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话语与翻译的迷途】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

　　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和民族性的对峙。翻译作为东西方沟通的中立的桥梁，因而也罩上了沉重的政治和权利色彩。面对全球化浪潮和后殖民理论的冲击，译者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要陷入文论失语论和后殖民理论的迷途。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翻译，推出越来越多的精品；坚守翻译应该忠实的标准，在最大程度上隐形于原作和译作之外；而不是越过译者的职责，先入为主替译入语读者做出价值和审美上民族性的判断；也不是在强调重回经典和传统的热浪中，盲目投入，在不得传统和经典要义的情况下去译介。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话语；全球性；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236－04
　　郭丽(1971－)，女，山东临沂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山东临沂　276000)
　　一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发展的既定趋势。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价值取向是以现代性话语为基准的。全球化承载了诸如先进、开放、民主、自由、文明等社会文化现象。然而长久以来，西方由于其经济的发达，被视为现代化的表征；西方的政治、文化、文明和习俗，成为评判先进、民生和自由的标尺。而作为西方他者的东方，其民族、传统、特色往往被视为保守、落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和民族性的对峙。民族和传统往往被湮没在西方先进、开放的话语权利之下。因此，有人提出了质疑：全球化到底是福音还是灾难，西方和东方在全球化的热潮中各自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巴勒斯坦后裔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发表了《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提出了东方主义的概念。在赛义德看来，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一种殖民逻辑的产物。这个东方不是地理方位上的东方，它不仅与真实的东方无关，而且是西方人出于对东方或第三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东方神话。被虚构出来的东方作为西方主体的神秘他者，充满了化外色彩。它古老、广袤、神秘，而且充满着异域情调。赛义德指出：“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记忆、非凡的经历。而现在，它却正在一天天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经消失，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异域神奇色彩消失后的东方，在20世纪初的西方人眼中，代表着原始、愚昧、落后、野蛮、肮脏，集一切反面因素之大成。赛义德的理论，以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知识权利话语理论为背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印度后裔的两位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不同于赛义德强烈的意识形态批判色彩，斯皮瓦克的理论有明显的女权主义和解构色彩。她从德里达的理论入手，提出后殖民主义的目的，在于削弱西方对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霸权。霍米·巴巴的批评态度，则带有后现代的模拟性(mimicry)和游戏性。他通过对殖民地宗主国的文化和学术话语的有意识的误读，模拟产生出一种相对于权威的杂体(hybridization)，其最终目的仍在于解构和削弱权威。
　　二
　　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要旨，在于站在原殖民地文化的立场上，以西方话语为手段，通过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内部解构，来达到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倡导东西方真正平等对话的目的。后殖民主义的提出，无疑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它赋予长久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之间的误解和障碍，以特定的学术话语。对于东西方分别重新认识自我和相对的他者，以及重新定位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同时对于消除国际文化交流间的不平等现象，有积极的作用。然而后殖民批评话语进入我国后，其强烈的批判和意识形态色彩，却在我国文论批评界中演变成了一种文化复仇情绪。“执这种观点者，以后殖民主义作为堂而皇之的理论武器，从指责西方文化入手，质疑西方的价值标准和现代模式，并认为近现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他们提出，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积极捍卫民族文化，要立足中国文化传统，构建一套本土性的话语体系，以此来抵抗西方的话语权威，从而实现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对话语权利的争夺。他们认为，中国文论界患上了失语症，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的后殖民的侵略，而导致了现代中国文坛没有了自己的文论话语，没有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学术规则。一旦离开西方文论话语，中国文学就无法言语、无法表达。他们认为，这种文化病态是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结果。“正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以来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彻底斩断了传统文化与现当代文化的联系，而导致了西方文化的一统天下。”
　　简言之，失语就是指传统话语在现当代的失落，而失落的原因在于西学和西方文化的入侵。在失语论者看来，要得语就得回归传统。因此，在后殖民理论进入中国以后，文坛上出现了各种呼吁捍卫民族文学、回归传统的声音。提出要保持对西学的警惕，提防西方文化的后殖民颠覆，并且在世界文学权利话语的争斗中寻求中国的最强音。他们缅怀中华文化在盛唐时代的光辉和强盛，力争弘扬博大精深的传统儒道学说。他们担心日益广泛的国际性文化交流，会使我们的批判意识淡化，独立精神丧失，最终危及我们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他们认为，现今中国文坛积极学习借鉴西方文论话语，就是“沉迷于他山之‘石’，滥用外来的各种新观念和方法，急功近利地追逐‘功玉’的效益……从而陷入唯他山之石遵之的模式，最终消解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特性”。他们认为，我们放着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不去弘扬，反而去积极借鉴和学习西方，就是后殖民化的表现。在文化失语症者的这种自伤自怜的民族情绪下，后殖民主义深化为民族复仇主义，成了失语论者民族救赎的盾牌和理论武器。
　　三
　　因此，翻译绝对不能仅囿于大量译介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而要多向西方介绍我国古典文化的经典，以中华文化的话语去影响西方。我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品。诸如此类文学经典的译介，都是译者不可推脱的民族使命。这样，译者在全球化和后殖民的语境中，俨然成了民族文化的救赎者。译者要挥舞民族经典的长剑，与西方经典和西方文化争夺话语权利，以反后殖民斗士的形象出现。另一方面，翻译又是后殖民语境下西方的强势文化进入中国，并且渗透到其学术和文化领域不可或缺的工具。“长期以来，中国文化翻译形成了一种明显的逆差，即把外国(尤其是西方)文化翻译介绍到中国，无论从质量或数量上来说，都大大胜过把中国文化翻译介绍到西方。”译界在积极介绍引进西方文化和思想时，却相对忽略了将东方文化推进西方。这是东西文化交流失衡的表现，也是译界被后殖民化的表现。因此，翻译在此又不自觉地成为后殖民的工具。从文论失语论者的立场来看，似乎正是译界诸方在译事上精益求精的各种努力，西方各种学术话语才得以以强劲的姿态渗透到中国。译者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后殖民侵略的旗手。在以福柯知识权利话语理论为背景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下，文化的交流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强烈的政治和权利色彩。翻译作为东西沟通的中立的桥梁，因而也罩上了沉重的政治和权利色彩，译者也不可避免地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双重身份之间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