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岁月的追忆]难忘的老山岁月美篇

　　我是河南省巩义市人，巩义原来叫巩县，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杜甫的故乡。杜甫出生的村子离我们村只有二十几里路，到现在那里还有“诗圣”降生时的窑洞。巩县还是清末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农商业者康鸿猷的故乡，他有一个国人皆知的绰号“康百万”。庚子年间，光绪和西太后蒙尘西安途经巩县时，他曾接驾留宿并资助白银一百万两，西太后感激之余，特赐此名。康家大院无论从规模还是文化底蕴上比山西那几所大院毫不逊色，我高中就是在康家祠堂改成的学校里读的。豫剧大师常香玉也是我们巩县人。总之，我的家乡是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热土，我为它骄傲。
　　在谈到自己的从军经历时，曲处长先讲了一段令记者几欲落泪的往事。
　　我是1982年11月入伍到北京军区驻秦皇岛某高炮师的。1984年7月，老母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家中连发电报，我都没收到，直到第13天，战友探亲归队，带来了哥哥写的信，我才知噩耗，当时的感觉真好比万箭穿心一样。部队领导很理解我，马上准假，并帮助买票把我送上火车。我赶到老家时，正是老母的“二七日”(亡故14天)。哥哥姐姐及亲戚们正在哀悼，因为我是家中的老小，母亲在世时最为疼爱。众人一见我愈加伤心，上
　　百口人哭成一团
　　在我休假期间，接到了郑州高炮学院(现郑州防空兵指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随后两年的正规军校教育使我打下了牢固的军事理论基础。我能有今天的成绩，与在学院受到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学院我学的是雷达指挥仪专业，毕业后分到27集团军高炮旅任火控指挥仪站长(排级)。
　　1986年12月，我们27集团军奉中央军委命令，从军部所在地石家庄市出发，以铁路输送方式开往云南老山战区参加轮战。军列恰好经过巩义，哥哥姐姐他们为了能“再见”我一面，轮流守候在离我家十几里远的火车站，只要一见有军列停站，马上就过去挨车厢打听我，结果在第四天我哥哥还真找到了我乘坐的闷罐车厢，他不由分说就把用“口挪肚省”攒下的钱买的“高档烟”往战友们手里塞
　　军列开动了，为了怕亲人们看见我泪流满面的样子，我特地戴上墨镜。哥哥和抱着我小侄子的姐姐，追着军列流着泪喊着向我招手。此情此景让我想起杜甫在他那首著名的“兵车行”中的诗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战争对于亲人来讲就意味着永远的生离死别，在这一点上，应该是不会有时代和政治色彩的。亲人们的身影看不见了，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旁若无人”地任凭泪洒衣襟。
　　在埋葬着976名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烈士的麻栗坡县陵园里，我看见一位来自山东自发苍苍的老奶奶，把从家乡带来的已经干裂破碎的煎饼摆在儿子的墓前，坐在泥泞的红土地上放声痛哭
　　曲处长讲到这里，几滴热泪重重滴在玻璃板上(记者也把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咽进肚里)
　　我之所以谈这一段似乎与您的采访主题无关的往事，就是要说明战争是极其残酷的。死一个战士，对军队和国家来讲是“九牛毛，沧海一粟”，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则是亲人们铭心刻骨永远的伤痛。现在我国在努力倡导用谈判、协商等和平手段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无疑是深得人心的。当然，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在我国的头上，我们也决不害怕，但在具体战略战术上，应当精心谋划，采取更有效的战法，以国家的巧实力和必要的国家威慑力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战争的最高境界，尽量不死人或少死人。
　　现在书归正传，我们经过了5天5夜的铁路开进到达云南省会昆明，然后又以摩托化行军进至文山州，开始为期三个月的战前训练。虽然我们是27集团军，但对外代号是14集团军(T)。在这里我想再多说一句，那次我们27集团军全体参战部队，采用铁路输送和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开赴战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全部投送部署完毕。而现在我军经常举行建制师规模的跨区域军演，不仅动用各型固定翼军用运输机、陆军航空兵直升机，还可征调民航客机远距离投送兵力，使军运速度可以用小时来计算，这是过去不敢想象的。
　　在战前训练期间，我们除了针对性地练好体能和军事技能以外，重点端正了在部队中普遍存在的三种思想。一是畏敌思想。有些人总认为越军如何善战，其特工如何狡猾残暴，这种思想来自某些随意夸大添油加醋的不实传言。当然，必要的措施还是有的。那时部队的岗哨都是荷枪实弹双岗，但个别哨兵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开枪的情况也有。二是麻痹思想。文山离前沿阵地还有好几十千米，当地老百姓对这种“准前方”环境早已习以为常，过着安静平和的生活，一些战士由此产生错觉，认为战场不过如此。第三就是急于求战思想，认为来到前线就赶紧打，打完了赶快回去，老练个什么劲儿啊?当然这些思想问题，后来都得到真正的解决，并未在后来的实战中产生什么不良后果。
　　另外搞好军民关系也是集训期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云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省份，兄弟民族的某些生活习惯、文化风俗和行为举止与汉族有较大差异，搞不好会出乱子的。我们27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首善之地，理应在这方面做的更出色。事实上，我们部队也真正成为老山战区少数民族心目中的“文明之师”，他们编了个顺口溜来夸奖我们“东北虎，西北狼，北京来的小绵羊”。
　　1987年4月，我部开赴老山战区，正式接手兰州军区47集团军的阵地。由于该地区属于热带山岳丛林和喀斯特地貌，洞多谷深林密，地形复杂，敌我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为了防止移交阵地时让越军钻了空子，我们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先派干部、班长、老战士到兄弟部队阵地上“实习”，了解人家是怎么处理敌情和突发事件的。二是采用撤一个上一个，交替掩护环环相扣，避免产生防守漏洞。
　　当时，有些固定阵地换人但基本上不换重装备(火炮)，所以我所在的高炮旅去了2个高炮营，只有一个营是携带装备的。另外的1个营担负军工任务，说实话，他们是最苦的。
　　我们营的主要装备是57毫米高炮。由于越军空军的飞机没有出动，所以我们的57高炮就被安排在前沿阵地当机关枪使，以直瞄平射对付越军。当时我23岁，在连里当排长。我们连阵地在老山主峰南坡的一个北南榔的地方，阵地离著名的“李海欣高地”、天宝农场、八里河东山等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几个重要阵地都很近。离越军阵地直线距离不足1600米，在观察镜里看到越军的洞口有脸盆口那么大，非常清楚。高炮原是打高速活动目标的，现在用来打固定目标非常有效，打三发炮弹，第三发保证打进越军的洞里，绝对有把握。
　　我们连的炮阵地是在47集团军原有阵地上加以扩建而成的。阵地位于半山坡开出的一小片平地上。掩体上面覆盖着拱形的波纹钢板，钢板上还有很厚的石渣和土，相当坚固，没有大口径炮弹直接命中是很难摧毁的。阵地前面就是深沟，敌人打来的炮弹十有八九都落到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