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沪东:沪东医院

　　笔者在8岁之时，就随父母迁离杨树浦路附近的弄堂，搬至充满现代化元素的新式屋宅，然而初为人的那些记忆，却总萦绕在心，挥之不去。带着这种情感，翻开罗苏文教授的新著《高郎桥纪事》（下称《高郎桥》），不由思绪万千。
　　翻开《高郎桥》一书，如同展开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作者虽然将全书时间点的开端定在了1700年，但因需要回顾引翔港市镇的缘起，使得该书最初的笔触，已经上溯至明万历年间。《高郎桥》在导言中略论中外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工业社会，以及上海棉纺织工人生活史领域的研究成果，然而全书显然不想在理论方法上搞出太多新意，而是紧扣“纪事”二字，以“叙事史”的写法，将不到10平方公里的高郎桥地区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的发展历程，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
　　与其说《高郎桥》是一部学术著作，莫不如说这是一部“小区域”的“大事记”。读完该书，笔者惊讶地发现，原来这样一片老式弄堂齐集、生活条件糟糕、与近30年来飞速发展的上海近乎脱节的“下只角”，居然也承载了如此厚重的记忆。上海实在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这种“故事”不一定局限在十里洋场，霓虹灯下，在远离繁华的寻常巷陌之中，也可蕴藏不为人知的经典传奇。
　　说《高郎桥》不看重理论上的建树，似也并不准确。全书在方法论上的最大意义，在于将原先上海史领域所忽视的沪东地区，重新置于学术研究视野之内。综观国内外学术界，上海史一直被视为研究重镇。不过，此前对上海的观察与解读，集中于外国势力的影响与本土社会的回应，如熊月之提及上海的“内蕴丰富，情况复杂”，所举出的例子即是“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这种对“西方元素”的看重，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性所决定的，或者说，上海有别于北京、广州等其他大城市的核心因素，正是其独具的“华洋交集”之特性。
　　但与此同时，那些“外洋元素”不多的地方，很容易被研究者遗忘。由于租界集中于现今黄浦、卢湾、静安等行政区，上海史研究呈现出鲜明的“西重东轻”局面。中东部的虹口尚且因日租界的设置及“二战”期间犹太人的流入，不时闪现在研究者的观察范围之内，而“大杨浦”地区，往往只扮演研究成果中“顺带一提”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高郎桥地区的总面积不到杨浦区的五分之一，但《高郎桥》可以视做第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杨浦史”。其丰富的资料收集与内容阐述，应能将整日聚焦于“英租界”“法租界”的学者吸引着向东看。
　　关注“大杨浦”，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改变了以往上海史研究过于偏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摩登怀旧”，忽略建国之后“共产主义下”之上海的状况。
　　正如有学者所揭橥的，现有关于上海的研究，往往力图建构1949年以前和1992年以后的上海遥相呼应的局面，尤其偏重于改革开放之后民众的生活、工作、文化形态，却将新中国成立后40多年的上海历史屏蔽于无形。如“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虽然已出26种，但最常见的字眼是“近代”与“上海”（13种），真正关注解放后上海日常生活的只有寥寥3种。而《高郎桥》的主体部分正是对准了1949年之后的高郎桥地区，“近代上海”着墨甚少。
　　这有可能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弥漫于上海的“外洋元素”被尽数驱散，原租界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前后断裂局面。而高郎桥地区在建国之前，即已是由华人主导的棉纺织工业区，1949年之后这种格局并未改变，前后存在着一以贯之的状况，这为作者书写从晚清民国到当代上海的连续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条件。
　　不再完全视1949年为决定性坐标，而是贯通前后，寻求这一地区具有延续性的“变”与“不变”的因素，是《高郎桥》在论述方法上的又一大突破。
　　笔者最有感触之处，或许是《高郎桥》所附录的访谈与回忆资料，看这些祖父或父亲辈的“高郎桥人”回忆过去的岁月，自己经历或听闻的故事，也在脑海中一次次地泛起。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故事在现实中所留存的痕迹越来越少，不禁让人生出“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的感伤。《高郎桥》或许堪比考古学意义上的“抢救性发掘”，保留了一份既往岁月的完整标本。
　　乔伊斯曾说，他创作《尤利西斯》的出发点，在于城市面貌快速变幻之时，后人能够在他的作品中“重建都柏林”。如今，《高郎桥》的问世，亦能为后世在文字间还原昔日生活的场景，提供一些可能。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
　　《高郎桥纪事》，罗苏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