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爆后冲进去的士兵_我们冲向了核爆中心……

　　“突然间，有炫目的亮光，好像房里按下巨大的镁光灯，接着是一个大火球从空中慢慢掉下来，银色之中略带一点红。”这是一位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回忆当时爆炸的场景。 　　
　　1954年9月14日，在前苏联奥林布尔地区的“托茨基”-2号演习场举行了一场前苏联陆军历史上最血腥的核爆实兵演习。苏联当局在风云莫测的国际冷战形势下，为了评估陆军诸兵种在核爆条件下的联合作战能力，让45000名官兵冲向了核爆中心……苏联军方为了保守这次演习的秘密，让所有参演官兵签署“保密契约”，根据参演官兵在演习中的不同角色，“保密契约”的期限也各有不同，从25年至40年，而更多的军官和士兵则签署了终生封存这段恐怖回忆的“契约”。演习后他们浑然不知可怕的核辐射不但会严重侵袭着自己的身体，而且也将自己后代断送在核恶魔的魔爪下。当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或者孙子莫名其妙在病痛中走向死亡的时候，迫于签署的“保密契约”他们无法向任何人倾诉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他们也只能怀着对亲人的无限愧疚在相似的病痛中煎熬着。经历了47年的沉默以及国家政体的巨变，他们中的幸存者开始向世人讲述那段恐怖经历。
　　
　　核试验的“家兔”
　　
　　像孩童般消瘦的老人躺在木床上，身上盖着臭熏熏的被单。他凹陷的胸膛上放着一个边缘破烂的搪瓷盘子，盘子底部残留着汤食的痕迹。右手握着苍蝇拍横在身前，驱赶着他能看到的纠缠不清的苍蝇。他膝盖以下已被截肢，但凶恶的癌细胞仍在腐蚀他的躯体。在骨癌的折磨下他的寿命也就在旦夕之间。他叫诺赫罗夫•维克多，病痛中的他只有拿起汤勺的力气，没有人能想到他曾经是一名体重94公斤、健壮的机枪手。对于没有经历过癌症折磨的人来说，不会体会到他痛入骨髓的苦楚。当得知有人想采访他去探究半个世纪前的秘密往事时，他不禁凄然泪下，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们连队驻扎在核爆区域的边缘，那天阴云密布，看不到天空中的轰炸机。这时天际一道白光向我的眼睛袭来，一阵眩目过后瞬间我失去了听觉，狂风席卷着沙石向我们袭来。爆炸产生的光柱颜色也发生了变化，由浅紫色、橘黄色变成了暗红色。光芒从我们头顶升了起来，此时的我在惊恐中思索即将开始的演习，我们将冲向哪里……慢慢地光芒汇聚成为一道光柱，并且在不断地变长和膨胀，而且光柱的形状也在慢慢地变成为血红色的蘑菇云。这时席卷在空中的灰尘像凝固了一般，惊吓中的我们蜷缩在战壕里，凝重的灰尘逐渐将所有光芒都遮蔽了，世界如同被带到了黑暗的地狱……爆炸15分钟后，我们接到命令向预定地域发起攻击，我当时是一名普通步兵，我们所有人没有任何防护而且也不认为需要什么防护，我们带着防毒面具大踏步地冲向了核爆中央区域。就在即将冲向核爆中央时，炮兵向核爆区域发动了大规模的炮火突袭，炮弹卷起的尘埃渗进了防毒面具进入嘴里。核爆区有趣的景观让我们对所有身体上的不适浑然不觉。核爆区散乱地堆放着各种技术装备，一架飞机被冰霜裹盖着的机翼悬垂着冰柱，但是飞机的发动机已经融化，溶浆沿着机体向外滴渗出来。当时随同部队通过核爆区下的还有《为了祖国报》的摄影记者，他当时还为我们拍照留念，等演习结束后照片寄到了我所在的连队。但是在这样属于高度保密的演习中拍照是被禁止的，可正是因为这样的高度保密措施，我们的照片全由国家冲洗，照片背后还印着“免费”字样。我们在核爆中心地带整整停留了一天，而且在整个演习场也驻扎了一个星期时间。演习后我们没有接受过任何医疗检查，也没有进行必要的卫生冲洗（用水冲去放射性核尘埃），我们到底接受了多少辐射剂量，因为是保密，所以也没有被通报。
