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玛·斯凯 让伊拉克走向重建的女人:中国重建伊拉克
这个瘦弱矮小的女人，曾经是驻伊美军司令奥迪耶诺的左膀右臂，她的进言对美英联军在伊的政策和当地局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本月初接受英国媒体专访之前，伦敦国王学院从事战争研究的英国女学者艾玛·斯凯(Emma Sky)并不为她的同胞所熟悉。但在美国军方，她可是掷地有声的人物。这个瘦弱矮小的女人，曾经是驻伊美军司令奥迪耶诺的左膀右臂，她的进言对美英联军在伊的政策和当地局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不过，2003年伊战爆发时，所有人都不看好她。
年过四旬的英国女人，坚定的反战人士，从未做过军事顾问……在那些墨守陈规的美军人士眼中，艾玛·斯凯显然不是一个来为他们服务的合适人选，更不用说成为驻伊美军最高指挥官奥迪耶诺的智囊了。然而不出几年，这个“阿拉伯的女劳伦斯”便令质疑者刮目相看。
反战的她去了伊拉克
斯凯是家里的独生女，她的母亲是普通的家庭主妇，继父是一间寄宿男校的老师。斯凯的童年也是在这间寄宿学校度过。
高中毕业后，她进入牛津的女子学院萨默维尔学院读书，校友包括像撒切尔和英迪拉·甘地这样的“狠角色”。
在校期间，巴勒斯坦人的“因提法达”运动(Intifada，阿拉伯语“起义”一词的音译，特指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的大规模暴动)和海湾战争两个大事件深深触动了斯凯。
她不但坚决反对海湾战争，还把巴以和平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其硕士研究方向也选择了难民问题。毕业之后，斯凯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一呆就是整整十年。
二十多载沧桑历尽，她淡然地说起年少时的激情：“那时候我还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理想犹在，中东和平进程却依然举步维艰。
2003年6月20日，伊战甫一爆发，斯凯志愿奔赴伊拉克。她成了联军临时权力机构(CPA)的一员。
刚抵达巴格达，初来乍到的斯凯很不适应，宏伟的共和宫殿堂变身为机关宿舍，缺水时CPA的同事竟然会用矿泉水淋浴和洗地板，换下来的脏衣服全都空运到科威特去清冼。这些实在与她的想象大相径庭。
接下来的体验才更像在战地。被“发配”到北部城市基尔库克才几天，斯凯在市区的家就接连遭受叛军两次“洗礼”：“我在床上缩成一团，被巨大的声响震得无法动弹……半小时的袭击结束，才发现有4枚火箭榴弹击中了房子，其中一枚就落在离床几米开外。”
她只好搬到美军基地，与173空降旅的3500名将士朝夕相处。在这里的经历改变了她的一生。
“救援人员、政治工作者和文化翻译的合体。”这是斯凯对自己的定位。“对于在不同文化的环境里工作，我很有经验。这其中最不习惯的，就是美国军队的文化。”斯凯从来直言不讳。“在人道主义机构和外交部门我都游刃有余，但说到驻伊美军，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一个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却成了自己所反对的以美国为首的入侵行动的一部分。斯凯的内心充满挣扎。不过，恪尽职守的她，还是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斯凯迅速摸清了复杂的军衔架构，学会了敬礼，大兵之间的玩笑恶搞和简单的密码也不在话下。
她在伊拉克推行“团队共治”
精通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战地经验丰富，和部族领袖相交甚笃，斯凯的优势日益凸显。无论是新闻发布会还是和伊拉克人见面，她总是与奥迪耶诺如影随形。她希望自己作为军队的旁观者，又能从内部影响决策者。因为奥迪耶诺爱提富有探究性的问题，斯凯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大个子。而斯凯对当地复杂政事了如指掌的本事，也深得奥迪耶诺赞赏。两人惺惺相惜。
斯凯发现，装备和资源无可匹敌的美国军队，同时也被无处不在的官僚习气和傲慢自大包围。例如，美军对伊拉克人带有侮辱性的称呼、有意无意的冒犯。“美国军人接触到的是一个古老的文明，这里的人们遭受过极为残酷的独裁统治。但军人们根本不了解这一切。”
“艾玛可以从伊拉克的视角帮助我来看问题，这太重要了。之前我们没有在这个地方处理问题的经验，有她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知道怎么来帮助平民。”奥迪耶诺评价。
斯凯刚来基尔库克时，整座城市全是军人的天下。但她认为CPA的工作不该是一手包办，而是帮助本地人进行自治。她和与自己有共识的陆军上校威廉·梅维尔结成了“团队共治”，有针对性地开展地方治理。
为了刺激当地经济，斯凯帮助联军成立了基尔库克发展委员会，同时也鼓励伊拉克人提出自己的抱怨和诉求，例如(要求)弥补空袭期间遭受的财产损失。结果，办公室门外天天来人如潮，“排队的人里，有提供武器情报的，有告诉我们他发现了萨达姆的，还有些是为了找工作或者只是来发牢骚，真够我们忙活的。”
尽管仓促组建的CPA根本无法满足这些期望，但西方人重建伊拉克、组建新的军事力量，乃至引入自由市场和民主理念的宏伟蓝图从未消失。
斯凯对此洞若观火：“没有一个组织能够真正实现这么宏大的构想，尤其又没有获得民众支持。结果，(CPA在)巴格达的工作人员疲于应对日常危机琐事，而其他各省的人则干脆放任自流。”
她提倡的做法得到伊拉克人的好感
在西方人所热衷的民主实验中，所谓的社会“去复兴党计划”遭遇的反对声浪最大。有140万复兴党分子成为整肃对象，其中近14万在政府中工作的复兴党成员被开除公职，包括数千名教师和医生。
而此后的事实证明，“去复兴党化”成为美国在伊战中的一大败笔。大量富有经验的复兴党人被清除出政府机关和军队，导致了政治真空的出现，各种社会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解决，民众的不满和反美情绪迅速蔓延。无力应对的美军只会以暴制暴，结果可想而知。美军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令矛盾升级到了顶点。
基尔库克在流血冲突中未能幸免，最令斯凯心痛的是，连那些曾经受她鼓励、投入家园重建的社区领导人也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她质问CPA，为什么不去关注普通伊拉克人之前所遭受的磨难，把重点放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反倒让他们彼此离间互相仇恨呢?带着些许自责与改变局面的责任感，斯凯努力说服各方放弃武力。她让军队领导者给逊尼派叛乱者工作机会，同时尽量和反美的什叶派武装展开合作。
在彼得雷乌斯将军出任驻伊美军最高指挥官后，他听从斯凯的意见，采取了更为亲民的行动策略。除了日常作战任务，美军也开始拜访驻地附近村落的长老，与民兵建立良好关系，并调解逊尼、什叶两派穆斯林之间的纠纷。美军制定了战争损坏赔偿制度，对于在战斗中受损的伊拉克民间建筑，美军均会作出赔偿或负责重建。美军还不时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这些做法逐渐赢得了伊拉克人的好感。
从2005年至2006年，斯凯陆续担任耶路撒冷美军安全协调员、驻阿联军在喀布尔的发展顾问，直到2007年重回巴格达，担任多国驻阿部队和美军的特别顾问。她的军旅高参生涯在3年后告一段落。斯凯最近的身份是伦敦国王学院的访问学者和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