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傅作义鲜为人知的交往]傅作义集团的组成

　　胡适学识渊博，一生中著作甚丰。仅白话诗就写了千余首，其中有一些诗，胡适称之为“应酬诗”，是应别人的要求即兴而作的，诗句平白如话，并不讲究推敲和押韵，且很简短，有些诗味。如《胡适日记》（1937年卷）中就有他作了几首“应酬诗”的记载：“1月6日，傅作义为先父子余公建纪念堂，来函征文，附上行状。历述他年少时种菜挑担，赶马车，颇能纪实，今特作小诗：拿得起鞭子，挑得起重担子，靠自己的气力起家，这是个有担当的汉子。老子不做自了汉，儿子能尽忠报国。这儿来来往往的人，认得他爷儿两个。”傅作义将军读了胡适寄来的诗，很是高兴，认为诗写得好，朴实洒脱，没一点雕饰，挺有味道，很感谢。胡适其人谦和博雅，富有人文情趣。他平日致力于做学问、授课办教育，并不喜欢上层交际应酬，亦极少为高官将军及家人撰写应酬诗文。《胡适日记》中似只见到他为傅作义将军先父傅庆泰写的这首白话小诗，显示出他对这位威震华北的抗日名将是很有好感的，两人有些书信交往。据《胡适日记》透露，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后，胡适曾托友人送了几本自己的著作给傅作义。傅很高兴，特亲笔复函致谢，表示一定抽空拜读。不过总的来说：两人交往并不为多，有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味。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县（今临猗县）安昌村人，生于1895年6月27日，比胡适小4岁。两人虽是同辈人，但家境背景、成长环境和人生轨迹却迥然不同。傅作义家世代务农，他的父亲傅庆泰生有三子一女，长子作仁，三子作良。傅庆泰起先从事背人过黄河（今河叉到渡口）的苦力活，每背人过河一次得制钱两枚，后被雇为船工，久之稍有积累，同人合伙租船，从河津运煤到潼关，积利渐多，得以买船独家经营运输，十余年下来，傅家成为荣河县有名的富户……家世背景促使少年傅作义发愤图强，并铸造了他正直善良、朴实顽强、坚韧不拔的品格。1910年，他就读于太原陆军小学，辛亥革命爆发后，傅作义已以战功升任晋军团长。他通谋略，以会带兵善治军著称，常打胜仗。1927年春，他已升任晋军第四师中将师长。在征伐奉系军阀的战争中，傅作义挥师征战，屡立战功，并在坚守重镇涿州的战事中，以不足一万军队，固守涿州三个月，多次击退张作霖奉军主力的猛攻，扭转了华北战局，使北伐军摆脱了战略被动。涿州之战使傅作义声名大噪，誉满海内外。他亦由之而成为民国军界一位传奇英雄。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对傅作义评价很高，刮目相看。那时，赫赫有名的胡适已结束了近一年的苏俄、德、英、法、美等国海外游历，回到上海，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董事兼秘书，后又兼任所属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上海，胡适读到《申报》、《新闻报》等报纸上刊登的称颂傅作义守涿州立下功勋的诗文，有些感兴趣。在致新月派文友陈源的信中，他提到：“……这位傅将军着实很有些能耐。我注意到他在危城中的沉稳勇毅顽强，他体恤守城将士，和大家同吃少油缺盐的糠菜团子，坚持不开小灶。为阵亡士兵写悼词，送葬，声泪俱下。将士用命，众志成城，无不以一当十，死战不退……这真是很了不起的，傅作义着实有着大将风范。”语句中流露出赞赏。可见胡适已对傅作义另眼相看，印象很不错。胡适还提笔录下刊登于申报副刊上的清末民初的著名人士、81岁的樊增祥（樊樊山）的七绝诗一首，放在书案上欣赏并作为与友人们的谈资之一。诗如下：“新收涿鹿七千人，百日燕南集大勋。十六年来千百战，英雄我爱傅将军。”而傅作义呢，他虽是保定军校五期毕业生，但并未受过高等教育，他纵横北方战场久历行伍，却每每以学识不足而觉自愧（其实他很聪明，悟性高于许多同时代将领，且因酷爱学习，爱读书看报而较有见识）。他对胡适的学问一向很敬佩，奉为心目中的文化人偶像。