　　参加演习那年我才22岁，当时我的无知和激情如同核弹爆炸一样不可思议。1954年我们被苏共青团号召参加这次演习，如果有谁拒绝参加这次演习将被视为不可思议而且是可耻的行为。我们当时甚至为能在核爆条件下参加国家授予的重要的、秘密的演习而自豪，荣誉感席卷了我们，但是对于核爆的无知，却让我们这些人用一生的时间在病痛中亲身感受这一恐怖的威力。1984年我被确诊为骨癌，而且如愿以偿地被国家划归到一类伤残人员中，但是早在我参加完那次演习后，我就有了身体虚弱、呼吸困难的恶疾。随后我接受了多次手术治疗，为防止癌细胞的扩散，我的一半脏器都被迫切除掉了。国家为我提供了轮椅，从此我就在妻子的帮助下出行。一次意外我从轮椅上摔了下来，结果我的腿粉碎性骨折，因为癌细胞已经使我的骨骼异常脆弱和松散。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经受了核爆后的煎熬，我的人生彻底被核爆。我们就像实验用的“家兔”一样，没有任何权利就被无辜地牺牲在所谓的“国家秘密实验”中。
　　
　　穿越核爆中心
　　
　　核爆后训练场的惨状像梦魇一样如鬼似魅地纠缠着演习的官兵，他们后来不但经受着病痛的折磨，而且演习场上的惨状也让他们的心灵终身难以平复。作为参演T-34坦克车长的卡尔苏诺夫少尉就是其中一个，下面就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痛苦回忆。
　　
　　我当时是T-34坦克的车长，我和我们第十近卫坦克团的几辆坦克参加了1954年的演习，我和战友们在“托茨基”演习场宿营。演习之前并没有通知我们是在核爆条件下举行，但是预演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托茨基”-2号演习场附近的居民都被迁移到了更远的地方，而且托茨基地区的火车站也加强了巡逻警戒。9月14号早上9点左右，坦克上事先加装的无线电接收装置传来了暗语命令“冰雪来了！冰雪来了！”，我听到这个命令立即按照之前指挥部的指示命令我的坦克乘员全部佩戴防毒面具原地等待“冰雪”的到来。大约9点30分左右，我们的坦克突然猛地一颤被向后推出半米，随后又是一次颤。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训练场上空轰炸机投放了原子弹，第一次是被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推动，而第二次是此冲击波在附近一个小山坡所产生的回波，而此时的我已经被莫名其妙的震动惊呆了！这时无线电传来了出击的命令：“前进！发起攻击！”，随着一声命令我们的坦克集群冲向了刚刚核爆后的震中地区，整个演习场的草原正在燃烧，空气中的温度达到了40℃，而此时车内的温度更高。我命令驾驶员按照预演时的行进路线前进，但是行进时坦克却发生了故障，坦克尾部两个排烟筒中的一个无法正常工作，而且控制排烟筒工作的钢丝绳也被扯断了，坦克被迫在核爆区停了下来。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核辐射的危险性，为了排除故障打开了坦克的顶舱盖，为了方便出入我摘去了防毒面具爬出坦克，手动去释放那一个失效的排烟筒，当我排除故障后返回坦克时，我环顾四周被那一惨象惊呆了，直到现在那一恐怖的画面依然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
　　在我们坦克前有一辆T-54坦克被掀翻在地，炮管扭曲着深深地插在地里，炮塔也被扭曲变形。在它附近也散落着其他坦克，它们的炮塔都被核爆冲击波“拔起”摔出几十米开外，横七竖八地倒在草原上。固定在钢筋混泥土工事中的高射炮有些被连根拔起，炮身扭曲变形，有些散落在草原上的高射炮炮管出现了惊人的扭曲，原先被放置在炮兵阵位的榴弹炮被爆炸冲击波抛掷出去很远。除此外那些散落各地的飞机则更是形状恐怖，有些民用飞机的巨大机身被一折两半，有些飞机的机翼被连根切除，那些个头较小的歼击机都被掀翻在地，弯曲的起落架斜斜地指着苍凉的天际。在所有技术装备中，汽车被放置得最多，各种型号的汽车东倒西歪地散落各处，残骸噼噼啪啪地燃烧着。天空中黑色而凝重的灰尘埋葬了草原，在这死气沉沉的草原上除了各种残骸燃烧时不时发出响声外，那些被放置在战壕和工事里的各种动物在临死前发出的哀嚎也让人不禁寒颤，在一条战壕里我看到一只浑身烧焦眼睛也被烤干的绵羊在无助地走来走去……这些可怖的镜头都是真实发生在1954年的托茨基演习场上。
　　在这一惨状中，我们的坦克继续向“敌人”进军，向“目标”开火，规避着“敌人”的战壕和随后跟进的步兵。演习结束了，我们签署了一份“保密契约”要求对于演习所发生的一切进行保密。但是后来我在严重的病痛下，告知了我的妻子曾经所发生的一切。在演习后我便陷入无休止的病痛中，经常感到头痛，而且身体也经常陷入发颤，喉咙也经常出血，1994年我得到了伤残证书。有时我在想，当初做这一演习决定的人真应该像我们一样被送到1954年托茨基演习场，接受如此可怕的惩罚。
