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贷款的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是不是承担50%

　　在关于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下称平台贷款）质量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流传甚广，即部分地方融资平台（下称融资平台）也许无力偿本付息，但其背后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会为其控制的融资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平台贷款非常安全。
　　应该说，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在市场上见到了太多政府对企业伸出援手的例子，例如在每年的“保壳”大战中，相当多的上市公司都依靠政府补贴而扭亏为盈。
　　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的“亲儿子”，因此地方政府在其出现困难时伸出援手应该是义不容辞的。从这个角度看，平台贷款的风险可能被市场高估了。然而，现实表明，上述观点可能依据不足。
　　2011年4月，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向债权银行发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该融资平台在建行、国开行、工行等十几家银行贷款余额近千亿元。
　　此后在云南省政府的介入下，该公司撤回了“不还本”的公函，但此事留给市场一个疑问，假如云南省政府一直在为该公司提供支持，那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
　　再举一个例子，今年6月25日，湖南省主要负责人5月底的一次内部讲话被媒体曝光，其中说：“对涉及到基本建设、投融资公司很明确的，总额达到七八十个亿的，请通知相关银行，我来召集他们一家一家地坐下来，开会研究。这些项目在我省不是重复建设，银行也已作出贷款承诺，现在不贷款了，如果造成‘半拉子’工程，前面的贷款都会还不了。要彼此相互做工作，已到了动真、碰硬的时候。”从这段话来看，地方政府不但没有义不容辞地承担平台贷款的连带责任，还将拒绝还款作为与银行博弈的筹码。
　　现在看，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的关系相当复杂。
　　一方面，很多地方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手段帮助旗下的融资平台；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屡有逃废债的想法和姿态。这给平台贷款的安全带来了不确定性，那么地方政府对平台贷款的态度和行为，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地方政府的逻辑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从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谈起。
　　在目前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中，GDP是核心指标，因此，加快本地经济建设是地方官员最重要的任务。同时，地方官员存在一定任期，比如五年，因此如何在任期内尽快提高本地GDP就成了地方官员的首要目标。
　　在短期内加快经济发展最好的方法是投资，而加大投资的重要瓶颈是资金，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各地官员使出浑身解数去争取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可以扩大本地投资规模，投资所带来的GDP增长意味着地方官员当期政绩的提升，而不良贷款的暴露却需要很长时间，尤其是在借新还旧和展期的情况下。
　　等到不良贷款拖无可拖最终暴露时，当初的负责官员可能早已离开相关岗位了。因此，地方官员总是希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到的融资，而对未来的还款问题却考虑有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明显的道德风险，假如我们无法从制度上对此进行抑制，那么其可能会源源不断地造成不良贷款。
　　在历史上，中国曾发生过不少政府相关贷款转为不良贷款的事情，例如现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谢平曾撰文称，截至2002年底，在加上剥离至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后，四大行的不良资产余额为3.14万亿元，其中因自身经营管理不善形成的不良资产只占所有不良资产的19.3％，其余皆为体制性、政策性因素造成的。
　　另外，据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的一次讲话中披露，央行曾对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及构成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其中约3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受到各级政府干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预所导致的。
　　这里要问一句，地方政府要求银行为地方项目提供贷款的现象由来已久，假如地方政府都会负责到底，那么过去那些政府相关项目为什么会形成不良贷款呢？
　　
　　逃废债成本
　　地方政府行为所蕴含的道德风险会滋生不良贷款，那么在现有制度下是否有制衡的力量呢？笔者认为，在现有制度下，地方政府的偿债动力主要来自三点：一是维持与银行的长期合作关系；二是上级政府的压力；三是社会舆论的压力。
　　从第一点来说，银行与地方政府之间不是一种单纯的商业关系。多年来，地方政府都对银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1999年，时任建设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在一次发言中说，“现在的银行分行行长中有六成到七成是听从总行的，但还是较多地考虑了地方权势。估计这一局面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相对于过去来说，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对地方分支行的控制已经大为加强，但地方政府对当地银行的影响力仍十分显著。假如地方政府对银行不满，它甚至可以采用一系列手段去阻碍银行在本地的经营。
　　另外，银行给地方政府的很多贷款本身就是中央的政治任务，例如2008年“4万亿”投资计划公布后，中央明确表示鼓励银行向融资平台贷款。而且银行自身处于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中，几乎没有破产之忧，即使出了问题，也可以指望中央政府的救援。
　　考虑到这些情况，笔者认为银行缺乏足够的动力在平台贷款中去贯彻商业化原则。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和银行高管都有任期，平台贷款所产生的投资和GDP在短期可为地方官员带来政绩，而平台贷款所带来的利息可为银行高管带来业绩，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
　　平台贷款虽有风险，但不良贷款的暴露需要很多年，也许不良贷款暴露时，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当政者早已物是人非，因此地方官员和银行高管在实质上往往是一种短期关系。
　　在这种情形下，指望地方政府从维持银政长期关系的角度去偿债，其效果存疑。
　　第二点，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上级压力是约束下级行为非常有效的一个途径，但这种方式至少有三个问题，一是信息不对称，上级虽有权力，但信息往往掌握在下级手中，上级必须依赖下级提供的信息，而这时候下级可以通过对信息的筛选、甚至扭曲和作假，来影响上级的决策，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几乎每年都会出现的各省GDP加总超过全国GDP总额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