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丝带产后恢复中心 [飘扬的蓝丝带]

　　多年以后，童童妈妈仍然清晰地记得开始时的幸福生活：在儿子2周岁之前，他会叫“妈妈”，很早就开始蹒跚学步，还能扶着栏杆上下楼。　　但在2岁之后，童童突然陷入了沉默。从那以后，他对外界所有的呼唤、表情和动作都没有了反应。2006年春天，妈妈带着3岁的童童去公园，当其他孩子在周围嬉戏时，童童却独自待在一边，斜眼望着太阳，缓慢地原地转着圈。妈妈吓了一跳：“这孩子是不是傻了?他就像置身于玻璃罩中，与正常的世界完全隔离开来了。”
　　几天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为童童出具了诊断书：孩子患上了自闭症——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
　　每年的4月2日是世界自闭症日，2012年的这一天，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与花旗大厦亮起蓝灯，为自闭症患者送上祝福。那一刻，上百名系着蓝丝带的志愿者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将外滩的星空渲染成蓝色的海洋。蓝丝带代表对自闭症患者的爱和付出。
　　“因为感官异于常人，世界对自闭症患者而言是恐怖的”
　　3岁半是童童发病最严重的时候，他表现出许多自闭症的典型症状：眼神飘忽，从不与人对视。在幼儿园里，童童的表现更加极端。他从不理会老师，也不与其他小朋友玩耍，喜欢在游戏角的小桌子上乱爬。更糟糕的是，他拒绝幼儿园提供的一切食物。
　　没多久，童童离开了那家幼儿园。家人辗转打听到了区里一所设有特教班的幼儿园，并把童童送了进去，许多自闭症的孩子在那里接受特殊训练。在那里，这家人见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病例：有个孩子一句话都不会说，但对歌声极其敏感，听过的任何歌曲都能一字不差地哼唱出来，他的家长们对此叫苦不迭，“别人以为他是天才，但他不分昼夜地唱歌，我们都快被唱晕了”；还有个孩子记性好得惊人，虽然自己连一个完整的句子都无法组织，但5000字的演讲稿听3遍就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
　　“这时我才意识到，自闭症孩子非但不是弱智，相反，他们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宝藏。”童童的妈妈说。
　　在特教班里，童童开始接受一种“动物似的训练”。在训练童童的跑跳能力时，妈妈在地上放了许多圈，逼他一个圈一个圈地跳过去，完不成时就用竹板打他的屁股。童童哭喊时，妈妈也跟着心酸，她对着听不懂的孩子喃喃说：“现在我像训练动物一样训练你，是因为不想让你以后成为动物。”
　　在童童4岁的某一天，他突然会发声了。在幼儿园老师反复教他发“我”这个字后，童童犹犹豫豫地发出了这个音，妈妈形容说“声音很怪，吊得很高，像是公鸡打鸣”，但在反复训练后，童童终于放低了声调。全家人欣喜若狂，当时，大家以为这个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但事实上，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
　　饱经艰难的成长
　　宁宁把画笔浸在水里，沿着顺时针方向不停地打转，再将洗干净的画笔伸进颜料中，也打了好几次转，然后才在纸上涂抹。宁宁将满18岁，作为一个自闭症患者，他考上了一所职校，能够自己出门，同时学习画画、美声和打鼓，并且都学得不错。在画室里坐着时，他与常人无异，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他在做一些奇怪的动作：总是歪坐着，偏着脑袋，眼神偶尔会游离，以及不自觉地转着手中的画笔。
　　宁宁是在3岁时被确诊的。在此之前曾有许多征兆，比如，他从不像一般孩子那样哭闹，大部分时间都静静地独处，像是陷入了沉思。两岁多时，宁宁仍然不会说话，父母才感觉不对劲。
　　后来宁宁被确诊为自闭症。当听到这个消息时，父母觉得“总比弱智要好”，妈妈明显松了一口气：“那这孩子上学怎么办?”
　　医生的回答是：“得了这个病你还担心上学?有些自闭症患者终身不能说话，生活也没法自理。”
　　宁宁的父母面面相觑，不敢相信。医生还告诉这对吓坏了的父母：这个病没有治愈先例，没有特效药，但是经过“恐怖训练”，病情可能有所改善。“但是，”医生又强调说，“上海没有针对自闭症的康复中心，而且你们的孩子也太小，没法训练。”
　　难以诊断、无力治疗，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国内自闭症患儿的情况。在那个时候，许多绝望的家庭通过报纸上零星的报道，口耳相传，走到了一起，共同探讨如何面对自闭症。他们组建了上海自闭症家长联谊会，并从最初的4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人。
　　在这些家庭当中，宁宁是幸运的。在他3岁时，妈妈通过报纸了解到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那是中国第一家自闭症儿童早期教育机构。次日他们全家飞往北京，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恐怖训练”。
　　星星雨引进的是美国学者凯勒在1982年提出的专门针对自闭症患儿的“ABA教学模式”，这个模式将一个大目标拆分为许多小目标，然后进行回合式的教学。比如，家长拍一下手，让孩子跟着拍一下。对自闭症孩子来说，这个简单的动作可能要重复上千遍才能学会，并且要常常辅以食物引诱。在3个月里，宁宁学会了用小勺子吃东西以及打电话、递苹果等基本动作。
　　那时宁宁的家人已经了解到，自闭症患者需要终身干预治疗。回到上海后，宁宁白天上幼儿园，晚上进行ABA训练。因为被强制学习，宁宁的情绪越来越坏，喜欢尖叫、摔东西、捣乱。有一天，宁宁的妈妈被请到了幼儿园，原因是儿子白天突然大发脾气，把一个铅笔盒砸向了同学。
　　“我当时做好了辞职的打算，央求学校让我陪读。学校拒绝了这个请求，但同意请一个退休教师来陪读。”妈妈说。这个退休教师后来成了宁宁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他与这个孩子的默契程度令父母也难以企及。
　　在宁宁7岁那年，老教师向宁宁的妈妈转述了一件事：“宁宁常常在小区对面的小学门口徘徊，说自己要去那里上学。”
　　妈妈大吃一惊：“他什么都不懂，怎么可能这么说?”
　　后来，妈妈把宁宁叫到跟前，问他：“你真的想去对面上小学吗?”
　　这一次，宁宁没有神游、没有沉默，第一次清晰地说出了自己的要求：“妈妈，我想去上学。”“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萌发了。”宁宁的妈妈说，“他渴望自己和同龄人一样生活。”三年级时，宁宁向陪读的老教师提出要求：“老师，以后你不要陪我读书了。你年纪大了，该回去休息了。”在那之后，宁宁的成长虽然饱经艰难，但并不如想象中那样不可逾越，因为他所处的环境一直亲切而友善：从父母、陪读教师、班主任到亲戚，每个人都在观察他成长中的点点滴滴，并随时予以表扬；此外，他还有了朋友，甚至被同学们推选为小队长，理由是“他从不欺负人，一直很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