　　
　　核辐射下的折翅飞行
　　
　　 阿廖沙是一个性格开朗、视飞行如生命的飞行员，他曾经非常崇拜当时的苏联王牌飞行员瓦列里•切克罗夫。他们的相貌甚至有几分相像，都有一张灿烂的笑脸和一双炯炯有神闪烁着快乐的眼睛。
　　当他在飞行学院学习的时候，我就和他相遇并且爱上了他，我知道他是我命中注定的丈夫，身边的朋友都很羡慕我们。
　　他总是向我讲述在天空中飞行时看到的绚丽景致，长空是他的天堂，飞行是他的梦想，而他的战机就是他梦想的翅膀，他为他的梦想而去飞行，为了他的梦想而快乐着，但是1954年那次核爆演习折断了他的翅膀，也将他的健康和梦想彻底毁灭了。当他回到家的时候，整个人已经垮了，两天的时间里他缄默不言，但是我能猜想得到发生了什么。随后他第一次开口提到：“天空现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演习前他总是愁眉不展，有时陷于沉思，但是他却被巨大的荣誉感席卷着，而且也非常珍惜这份荣誉，虽然他当时仅仅是一名上尉飞行员。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在演习前，他高兴地对我说：“你可以和你弟弟跟我一直住一起了，你们现在可以享受基地军官随军家属的待遇了。”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这匆匆而来的所谓“优待”，只不过是要求我们这些不是正式随军的家属对这次演习所见保密的圈套而已。
　　1954年我是一名22岁的共青团员，而我的弟弟是一名13岁的少先队员，我们和其他随军家属在距离核爆中心仅仅8公里外的战壕掩体里等待着演习。我们没有任何防护装备，没有防毒面具，更没有防化服，我们仅仅被分发了一块帆布用来遮蔽自己，因为我们是参演军人的亲属，而非参演军人。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着那次核爆，核爆时我感觉大地好像在呻吟，而且我也被剧烈地推摔在地面上。瞬间周围的气温立即上升到了50℃左右，我和弟弟偷偷地向外去看那血红的“蘑菇云”，核爆结束后我在战壕掩体里等待了两天才见到我的丈夫阿廖沙，随后我们又在演习场生活了一个月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和弟弟甚至在熟人的“帮助”下进入核爆中心进行了参观。
　　经过了6个月漫长的演习，我和丈夫终于离开了演习场，但是此时恶疾开始向阿廖沙袭来，他的手上、腿上、肚子上的皮肤开始向外渗血，而且也经常吐血，身体也开始消瘦下来……随后我向阿廖沙的基地要求医疗，我们辗转在几家医院进行治疗，但是由于我们签订了“保密契约”，所以无法向医生叙说曾经发生了什么。最后他被医生确诊为放射病，当时整个苏联还没有人得过这种疾病，所以医生也无法对这一新疾病进行治疗。就在阿廖沙被确诊为放射病时，病魔也逐渐缠上了我。休养两年后，1957年我们计划要生孩子，但是严重的放射危害最终使孩子胎死腹中。
　　阿廖沙在血癌的折磨下挨了32年后去世，去世时他已经升任空军中校。在他56年人生中，只有24年生活在健康中，剩下的32年中他几乎如同残疾人一样，但是为了保密军队和官方让他一直留在空军。阿廖沙去世后，我经常在梦魇中看到托茨基演习场上空升起的血红色蘑菇云，还有阿廖沙的飞机。一次我在接受治疗时，接待的女医生在看了病历后，她将她身边的助手打发了出去，然后关上门。她神秘地走到我的身旁说道：“你是不是曾经去过托茨基演习场？我知道你去过那里！”听到她的话我突然呆若木鸡，泪水在眼睛中打转，随后我赶紧机械般地摇头，因为我很害怕我脱口而出去接女医生的话，因为我知道那名为我治疗的女医生是一名苏共党员，很有可能她的提问是在试探我是否对那份“保密契约”忠诚，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很有可能发生，如果我被套出了真相后果会很严重。
