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佛教真面目

　　吴晗这个“三家村”黑店的急先锋，究竟是个什么货色？最近，我们到他的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苦竹塘大队和附近的民主、解放、和平、胜利等大队，傅村、义亭等公社，进行了一次调查。当地贫下中农揭露的大量事实，和我们搜集到的一批罪证，戳破了吴晗多年来苦心编造的种种谎话，充分暴露了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
　　（一）伪造进步家史，隐瞒两代反革命罪恶，掩盖地主家庭反动本质，进行政治投机
　　一九五0年二月，吴晗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为自己编造了一部“进步”的、“光荣”的家史，妄图蒙骗群众，掩盖他的反革命面目。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吧！
　　1．祖父是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
　　吴晗说：他的“祖父是佃农”。真的是佃农吗？
　　请看吴晗的父亲吴珏在《椒山吴氏宗谱》中，给吴晗的祖父吴懋环作的《府君行述》：
　　“府君登仕郎，讳懋环。生平寡言笑，重然诺。孝友慈爱，出自性成。虑事能达权变。宅志阔大。因困于境遇，未克执经，常以为生平恨。咸丰十一年，洪、杨支党陷金华，……是年秋，匪党大股扰境，附近各村落，相聚义勇团于苦山。七月十三日，与匪开仗。府君奋勇当先，追击二十里至东河界。”（注：引文中的标点是调查者加的。下同。）
　　“先是府君与先伯父合资若干，权贸子母，资为先人祀典。先伯父逝世，府君独手经营，子侄辈不知也。”
　　原来，吴晗的租父吴懋环，并不是什么“佃农”，而是一个“登仕郎”——封建王朝的九品官，一个“奋勇当先”屠杀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的刽子手，一个“权贸子母”的高利货者。
　　2．父亲是反动警察官
　　吴晗说：他“父亲到杭州去进学校”，“毕业后一直作公务员”。他父亲进的是什么“学校”？作的是什么“公务员”？
　　请看他父亲在《府君行述》中的自白： “以邑庠生毕业于浙江高等巡警学堂，历任象山石浦、岱山、凤峡、玉山各镇警佐。”
　　《椒山吴氏宗谱》还有一段关于这位“公务员”的记载： “行宾二千一百七十四讳宾珏，字闻斋，号云鹤，榜名声，邑庠生，全浙高等巡警学堂毕业，历任象山、定海、江山、东阳等县警察官。”
　　可见，吴晗的父亲吴珏，并不是什么“公务员”，而是一个反动警察官，一个反动统治阶级的忠实爪牙，劳动人民的凶狠敌人。
　　吴晗说：他父亲吴珏“失业”以后，“很牢骚，成天喝酒”，闲事勿管了。
　　据苦竹塘大队贫下中农揭露：吴宾珏由于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狗咬狗”的原因，丢掉了警察官的“乌纱帽”，回乡以后，又成了地方上的恶势力，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村里大小事情，要由他说了算。穷人家碰到红白喜事，非要请他吃酒不可。肉烧得不好，他还要笃着“斯的克”（即手杖）骂人。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和地主富农，常来他家拜访。多的时候，一天就有八九顶轿子抬进他家的大门。当地反动警察所的警察，好比他家的看门狗，只要吴珏一个条子，什么事都马上照办。群众说：吴珏是当地一个出名的恶棍。
　　3．母亲是敌视共产党的地主婆
　　吴晗说：他的“母亲是中农的女儿”。吴晗在《记第八大队》一文中，把他的母亲蒋三英描绘成为一个“同情”革命、“赞扬”革命部队的“好人”。
　　据当地贫下中农揭露：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我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根据地进行“二五”减租。当时，吴家佃户吴壁辉（共产党员）带头要地主婆蒋三英减租，地主婆恶狠狠地说：“你要减租，我就收田！”吴壁辉向溪口民主政府控告，地主婆又先后两次乘轿去溪口，疯狂顽抗，拒不减租。后来，因民主政府作出判决，才被迫减了租。
　　又据傅芝英等革命干部家属揭露：地主婆蒋三英还经常咒骂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是“土匪”，是“蛆虫”；咒骂八大队的干部家属是“土匪娘”、“土匪婆”。一九四五年，第八大队主力北撤，地主婆蒋三英气焰更加嚣张，咒骂第八大队说：“老天爷有眼睛，这批蛆虫飞走了。”
　　由此可见，吴晗的母亲蒋三英，根本不是一个“同情”革命的“好人”，而是一个仇视革命军队、与共产党誓不两立的地主婆。
　　4．“勤苦成家”的真相
　　吴晗说：他们一家人是“靠着人力多”、“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勤苦成家”的。他还说什么他是“穷人”，“穷学生”，早年家境“困难”，母子三人“一个钱豆腐吃一天，馊饭洗了再热了吃，母亲晚年提到这些日子还流泪。”
　　情况果真是这样的吗？
　　经调查，他的家，从吴晗少年时起，直到解放，有田地四十二亩半，楼屋十二间，常年雇用长工和女佣人两人至三人，忙时还大量雇用短工，每年净收租谷七、八千斤，同时还与人合伙，在吴店开办过一爿雇有七个伙计的集成京南货店，是苦竹塘村一百几十户人家的首富。据在他家当过雇工的贫农陈金娥、龚银妹和鲍华英等人揭露：吴晗家中，火腿多，陈粮多，他母亲天天喝酒，父亲嗜吃“红丸”，一家人过的是“朱门酒肉臭”的奢侈生活。吴晗本人，也从小厌恶劳动，葱麦不分；到金华读书，是乘轿而去，骑马而归；喝酒、**，过的是浪荡公子的生活。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给当地贫下中农读了吴晗编造的“吃馊饭”等谎话，当地贫下中农气愤地说：“地主老爷，警官太太，酒肉都吃不光，哪里还会吃什么馊饭，真是胡说八道！”
　　吴晗一家的这种奢侈的生活条件哪里来？苦竹塘大队贫下中农揭露：吴晗一家人都不劳动，他家的田产、房屋、店铺，大都是在他父亲当反动警察官的短短六、七年时间内，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弄起亲的。依靠这份罪恶的家当，吴家便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一家人过着奢侈的生活。有一年，贫农朱海英向吴晗家租田，地主婆蒋三英将一丘二亩二分五的田租给她，却一定要按二亩半计租，每年要交租谷七百斤。朱海英租得田后，最好的年景收成也不过八九百斤。每年打下的粮食，几乎全都倒进了吴家的谷仓，自己只好吃豆麦糠菜糊口。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又得向吴家去借粮。年底借一百厅，新谷登场时要还一百五十斤。贫农龚银妹母女两人，因生活所迫，到吴家当女佣人。女儿陈金娥，在吴家，起三更，落半夜，做了六年牛马，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陈金娥因受不了这种非人的虐待，逃回家去。地主婆蒋三英便赶到陈家，硬逼金娥回吴家。金娥不从，蒋三英竟剥走了陈金娥的棉衣和单裤。正是因为这样，当地贫下中农对吴家地主深恶痛绝。他们说：“吴家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渗透着我们劳动人民的血和泪。要不是他们在土改前死掉，非斗争他们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