　　1933年1月初，气焰嚣狂的日本侵略军进犯山海关，威胁华北。天下震动，傅作义分电阎锡山、蒋介石、张学良，请缨上前线杀敌，并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希望全省同胞懔于困难的严重和绥远的危机，一致奋发，奋起救国御侮”。25日，傅作义率领第三十五军（临时番号为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浩浩荡荡地由绥远开赴察哈尔热河。2月下旬，这支部队在北平近郊怀柔以西牛栏山一带，与汹涌而来的日军第八师团的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打起来，日军在十几辆坦克、十几门野炮及三十余架飞机掩护下，向傅部前沿阵地发动猛烈攻击，激战三小时，双方均损失惨重。日军知遇上了劲敌，渐落下风，几难支持。战局僵持间，一向媚日妥协的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意旨，三次打电话通知傅作义下令停战，召他去北平“商谈要事”，讲明了中央坚持以谈判解决冲突的方针。傅作义义愤填膺，坚决反对，但终因军令难违，在日军作出让步姿态，同意同时后撤三公里停止交战后，傅作义不得不下令撤兵。
　　傅作义指挥的怀柔抗日之战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报均以大字标题登载报道，天津《大公报》以“以血肉当敌利器，傅部空前大牺牲。肉搏十多次，使敌失所长，沙场战士血，死也重泰山”，赞誉五十九军官兵。全国及海外各界群众代表纷纷来到北平慰劳，送来“为国干城”“气壮山河”“战史流芳”等锦旗。蒋介石居然又换了副嘴脸来电慰问，奖励五万大洋，阎锡山奖五千大洋。6月28日，傅作义部晋绥军奉北平军政分会的命令返回绥远，途经张家口，市民设茶摆点，夹道欢迎。傅作义返绥后，将长城抗日牺牲的将士的忠骸收殓安葬于城北大青山下，建立烈士陵园，竖立纪念碑。特致函胡适，请他作了一篇白话体的320字的长文及铭词，又由胡适请北大教授钱玄同书写。碑文最后之铭词写道：“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大青山公墓碑竖立未过几年，华北局势转变。日军大举南侵，终而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军兴，战火弥天。傅作义下令将此碑加以遮盖，以防遭日军破坏。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胡适早在应邀为傅作义父亲傅庆泰写“应酬诗”（似更应称作朴素的纪念小诗）的前四年，两人间就有了书信交往，相知相敬。而且胡适作这类应酬诗词也是要看对象，有所选择的。如傅作义将军廉洁自律，不贪酒色，爱护部下，从不纵军扰民，而对傅的抗日功绩，胡适“打心底里钦佩得很”，所以每当傅请他撰写诗文时便欣然应允。而此前，天津的北洋老政客王荫泰曾托人请胡适为其父撰写墓志铭，表示愿付五百大洋酬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华北三块大洋就可购两担白米了。然而胡适很鄙视王荫泰暗中勾结土肥原等日本特务头目，串联王揖唐、梁鸿志等政客密谋策划搞亲日的华北临时政府的卖国行径，立即予以拒绝。由此可见，在事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胡适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不是任什么人要求都会写文作诗去“应酬”的。
　　1937年3月中旬，傅作义从绥远驻地前往北平协和医院探望住院动手术的参谋长鲁英麟（此人和傅是保定军校五期同学，关系密切，情同手足）。他的突然出现受到众多医护人员，甚至病人及家属的鼓掌欢迎，令他感动，再三躬身致谢。听内科曹主任说：胡适先生上个月曾在这儿住院治病，上星期已离北平去上海讲学并处理事务。这令傅作义多少感到有些惆怅，因为他本来想借这次难得的北平之行探望一直受到他尊敬的大学者胡适先生。他不由叹息。在住院区病房里，傅作义无意中发现一位医生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了一张写有潇洒毛笔字的毛边纸，俯身细看，居然是胡适写的一首小诗：“镗——打——双响直上天，霹雳霹雳全红鞭。家家户户欢欢喜喜过新年。不用政府花费一文钱，只害我病床上几夜不安眠！”心忧国事、神情凝重的傅作义将军读了诗，忍不住哈哈一笑，对胡适更增加了好感，特吩咐随从副官将诗抄一份带回去。《胡适日记》（1937年卷）中恰也录下了这首“应酬诗”，“2月13日，北平住医院，护士中不少人拿小册子来要我题字，不得已，写了一首过新年的山歌……”这首被称之为“山歌”的小诗写得风趣盎然，怪不得医生护士们争相传抄并小心保存。胡适与傅作义将军的那段鲜为人知的交往，给那金戈铁马、风云激荡的战乱年代增添了一段人文佳话。
　　（责任编辑：张英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