　　关于核爆演习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而且我的丈夫是一个正直、高尚的军人，他虽然在病痛中挣扎了32年，但是却信守了自己的诺言，没有向我透露一言半语。但是后来我从当年为我丈夫维护飞机和设备的地勤人员口中得知了真相，那个地勤军官在退休时跟我说，当时阿廖沙的飞机临时加装了放射性勘测设备，飞机奉命在核爆的一瞬间穿越核爆中心，这样做是为了在核爆中心获得空气样本和探测相关数据，当时这一任务只有空军飞机能够完成，而我的丈夫就是执行这一任务的飞行员。
　　
　　核爆艺术家
　　
　　 当我丈夫列尼从演习场回到家后，前三天晚上他都难以入眠，全身不停的颤抖和冒汗。第一天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的他突然爬起来，指着衣架上挂着的军大衣向我询问道：“我是在做梦还是真的？我的军大衣在闪烁放光吗？”我和列尼亲密无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秘密，随后列尼就向我讲述了演习场上发生的可怕的事情，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会损害到丈夫的健康，直到随后的8年里我才知道核爆对列尼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
　　随后的8年里，他的手脚经常不停地颤抖，而且经常间隙性的手脚无力，更令人不安的是列尼经常陷入莫名其妙的病痛之中。在痛苦中煎熬的列尼还是坚强地向我絮道：“我想活多久就能活多久！”，在他的努力和忍耐下他最终坚持到他76岁才去世。但是他付出的代价只有我知道，他常年累月地在冬季用冷水冲凉，而且在寒冷彻骨的冰窟中冬泳，而且坚持各种体育锻炼，虽然他通过自己的勤奋从命运之神手里夺回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不幸的命运还是被转嫁到了我们的孩子和孙子身上。我们的儿女以及孙子都不同程度的先天性残疾。
　　
　　列尼在去世前仍然为能够参加1954年的核爆演习而自豪，虽然他在演习后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奖章，也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演习的细节。1954年他作为第320近卫榴炮团的炮兵营长，奉命率领其炮营前往核爆爆心左侧2.5公里处，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在核爆条件下组织炮兵阵地，并且不断转移炮位然后进行射击。这一任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为苏联炮兵部队提供核爆条件下作战的宝贵经验。
　　列尼是一个很有艺术感的摄影和绘画爱好者，他用自己的相机拍摄了很多摄影作品。而且他也经常随身携带相机。但是1954年的演习由于高度的保密措施，并没有拍摄什么作品。当时只有随军一起参加演习的电影摄影师在演习指挥掩体里记录了核爆的相关画面，据列尼回忆到，当时在摄影师旁边站立着苏联赫赫有名的两位元帅：布尔噶尼和朱可夫元帅。演习过去20年后，列尼开始用自己的画笔在画布上描绘困扰其一生的核爆演习的景观。他创作了很多油画作品，如一辆载重汽车牵引着火炮向核爆中心开进，远处草原在燃烧，旁边一棵大树被折断后伏倒在地面上燃烧；火炮在阵位上已经展开，炮口指向了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在炮兵前方的一条河边，士兵们乘坐着冲锋舟并且架设起机枪准备开始渡河并向核爆中心突击。在所有的油画作品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核爆心大地在腾腾燃烧，烈焰遮蔽了天空，地面上散落着各种被彻底摧毁的武器装备，残翅断翼的飞机、被掀翻炮塔的坦克、燃烧着的汽车、残垣断壁的建筑……每当我看到这些画面时都不寒而栗。但是这些曾经真实地发生在我丈夫眼中的恐怖画面，缠绕了他一生。
　　
　　高压下的核爆航拍
　　
