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风云 小说_风云翻卷上海滩

　　陈独秀与马林的争论　　1921年9月的一个傍晚，一位中年男子手提皮箱步履稳健地走进上海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放下行李。这次，陈独秀从广州教育委员长的职位上辞职回上海，是要专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了。
　　在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正式代表马林(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的倡导下，1921年7月23日，各地共产党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陈独秀被推举为中央局书记，尽管他当时仍在广州。这次，在马林的强烈要求下，陈独秀来上海亲自布置党的工作。
　　到达上海的第二天，陈独秀踏着晨曦，怀揣朝日般的热情，去会见马林。始料未及，两人的初次见面就爆发了冲突。马林以“钦差大臣”的姿态自居，要求陈独秀每周均要向他汇报各项事务，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等。陈独秀看着这位戴一副金丝边框眼镜、衣着考究的洋人，怒气直冲头顶，吼道：“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那时的陈独秀刚过不惑之年，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拥趸无数，但他书生本色未改，与人辩论动辄拍桌子、砸茶碗，面红耳赤地发作起来。那时的党中央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办公经费捉襟见肘，陈独秀的生活开支源于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版费。即便创业维艰，陈独秀也不愿共产党因接受外援而成为“卢布党”。直到一个月后，陈独秀在上海被捕，马林全力营救，两人才彼此刮目相看，最终取得谅解。经过多次协商，陈独秀原则上同意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接受其经济援助。事实上，从建党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活动经费超过90％是共产国际提供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与共产国际恩恩怨怨、断断续续的交往，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
　　1921年12月，马林由翻译张太雷陪同到中国南方考察并与孙中山会谈。以他的观察，国民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中国共产党还是个革命的小团体。如果实行国共党内合作，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将大大推进。1922年2月7日回到上海后，马林便试图说服陈独秀等人接受这一主张，这次，他的主张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抵制。两人因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抵牾又出现了。
　　革命经验丰富的马林深知：基于陈独秀执拗的个性，他不会轻易改变观点。但是，如果共产国际能支持国共合作的方案，那么，中国的局势将向自己设想的方向发展。因为，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为了从共产国际搬得救兵，马林于4月24日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
　　另一方面，为了统一全党的意见，陈独秀也在积极筹备召开一次中共党代会。
　　独立决策召开中共二大
　　1922年的李达夫妇租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这对夫妇文质彬彬，待人诚恳。邻居们谁也不知道这对夫妇的寓所隐蔽着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仅仅一年就有15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由此送到各地党组织。
　　7月16日傍晚，上海的天气濡湿闷热。李达身着长衫，在一楼客厅忙于准备，他的脸上沁着汗珠，鼻梁上的眼镜也浸满了汗渍。不一会，陈独秀身着西装、打着领带推门进来，“仲甫兄，辛苦了，来时顺利吧?”李达快速拉出太师椅，让陈独秀坐下。陈独秀放下文件包，泰然说道：“没发现有人跟踪。我们今天开次全会，后面还是分成小组讨论吧!”
　　事实上，这次会议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第一次全会召开后，又分成几个小组分散地点开会。这样，为期8天的会程中，只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
　　随后，湖南代表蔡和森踏过石板路，推开黑漆的雕花铁门，来到暑气笼罩的李公馆。他是由于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斗争、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中国的。张国焘、湖北代表许白昊、山东代表王尽美一起来了，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广东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等人陆续进来。这次大会上，中央局代表是陈独秀、李达和张国焘3人，地方组织代表共9人。看到各地代表聚齐，陈独秀郑重宣布会议开始。这一群中国革命的精英聚集在八仙桌前，在昏黄的灯光下畅议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为了会议的安全，李达的妻子王会悟还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
　　据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显示，对1922年7月要召开中共二大，中国共产党是有所准备的。1921年11月陈独秀签署的第一号《中央局通告》时，部署二大前的工作：“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份通告抬头用“同仁大鉴”，落款用“T·S·Chen”的隐蔽方式，邮寄到全国各地方党组织。
　　中共二大的召开提上议事日程，不仅源于陈独秀与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争论，还与另一件爆炸性的事变有关。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在蒋介石的护驾下，匆忙避难于上海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的寓所。叛变来自最亲信的部下，身心遭受重创的孙中山意识到，缺乏真正的革命力量，仅依靠地方实力派无法实现“三民主义”的目标。几天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分别赴见孙中山，讨论重振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至此，双方初步达成国共合作的构想。
　　历史发展的轨迹不可预设，有时意外事件令人措手不及，又内含转机。
　　据李达回忆，二大的代表不是各地党支部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指定了部分党的骨干如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一部分代表是从莫斯科参会回国后，直接作为该省代表参会的。由于会期紧急，李大钊没有如期赶到而缺席了会议。毛泽东也未出席会议，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时间回忆有误——编者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没有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掣肘，陈独秀对党的工作踌躇满志，他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根据从苏联带回来的英文打字宣传品，分析了国际局势，报告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年轻的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报告了4月底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