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发动他们两个人的 两个人玩的游戏

　　刚进村那天，就听说贫农张云泉这家人的生活比较困难。还听说张云泉平时劳动虽然还积极，可是闷头干活，不关心集体的事儿。最近，他却许久没有出勤了。于是，这一家人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过了两天，我打算到张云泉家吃派饭，但是生产队长却有些为难地说：“他的屋子你进不去。”
　　我感到奇怪，就问：“他家到底怎么啦？”
　　“不怎么，就是脏点，媳妇傻，我怕你在他家吃不惯。”
　　既然是这样，我更应该上他家吃饭。
　　谁说他落后？
　　我第一次到张云泉家，进门一看，屋里确实很乱。当时，我心里就想：我们不和贫农下中农同甘共苦，怎么能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啊！我端起饭碗，坐在炕上，一边吃一边问张桂兰一些事情，可是她瞪着两只大眼睛，一言不发。张云泉那天不在家，说是到镇上去了。
　　为了摸清张云泉家的底细，我从其他贫农下中农那里了解到：张云泉今年五十二岁，解放前，他给地主扛活卖短工二十多年，吃了一辈子苦；解放后，分了房，分了地，这才翻了身。张云泉家三辈子都是给地主扛活的，他媳妇解放前也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尽管张云泉不大关心集体的事儿，但对集体的一草一木都不乱动。而且，他对农活样样都能干，只要把他发动起来，对队里的生产可以起很大作用。根据这些情况，我认为张云泉是我们的阶级弟兄，是我们要依靠的对象，我应该下功夫帮助他。
　　但是，怎么帮助他呢？我去找他谈话，他根本不开口；这可把我难住了。后来我想，他有病，家里又比较困难，应该先从生活上多关心他。打听清楚他的病情，我就主动给他送药去，随手帮助他家扫地，挑水，搞卫生。去了几趟，渐渐熟了，我就慢慢跟他谈上话了。有时，也给他讲点道理，我说：“我们贫农下中农只有听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生活才能共同富裕起来，如果大家都不关心集体的事儿，队里的生产搞不好，生活就依然没有保障。”他听了这些话说：“集体的事儿有队长，咱当社员的用不着操心。”过了半晌，才又说：“张同志，你不知道我的难处。人家有仨有俩，能吃能拿。我呢，小的小，傻的傻，真是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呀！”
　　张云泉的话，对我有启发。我想，我们下乡的同志，不能光是讲道理，一定要切实帮助贫农下中农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否则，人家就不听你那一套。
　　于是我就主动地每天去给他担水、烧饭，干些家务活，从生活上帮助他。从此，张云泉对我慢慢接近了，话也渐渐说得多了。他说，过去别人嫌他脏，嫌他穷，看不起他，今天，下乡干部和他一起吃饭，还帮他干家务活，这正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对他的信任，他一定要好好干活。同时，他主动反映了队里不少情况，原来他对生产队的干部在生产领导上很有些意见。接着，很快他就出来劳动了。
　　张云泉参加劳动了，群众很高兴。但是我想，从生活上关心他是必要的，而最根本的还是要把党的方针政策交给他，帮助他提高思想觉悟。以后，我们经常请他参加一些会议，在会上他学习了党的政策，了解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事实证明，贫农下中农是最听党的话，最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张云泉学习了党的政策以后，很快就领会了，提高了觉悟。他悔恨自己过去态度消极，不关心集体生产，说：“打鱼摸虾，耽误庄稼，今后坚决改掉。”他还积极去找一些贫农下中农商量，向生产队提出建议，把掌握生产关键的赶大车等活儿从富农分子手里夺了回来，换上了真正忠诚老实的贫农。以前他不爱开会，现在，他不仅积极参加会议，而且在会上对生产队的工作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批评和意见。他在生产上也变了样，不管干啥活都抢在头里。过去有的人看不起他，现在社员自动选他当上了生产组长。他当了生产组长以后，起早贪黑，始终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他说：“听毛主席的话，为人民服务，一心奔社会主义。”社员都说：“张云泉真变了样！”在他的影响下，他们第四生产
　　队的秋收，割得快，打得快，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快，这是他们生产队从来没有过的情况。
　　“傻媳妇”出来干活了！
　　张云泉积极起来了，我又决心发动他家的“傻媳妇”。
　　“傻媳妇”是张云泉的爱人，她原来连名字都没有，最近她出来劳动以后，大家才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张桂兰。
　　张桂兰今年四十岁。当她七岁时，父亲就被日本鬼子劫到东北，一去没回，死在外边，母亲也抛下她走了。她跟着孤零零的爷爷，到处要饭吃。十七岁的时候，她和爷爷要饭要到一家地主门前，地主看到她，说她浓眉大眼，有福气，给了她一块干粮，就霸占了她；她爷爷却被地主踢了出来。丧尽天良的地主，把张桂兰糟蹋了以后，又借口她“傻”，转卖给一个姓左的穷人。这个穷人待她还好，可是好景不长，没过上二年，他得病死了。后来，她又跟了一个姓郑的瞎子。这个瞎子待她也还过得去，可是他的父母却平日不给她吃饱饭，经常打骂她，有时打得她不省人事。从此她被折磨得心志恍惚，不敢见人，就“傻”了起来。后来，张云泉可怜她，花了一石六斗粮食，把她从郑家接了出来。到了这个家，桂兰挨打受骂少了，但是，将近二十年来，张云泉怕人笑话，老不让她出门。她成日闷在家里，与世隔绝，对于解放后的新社会以及妇女已经翻身这些大事，几乎一无所知。
　　看到好端端的一个劳动人民的女儿，在旧社会就这样活活地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我真恨透了那个吃人的旧社会。我也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看到张桂兰的这些悲惨遭遇，引起了我的阶级同情心。我想我有责任把新社会的幸福和温暖带给她，帮助她走出家门，参加劳动，和所有的妇女一样，接受新社会阳光的普照，享受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
　　我就带着这样的阶级感情去接近她，帮助她，开导她。我想用新社会妇女参加劳动的幸福，启发她回忆过去的苦。但是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一个月不知不觉过去了，她依然用两只大眼睛直直地瞅着我，也不说话，也不点头，好像一点也没有听懂。我不禁发生了动摇，是不是真像社员所说的，想动员她参加劳动，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呢！但是我又想，张桂兰的“傻”是因为在旧社会受苦受难被打傻的。要改变她的“傻”确是不容易，但是在新社会，只要帮助她走出家门参加劳动，接受教育，是有可能改变过来的。有没有决心帮助她，这正是考验自己是不是全心全意为贫农下中农服务的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