　　米斯科中将嘶声力竭地向奥尔洛夫上校吼叫着，突然他拔出手枪指着奥尔洛夫上校冷冷地说道：“演习场的灰尘必须想办法弄掉！如果在贝利亚同志规定的期限内完不成这个任务有你好看的！”奥尔洛夫上校面如白纸，望着米斯科中将喷出火的眼睛，听着他粗重的喘息声。米斯科中将是苏联国家安全部全权特派对核爆空中侦察拍摄进行监督的将军，当时执掌国家安全部的是贝利亚，贝利亚为了讨好斯大林所以委派了米斯科来督促检查工作。等待特种航拍侦察飞行队拍照完毕后，他将立即带着这些照片返回莫斯科向克里姆林宫汇报。在米斯科一通怒喝悻悻而去之后，作为特种航拍侦察飞行队队长的奥尔洛夫上校，解开了自己军服的领扣，站在地图前对所有轰炸机飞行员说道：“诸位我们豁出去了，不然我们都会被党给枪毙掉的”
　　这支航拍飞行队属于前苏联空军最神秘的巴克罗夫航空飞行队，该飞行队驻扎在距离托茨基14000公里之外黑海克里米亚半岛的巴克罗夫附近，因此被人称为巴克罗夫飞行队或者第71演习场飞行队，而其神秘之处在于它负责执行所有的苏联核爆试验的相关任务，投掷核弹以及对核弹爆炸区域进行航空拍照。巴克罗夫飞行队装备了图-4和图-16型轰炸机，而且从苏联空军各个部队选拔了一批政治可靠、技术精湛的飞行员，所有飞行员正是因为能够习惯性保持“沉默”所以被选进了巴克罗夫飞行队。巴克罗夫飞行队曾经是高度保密的部队，即使1962年苏联正式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后，这支部队仍然高度保密。1996年时任总统的叶利钦向为数不多尚健在的老飞行员颁发勇敢勋章后，这支神秘的飞行队才逐渐为世人所熟知。
　　当年参加托茨基核爆演习的巴克罗夫飞行队唯一的幸存者康斯坦丁•库瑞米契在巴克罗夫飞行队服役了9年时间（1954－1962），曾经参加了在昼夜条件下投掷核弹的任务，其中包括苏联在新地岛投掷最大当量核弹的实验。他回忆道：1954年核爆演习的保密程度是前所未见的，我们飞行队起初驻扎在距离演习场较近的阿林布尔克，但是指挥官认为距离演习场太近容易引起注意，所以将飞行队转场到距离托茨基演习场距离850公里外的阿哈图宾斯克机场；而且为了保密，所有飞行员的名字也要更改，全部使用假名参加演习。演习一个星期前，苏联国防部和国家安全部派遣了库尔奇科夫将军作为全权指挥来布置我们飞行队的核弹投掷任务，因为这次演习要在核爆中心5公里附近部署大量演习军队，投弹任务十分危险和重要。最后军方选定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执行投弹任务，原因是他曾经在1953年刚刚投掷了一枚核弹，具有相关经验。
　　每天我们都在机场挂弹等待最后演习的命令，直到9月14日才接到命令。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机组成员驾驶图-4轰炸机在飞行一个小时后赶到了指定的地点并成功投放了核弹，随后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第二天没有执行任务的飞行员驾驶运输机将我们运到了核爆爆心去参观，我们穿着从美国进口的防辐射服和头盔进入了核爆区，满目苍痍的景观和刺鼻的焦臭让我不愿意多待片刻。1954年在托茨基核爆区的所见所闻困扰了我很久，以至在以后多次投放核弹之后，我都没有任何兴趣再前往核爆区域去查看爆炸效果，甚至在我心中对自己的行为惴惴不安。
　　
　　最终的代价
　　
　　演习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是在演习中受到伤害的人们并没有引起国家的重视，而是因为“国家安全”的需要漠视曾经参演的官兵健康。托茨基地区医院从1954到1980年间的病历档案已全部被苏联当局销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局才开始对近四十年前的核爆影响进行调查，而核爆所产生的危害却是令人震惊：从1952年起，附近村民共有3209人因受到辐射而死亡，爆炸之后只有2人当场死亡，之后经历了两次高峰：爆炸后的5～7年和90年代初。在参加托茨基演习的4.5万名军人中，现在只有2000人尚在人世，其中有一半人已被评为一等和二等伤残，74.5%的人患有心血管疾病，20.5%的人有消化器官疾病，4.5%人有血液病。
　　1994年，在托茨基核爆炸中心地区树起了一块纪念碑，每年的9月14日，总会有人前来这里凭吊那些因为1954年那次核爆演习以及在其他核爆实验中因为核爆放射性危害折磨一生而最终离逝的人们。
　　（编辑/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