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青年“神”的自述】 返乡创业好青年自述

　　是对自己所走过的“英模”之路的反思？还是对“英模”群体以及这一文化现象的反思？我也说不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的心在反思中颤抖……　　做梦也想不到，在上千人的表彰大会上，军长亲自给挂上二级英模勋章，总政军乐团现场奏乐……1984年2月开始，我被置入一个令人炫目的境界：先后荣立一等功，被授予荣誉称号；军内外数十家报刊电台作了大量报道；《解放军报》连篇累牍介绍我的成长道路，并在“五·四”社论中点名表扬；据说我还是广州军区《战士报》建报60年来宣传规模最大的典型；是《半月谈》评出的全军近年来十大新闻人物之一；此外我还被列入《思想政治工作词典》中的词条……等等，有人说我走上了一条铺满鲜花的路。然而，我“成名”前后都不曾有过丝毫的轻松感。
　　1962年10月，我出生于山东革命老区沂蒙山区。少年时曾尝过失学之苦，遭受过被歧视的磨难，后来又被“流放”到采石场、建筑工地，最后是喂长毛兔……对我来说，那是一个10年后仍不敢仔细回味的岁月。
　　1980年底，我离家参军，并痛下决心：没有事业上的成就，便“杀身成仁”，不见“江东父老”。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过河的卒子。入伍几个月，我在全团无线兵技术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还获得了“二级技术能手”的称号。后来，我又献身于思想教育理论的研究。两年里写出了数十万字的理论文章，不少发表在《解放军报》等多家报刊上。我初次撰写的几篇文章即为军《政工简报》转发。就在我喜悦的心情尚未平静之时，意想不到的打击接踵而来：入党被卡，立功被取消，并被列入退伍战士的花名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我在文章中涉及了我的顶头上司——指导员。
　　幸亏新闻界同志的敏锐，在我进入困难境地的时候，他们把我作为新闻目标。1983年底，军区和军新闻单位组成了7人调查组，到我所在的团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结果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种盛况。自那以后，我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我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英模，没有应付巨大荣誉的思想准备，因而一段时间还真有些飘飘然。且不说大量来信充满着溢美之辞，就是那些诸如英模报告会、座谈会，以及可直接与军、军区首长对话就的确使我浮现出“未来的将军舍我其谁”的感觉！但我错了，“众星捧月”的殊荣使我的生活日趋沉重而非轻松。
　　回家探亲，县里组织报告会，应要求我挂上了功章，可向部队高频传递的信息却是：我逛商店也挂着功章。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回到连队遇到的第一个“见面礼”是热水壶被人摔了，并且他还是我同年入伍的老乡。为什么？据说是看着我不顺眼。我当战士时资助遇到困难的战友，他们很能理解，而现在当了英模做同样的事，得到的却是“沽名钓誉”的评论。担任连队干部后，一位干部私下对人说：坏了！与公方彬在一个连，将来的工作成绩还不都是他的！为此他常在战士中做些不良的动作。有一次我做了点小小的反击，有人说话了：“英模也吵架？”我参加过1981年支援法卡山的战斗，也参加过凭祥地区、龙翔地区的自卫反击战。第一次参战入伍才几个月，在父亲“战场上贪生怕死就不要回来见我”的督战下，我表现出了特有的勇敢，战后获得了新战士不易得到的营嘉奖，还被评为“优秀战士”。后来成了英模，当了干部，反没有以前那么自然了，总不知怎样做才与英模的身分相适应……一连串的矛盾使我体会到了当英模之难。但难也有好处，它至少使我不断地反思，从而选取自己在生活中应有的位置。
　　去年我从西安政治学院毕业时，有5个单位欲调我前往工作。有人为我参谋：“军区和军领导都不想放你走，正说明你在那里的基础，你说不定回去还能闹个师长旅长干干！”回去在仕途上发展快一点我并不怀疑，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到北京来。我喜欢搞研究，对理论思维有着特殊的嗜好。只有按自己的喜好发展，才不致受制于外力。况且我也不愿再去背上“英模”的包袱爬行了。只有来个第二次飞跃，我这个“英模”才能得到最终的证实。
　　我来到军事科学院，当了助理研究员，多少有一种解脱感。然而生活中的困扰像影子一样又一次伴随着我。前不久，一位研究员给我介绍女朋友。谁知姑娘未听完介绍便不耐烦地说：“公方彬吗？我知道！找了他天天给我讲马克思主义如何受得了？”英模不讲感情不要爱情？我茫然了！我想起1985年，那时我在西安政治学院学习，有一次与同学们讨论起爱情问题，竟有人说：“原来公方彬也谈这个字眼！”这并非在开玩笑，比如我平时与异性接触就是一件烦恼的事。有些姑娘“慕名”来访，于是有人说“公方彬谈恋爱了”：一位女编辑电话里约写一篇稿子，话还没讲完，通讯员就报告领导说“公方彬要去约会”；姑娘们寄来的照片更成了别人猎奇的对象……然而我要说：倘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决不愿意被人为地隔离。每一个英模，都在有意无意地作着回到生活中去的努力。可这太难了！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在成为英模前一直反对父母为自己包办的婚姻，对此人们给与的多是同情。然而成为英模后，各级组织都来做工作，要求他接受下来，以避免“不良”影响，于是他屈服了！另有一位我认识的英模，他是一个军内外小有名气的“学雷锋标兵”。开始他谈了个不漂亮的女友，有人便指责“出风头”“想显示自己”！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们分手了。后来他谈了个漂亮的，指责又来了：“成为英模思想就变。”这真是英模的悲哀！据报载，那位从老山“杀出”的钟惠玲因洗澡的最佳“时机”未选好，也成了领导告诫的内容：“抢澡堂”不该为英模所为。惭愧！英模究竟要什么样的模式？我竟想像不出，也不敢想。是啊，与其说我在同情这位巾帼“同仁”的处境，倒不如说是同病相怜。我在校期间，也曾因洗痰盂的方式欠佳，被个别同学指责为“不像英模！”我尚不知不像英模像什么？至今也未能向那位同学讨教清楚。
　　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素有“造神”功能，这种文化内容至今竟被移植到培养典型中来！此刻我不由联想到李昆兰，我从未怀疑过李昆兰的入伍动机，但当兵仅一年就提出上大学深造的申请是否合适？为她一人设立考场，在“统考的5门功课均亮‘红灯’，最高分46分、最低分8分”的情况下，将她保送到某军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就读是否有必要？再说徐良，据我所知，他开始获得的是二等功，为什么后来又成了一等功？是失误，还是一等功比二等功更易于宣传？我不相信一等功是徐良要来的，甚至不相信是记功单位的本意；还有他的歌声和“3000元”带来的震动（这个问题或许有我的片面性）……谁之过？为什么一切“好处”都先从“英模”开始？一个不合逻辑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