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我参与工作的三个专题集训班】53题霸专题集训答案

　　贾若瑜，四川合江人，曾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副部长，军事博物馆首任馆长，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代秘书长，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教育长，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作为共和国开国将领，他在数十年革命生涯中有相当长的时间献身军事教育和部队政治工作。现择其回忆文章数篇，陆续刊发，以飨读者。
　　我有幸参与建国后三个不同时期的专题短期集训班的工作，每次都是临时受命，立刻上岗。
　　华东军区高干集训班
　　1950年夏，我们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前，全国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军委提出要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根据这一要求，有些军区借南京军事学院开学之际，选送兵团、军师配套的班子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而华东军区当时的任务很重，面临着解放沿海岛屿和台湾的重任，因此还无法抽调更多的干部到军事学院进行系统的学习。为了贯彻军委的号召，提高华东军区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素质，认真总结我军作战的历史经验，学习苏军在二战中组织与指挥诸军兵种作战的经验，华东军区党委决定开办华东军区高干短期集训班，培训师职以上干部。
　　华东军区高干集训班地点设在南京市岔路口（原国民党军伞兵部队的驻地），陈毅司令员任主任，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担任副主任，下面只设一个学员队，时任山东军区参谋长的我任队长，福建军区参谋长胡炳荣任副队长。我与胡炳荣负责本队的日常行政和教学工作。集训队下设的训练处、管理处均由华东军区司令部的训练处和管理处分别兼任。政治处由第三十二军副政委仲曦东担任。
　　这个集训班不同于我军历史上的干部训练班。首先该班的领导由大区主要领导和司政机关的主要领导担任；第二，有在华东军区任顾问的苏联专家参加，听他们介绍苏军二战的主要作战经验；第三，授课情况采取课堂讲授和现场参观相结合。如当时我们购买一些苏联现代化武器装备——坦克、火炮、飞机、舰艇等，由苏联专家在现场介绍这些武器的性能、作用，并进行操作表演。此外，我们还组织学员去洛阳参观空降兵的实兵演习等等。这个集训班学习时间短，内容丰富，学习和活动安排非常紧凑。
　　值得一提的是，与苏联专家相处的过程中，遇到些学术争论的小问题也能得到首长的指点和相互交换意见而解决，使我受益匪浅。如学员进驻集训班前，我们修缮岔路口的营房，这时苏联专家要施工人员腾出一间房屋修葺后当作禁闭室。我看到后感到很奇怪，因为我们部队营房从来没有专设禁闭室，何况我们这个班是短期的高级干部集训班，设禁闭室这样做合适吗？为此，我向陈毅反映了专家要在这里设禁闭室的事情，并谈了我对这件事的看法。陈毅听后笑了，说：“他们要修就让他们修好了，你不用它就行了。”由于苏军体制和管理办法同我军不一样，各有各的传统和处理方式，无法强求一致，凡不涉及原则问题就不要同他们相争了。又如集训班开学后，苏联专家请陈毅给学员讲战术课，他们很认真地为陈毅准备了讲稿，然后译成中文，让我把讲稿转交给陈毅。我按要求做了，陈毅接到讲稿后，非常认真地看了一遍，然后对我说：“集训班的课我是要去讲的，只能总结我军所进行的人民战争的历史经验，并提些问题供同志们探讨。至于苏联专家这份讲稿，还是由他们自己去讲。过几天，陈毅讲课时，全体苏联专家都来了，听课时他们还拿着原稿对照，随即发现陈毅讲的内容和他们所写的讲稿不一样。课后，首席专家巴巴琴科就问陈毅：“我们曾为你写了一份苏军二战作战的经验总结的讲稿，你收到了没有？”陈毅回答说：“讲稿收到，我还仔细阅读了一遍，只是我不习惯念别人写的讲稿，我只能讲我熟悉的。至于你们所写的讲稿还是由你们去讲更好。”接着他要我们给苏联专家安排宣讲这份讲稿的时间，妥善地解决了讲稿问题，苏联专家也很满意。陈毅处理问题的方式很理智、科学，善于把握分寸，给我很大的启发。
　　此时陈毅身兼数职，既是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还是上海市市长，日理万机，要处理的棘手问题很多，但他对集训班仍关心备至，认真担负集训班主任的任务。我们遇到的不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只要当面告诉他就能立即得到解决。有一天下午约4点钟左右，我去苏联专家驻地AB大楼，同他们商量下周课程的安排，由于涉及他们讲课事宜，磋商时间长了些，大约已是5点多钟，快到晚餐的时间了，岔路口在郊外，离AB大楼较远，他们就留我吃晚饭，我不便推辞就接受了。他们给我要了饭菜，还要了茅台酒（当时每瓶约4元左右），我向来不喝酒，为了礼貌我就敬司令员顾问巴巴琴科，参谋长顾问加木里斯基的酒。他们开怀畅饮，很是高兴。餐后，我们分手了。我离席时，食堂管理员就过来找我结账，索要就餐费，包括茅台酒的钱。我当时感到很奇怪，是他们请我吃饭，并要了酒，怎么要我付款呢？当时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每月只有点零用钱，我身上经常是不带钱的，于是我对管理员说：“我身上没带钱，明天付给你吧。”
　　第二天，恰巧陈毅来队视察，我就向他反映这件事。他听后笑了，说：俄国人的习惯和我们不一样，吃饭各自付钱，以后注意些。他就告诉秘书：你告诉AB大楼管理员，这餐饭由军区报销。这时我才知道中俄风俗习惯的不同，从而增长了一些知识。
　　华东军区高级干部集训班在紧张有序的运转中结束了。学员们带着学到的新知识和新经验回到原工作单位，接受新的战斗任务。而我从这次办班工作中也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在与陈毅的接触过程中，其言谈话语、泰然处事的举止给了我很大启发和教育，使我难忘。
　　集训班结束后，我就回到济南向司令员许世友汇报了集训班工作的情况，并建议军区也应办个教导队，培训我们军区的各军、各军区的团、营职干部。这一建议得到了军区首长的同意和支持。
　　全军军教导队长集训队
　　1975年，“**”所造成的危害与影响十分显著。这时恰逢邓小平出山。邓小平上台后就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主张。林彪事件后，我虽已解除囹圄之灾，恢复自由之身，但仍过着“非军非民，非党非群，非干非兵”的生活。后经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干预，才被勉强降职使用到军政大学任职。军政大学萧克校长、唐亮政委都比较了解我，到职不久，恰逢我军准备发射一枚新型的弹道导弹，校党委和主要领导决定让我陪同萧克到发射现场参观，之后到青海、甘肃等地考察军队训练情况。我们观看弹道导弹成功发射后，正在甘肃玉门关地区视察，突然接到军委的电报：要我立即回京另有任用。萧克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于是，他派他的警卫员刘江海陪同我返京，他身边只留警卫参谋一人，使我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