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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与重建】 重建北宋

发布时间:2019-06-20 04:23:15 影响了:

  夏季主持:房 伟  嘉宾主持:张丽军 马兵 张艳梅 赵月斌 肖涛  主持人: 房伟  讨论者: 郭帅 乔宏智 于璐  主持人语:春夏之交,天气渐渐升温,而万物欢腾,迎来了又一个生长的旺季。《当代小说》的四季评已经进行了近2年了,它给广大读者和作者们带来了很多文坛最新的小说消息。我一直倾向于认为,我们对当代小说的成就的判断,不应仅关注长篇小说,很多中短篇小说,在艺术水平和思想内涵上,已有了很大的成绩——而匮乏的,恰恰是将之经典化的过程。在这期四季评中,日常化写作和青春写作,都是一些看点,但对当代生活的先锋探索,更值得我们注目,那些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年轻人在文坛上的创作,也更值得大家去关心!
  付诸哲学的一笑
  郭 帅
  我经常想,有思想的人不一定是小说家,但小说家一定是有思想的人。小说家当然不是太阳,但他们是知道哪里有光的一类人。我无需为他们说太多的好话,他们已经把语言和表情放在他们的著作中,在这个盎然的春夏之交,我所能做的就是闭上嘴,与这些思想者静静地并排着坐一会儿。
  又见先锋。孔亚雷的《火山旅馆》(《收获》2012年第2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先锋小说,其先锋特征非常扎眼。本文由两个复调故事组成:一个是作家的妻子得了绝症,在一家麦当劳里与作家商量去火山旅馆自杀;一个是作家K来到火山旅馆,发现一个黑衣女人要自杀,他极力拯救她,却遇到一个悖论:救她的最好方法就是杀死她。这两个故事多使用噩梦、迷幻剂、黑色钢笔、面具等象征色彩浓郁的事物作为中介,穿插衔接非常自然,共同撮合成一派纯熟的元小说叙述:我与K,妻子与黑衣女人,麦当劳卡通与侏儒人,电脑笔记本与黑色钢笔在两个故事之中分属两个截然相异的世界,但是因为可疑的《火山旅馆》的写作而达成相互指涉的元小说模式,即这部名叫《火山旅馆》的小说的内容是作者想或者正在写一部名叫《火山旅馆》的小说——“我们在小说里,你没有发现吗?”这种元小说的叙述方式也有所创新,表现为平行蒙太奇的运用,一直到小说的结尾,即“我”(或K)开始写这篇小说,两个故事实现了汇合。整部小说的叙述气氛相当诡异低缓,现场感和画面感很强。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语言颇有诗味和灵性,如“自杀就像点菜,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自如地调侃自杀的方式,如“火山喷发就是大地在射精”,简直是诗的语言。作为一部先锋小说,《火山旅馆》不需要承担太多的意义生产。但是在层层的技术的掩盖之下,某些意义还是会流出来。完美的妻子要去自杀,难以阻挡;完美的情人要去自杀,甚至要求被尽快杀死。在生命的自绝面前,一个人的表情是什么?整部小说弥漫的神秘与忧郁气氛代答了这个被隐藏的问题,展现出生命与哲学的形上思考。
  戴来的小说《潘叔叔,你出汗了》(《江南》2012年第2期)同样是关于生命的思考,相比《火山旅馆》,它更加接地气一些,故事和叙述都是人间口味。近五十岁的胖子潘蒙极为讨厌夏天,因为出汗太多,他的妻子离他而去。他的女儿潘晓晓讨厌父亲,因此拼命减肥。女儿的女同学钟馨无中生有,与潘蒙大搞暧昧,使得潘蒙心神不宁,前妻几次骚扰,最终使潘蒙悟出了婚姻的深刻哲理,获得了心灵的解脱,轻盈地奔跑起来。小说的叙述基调慵懒散漫,似乎在模仿胖子潘蒙的体态,将他与周围的人的危机关系在不经意间勾勒出来:与女儿的代沟深不可测,“她做梦都想赶紧从这个家独立出去”;与少女钟馨,“一个近五十岁的男人,在小姑娘面前慌乱紧张成这样,好玩”,成为青春期懵懂少女练习暧昧与调情的活靶子;面对前妻的骚扰,他终于一次性占有了理论高地,“潘蒙认为前妻放不下的其实不是他这个人,而是当初离婚时他过于爽快的态度,她或许只是在等他提出重修旧好,然后再由她来否定掉”,无论成立与否,这种婚姻之间的争斗真乃传神,于是潘蒙铁了心独善其身。各种重要的人际关系,潘蒙都失掉了,他几乎陷入生活所设定的包围圈,周围的所有人乃至亲人与他保持现实距离,这其实是人心的距离,越来越远越隔膜,最终潘蒙只能在爽快拒绝前妻之后,做出一些非常规动作强化他的身体或者无言以对的精神残余:他肥嘟嘟地奔跑起来,恣意畅快,“没有一点羞涩和顾忌”,“听到耳边有呼呼的风声,同时他的身体异常的轻盈”,啊,胖子潘蒙真的解脱了——不,小说的末尾,作者冒了叙述的险而跳了出来,提供给读者另一副视角:“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马路上一个体态臃肿的男人做着介于奔跑与快走之间的动作,他那费劲的样子真让人不忍心看”,将读者从潘蒙的故事里拉出来,逼迫我们与潘晓晓钟馨前妻们构成同谋关系,再次击败潘蒙聊胜于无的自信和轻盈——还是不可规避的人心的距离。
  再来看一个关注现实问题的。一直以来,北京是国人心中的神圣之地。去北京见毛主席,成为一代人的理想,供他们在严酷的革命年代靠之取暖。但正是在这神圣之地,还是会有令人不安的庸人俗事,歪曲着人们对神圣的想象。山东女作家东紫的中篇小说《北京来人了》(《山东文学》第640期)就是对此胆敢厉声一喝的优秀作品。老同志老革命李传正,他参加抗美援朝,经历自己伤残同乡阵亡,但几十年过去了仍然一心向着党中央毛主席,最大的愿望是儿子李正确替他到北京看一看。谁知李正确在北京竟被当做小偷抓了起来,遭受刑讯逼供,被解救出来后,一直无法正当解除心灵上“小偷”的污名而跳楼自杀。小说写的是一则悲剧,但是悲剧的本色直到小说结尾才出示,之前一直是仿佛油滑诙谐的叙述支撑着一个喜剧,比如李正确的几次破案,活泼散淡的语言冲散了侦探推理所应具有的严谨和严肃。正是在这种黑色幽默的覆盖之下,李正确的悲剧性在变形之后放大。如小说对他身陷囹圄的那一段描写颇有戏仿《红岩》的痕迹,两相结合,达到了荒诞的效果。李正确荒诞的经历,反映了荒诞的事实,不证自明。但是这种荒诞在李正确的父亲李传正那里得到了消解,这位老革命对北京和领导人无限景仰,以致于对北京来的那两位办事员曲意逢迎:“你们当领导的能来,还有什么是说不过去的呢?”这个带着伤残手指的老革命本身带有严重的信仰后遗症,他对北京的崇拜超越了时空已经变成迷信,而且他的仪式感特别强,甚至自己亲生儿子的受难也只能当做某种献祭:“北京这么大的领导为了你都辛辛苦苦地跑了来,这还不够吗?”小说重点表现的是李传正,作者在他身上,狠狠地揭示出一种人所共知的当代封建性。在那几位警察和高矮办事员身上,则幽微可见权力的“话语”是怎样闪转腾挪以至于万能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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