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的流变 我国农村生育价值体系

　　［摘要］从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来考察我国农村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的流变,包括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综合改革等阶段，现已开始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统筹城乡建设，区、县图书馆为总馆，乡镇、办事处图书馆为分馆，社区街道图书馆、农家书屋为支馆，图书流通车为补充的，触角延伸到千家万户的区域图书馆网络服务体系，并且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协调农村文化站、文化大院、乡村文化室、农家书屋发展，保存、传承、发掘本土的、民族的、特色的文化成果，服务三农作用的农村文化建设模式。
　　［关键词］图书馆 农村公共图书馆 图书馆体系
　　新中国农村制度变革已经经历了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现在正在进行农村综合改革，我国农村公共图书馆建设也随之曲折前行。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果，并由此转入了农村综合改革阶段。其核心是促进上层建筑变革，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任务[2]。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在农村实现社会文化知识权利分配与保障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一个国家(地区)公共文化、大众教育、科技发展等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必将不断发展，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将遵从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阶段性，考察农村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的流变，并探索其发展方向。
　　1 土地改革阶段农村图书馆体系建设
　　土地改革阶段主要解决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自解放区开始的土地革命打破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使农村土地由地主所有到农民个人所有，再到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的集体所有。农村土地改革波澜起伏，农村图书馆体系建设也随之跌宕发展。
　　1949年到1957年期间是新中国农村图书馆事业的开创阶段。新中国的成立使农民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土地改革促进了生产发展，农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国家接管改造了民国时期的公私立图书馆，调整了原属各解放区的图书馆，新建了各级公共图书馆，并且十分重视农村图书馆的建设。1950年12月文化部在《关于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中提出：“在有条件的村、镇设立图书室，发展农村图书网” [3]的任务，农村图书馆(室)便应运而生。1956年党中央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文化网，建立电影放映队、俱乐部、文化站、图书室和业余剧团等文化组织”[4]。到1957年，全国已建成18.2万个农村图书馆(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农村图书馆事业规模化建设和业务发展稳步提高。
　　1958年的“***”打乱了农村图书馆事业稳健前进的步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使图书馆脱离了现实，刻意拔高某些数量指标，各种乡村街道基层图书室和文化站迅速增长，统计数字惊人——1958年全国7万个人民公社，就有图书馆47万多个，其中许多“图书馆”徒有虚名（仅有几十本政治学习材料和识字教材），难于正常生存与发展。到了1959年，又直线下降到28万所，最后真正巩固发展和坚持下来的不到1/10[5]。三年自然灾害后，农村图书馆工作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部分农村图书馆(室)恢复了活力，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逐渐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期间，农村图书馆(室)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农村图书馆事业发展停滞，甚至严重倒退，几乎成为一片空白。从1966年“**”初起，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之前，“**”动乱对农村图书馆事业形成了巨大冲击和破坏。党的“九大”之后到1976年“**”结束，农村图书馆事业开始逐步恢复，正常的图书馆业务逐步开展，“**”前期被运动破坏的烂摊子得以被重新收拾。
　　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阶段农村图书馆体系建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全国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这一改革主要解决了农村土地的经营制度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功，使我国农村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及其转发的1980年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共青团中央《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点意见》都要求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与机构也应在集镇和村庄逐步建设起来[6]。1987年，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教委、中科院联合发出《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强调“要继续办好文化图书室或乡镇街道图书馆” [7]。随后，十四届六中全会和十五大报告等一系列会议、文件关于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的有关精神的贯彻实施都提升了图书馆建设的重要性，推动了农村图书馆建设，特别是“科技扶贫”、“科技兴农”、“星火计划”、“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蒲公英计划”和“知识工程”等活动的开展，为农村图书馆事业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推动农村图书馆事业走上了有目标、重实施、増规模、上层次的发展道路。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所产生的制度变迁的冲击效应逐渐释放完毕，农村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人才、农资等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几乎陷于停顿，城乡经济改革的矛盾造就了大量的“三无农民”（无地、无业、无保障），农民在资源使用和配置上，在财政、税收、金融政策上，在教育和社会公共福利待遇上的弱势地位，限制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严重制约了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1985年到200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由1∶1.9上升到1∶3.1，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8]。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文化教育事业基础和历史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导致农村图书馆事业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图书馆已成普及之势；中部地区农村图书馆建设有所发展；西部地区与东部相比，农村图书馆发展水平较低、差距较大。就全国而言，农村图书馆并未形成明确的发展方向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