神与我交流，拍她时我亦然。现在没人这样做了。”
　　孙道临的挚友、最早将其引入表演领域的黄宗江曾经说过：孙道临是一首诗。
　　孙道临给人的印象确乎不单单是一位电影演员，甚至于更像个文人。这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他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从高中时代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尤爱作诗。
　　“写诗主要集中在高中和大学一二年级。抗战前中国诗坛有两大派：新月派和现代派，我比较喜欢后者的自由奔放。写诗绝非无病呻吟，而是心情的写照，是一种遣怀、一种悲哀――我的大部分诗作都写于抗战期间，那时社会上可谓兵荒马乱，燕大是美国教会学校,日本兵不能随便进去，气氛相对缓和自由些，但仍会有本校学生在外遇难的消息传来。”不知是采访时间久了，还是话题比较沉重，孙老说话的声音很低，显出黯然神伤的样子。
　　
　　做大写的人
　　1958年，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找到孙道临，请他担当英国影片《王子复仇记》中男主角哈姆雷特的配音工作。初识哈姆雷特可追溯到抗战胜利他重返燕园时，那时他选修了学校开设的莎士比亚戏剧课程，对莎翁及其剧作有了基本的了解，尤其钟情《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是一个复杂的个体，可以说他集中体现了文艺复兴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精神：他充满使命感，以改造世界为己任；他追求完美，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崇尚人性解放，要‘做大写的人’……”
　　谈到为《王子复仇记》配音的前前后后，孙老又来了情绪：
　　“第一步就是要确定配音剧本。当时社会上有四五种《哈姆雷特》的译本，我们最后选择了著名诗人卞之琳的作为配音剧本的蓝本。配音和演戏不同，既要忠于台词内容，又要根据原片人物的口型、节奏修改台词，也就是所谓‘对口型’，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配音剧本终于定了。1958年那会儿正搞xxx’，演员经常要下厂矿慰问演出，大家很难碰上。译制导演就先录其他人的，最后集中3天让我录。在这3天时间里，我的嘴几乎没停过，一直在说啊说，录到后来嘴都合不拢了――不是乐的，而是干的。我们当时配音演戏还按斯坦尼斯拉夫体系，讲‘潜台词’、‘内心独白’，配一段可累呢，不过收获也很大。后来我在许多场合作为单独作品朗诵的《哈姆雷特》台词节选――‘生存还是毁灭’，40多年前配《王子复仇记》时的版本是‘活着还是不活’。我个人认为，劳伦斯・奥利佛在处理这段台词时过于‘淡’了。这个人物当时面临的不是简单的生死问题，而是生死的价值问题，是要活得更有意义，还是苟且偷生。在这段台词里也蕴藏着一种激烈的斗争：‘生存，还是毁灭？到底哪样算高贵？忍在心中，承受这欺人命运的剑伤枪挑，还是拔起刀，向那无边大海般的磨难搏斗去……这样，深思竟把我们全变成了懦夫，果断力的本然灵光，蒙上了一层黯淡迷雾。声势浩大的事业，就因为这踌躇一顾，背离了原有的航道，丧失了行动的光辉！’”孙老轻轻吟诵起这段台词，如入无人之境，眉头略蹙、双目微合，沉浸在台词的韵律和戏剧的情境中。
　　“在您的一生之中，是否也有过生死问题突现的一刻呢？”
　　“我这个人还是不大想死。年轻时也曾有过短暂的怀疑，不过我始终对生命有一种热爱和希望。”
　　“您气质里的忧郁是与生俱来的吧？”
　　“我想大概有先天的因素。我生来心就软，记得小时侯带我长大的奶妈管我叫三少爷，她常说：‘三少爷心最软了，一看到杀鸡就哭。’”我和孙老都笑了，“1942年日本人把燕大封了，我失学在家无事可做。恰好父亲在西山养病，买了几只奶羊，他就对我说：‘那你就去放羊吧’――我父亲是上过洋学的，很小他就教育我们要独立。我每天早上起来挤羊奶，走街串巷给订奶的亲友送奶，以此为生。当时还想找人投资办个牧场，托同学找了一位老先生赞助，老先生一见我面，说：‘这年轻人生活挺困难的，我看不要投资了，我出些钱给你作生活费吧。’我一听他这话受不了了，心想我怎么成这样了，像个行乞的一样去求人施舍？我趴在床上哭了一阵，我的绿色之梦没有做成……”孙老说到这里突然沉默了。
　　看看时间不早了，我起身告辞，走前还不忘替火车上的小伙子向孙老索要签名。他将我送至门口，我心中默默地说：道临老师，保重。
　　责任编辑：唐培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