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_冯友兰与宗璞

　　风雨飘逝，时光流转，冯友兰这颗中国哲学史上的熠熠大星，永远地离开唐河祁仪，离开燕南园的三松堂，离开浮躁多事、喧嚣连天的学界，已然二十年矣。　　我有时在想，冯友兰其实是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特例，存在于世间，存在于薪火相传的历代学人心中的。冯友兰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冯友兰又是一个许多人欲说还休的话题。在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友兰；谈起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惟一绕不过去的人又是冯友兰，一个不可避的事实是，外国人是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
　　好在还有宗璞在，还有宗璞的这本《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在，让我们遥念冯友兰的时候，在内心里，也有了些许的安慰。在这部集子里，宗璞无意为父亲“争”些什么，她不过用充满殷殷深情而又素朴真挚的笔墨，还原起一个真实的冯友兰。这个冯友兰，是家常的，是温暖的，是让人动容的。
　　在河南南阳，说起唐河祁仪的“冯氏三杰”，整个南阳都为之骄傲，对形成南阳“文风盛、出人才”的优良传统，起到了引导作用。冯友兰兄妹三人，其妹冯沅君（淦女士）是一代才女，与冰心、庐隐比肩，是受过鲁迅称赞的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其弟冯景兰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者、中科院学部委员。
　　而学界所称颂的冯氏“一门亲属传佳话”，说的则是冯家的引领风骚的亲属们。建国之初，冯友兰曾与自己的岳父、辛亥革命元老任芝铭，以及外甥女、著名演员孙维世一同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三代同堂参政议政，实属罕见。冯友兰的堂妹蘘兰是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的夫人。著名哲学史家、宗教史家任继愈，则是冯景兰先生的女婿。冯沅君的夫君陆侃如，是著名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大家。在中国近代史上，能与冯氏相媲美的家族，估计不会太多。据不完全统计，冯家三代在科技、文化界教授级的人物就有30多人。
　　得以传承如此深厚家学渊源的宗璞，曾以《红豆》《弦上的梦》《三生石》《野葫芦引（系列长篇）》等一大批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闻名于世。而宗璞创作的大量散文，如《报秋》《紫藤萝瀑布》《哭小弟》《三松堂断忆》等，也深深打动了几代读者的心。这位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南开、清华诸名校的才女，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在宗璞的笔下，历史没有硝烟，没有刀光剑影，却深深烙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与精神创伤，那种浸润在文字之下的柔性的书卷气和文化质感，让人读来荡气回肠。
　　在这本集子里，宗璞用一篇篇散文串接起对父亲的景仰与思念，也对父亲那一代学人做了认真的思考。这本看似有点凌乱琐碎的集子，其实贯穿起来，就是一个鲜活生动、人情味十足而又洞察人生要义、淡定从容的冯友兰的侧影。《向历史诉说》《心的嘱托》《他的“迹”和“所以迹”》《冯友兰：蜡炬成灰泪始干》等众多凝血滴泪的文字，不仅仅在写冯友兰，写冯友兰的经历，也在写一代学人的坎坷人生和心路历程。
　　冯友兰那一代学人，大都卑谦自恭，恪己崇德。冯友兰本人也多次引用宋代哲学家张载的一句名言以自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良好的期许总是伴随着种种艰苦的磨难。历次政治运动，历次学术外的“大批判”，诸多强加于身的不实之词，怎能不让一代哲学大家心酸？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从我所学的专业中，以及大量阅读中，我知道那个人神共愤、黑白混淆的年代里，正常的学术研究也变得不正常，人心向善的一面消失殆尽。
　　在诸多的批判声中，那些很多本身也是知识分子的批判者，其实也在玩着玩火自焚的游戏。那个时代下，服从政治需要的要求是绝对的，这本身也是那代知识分子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有论者认为，冯友兰“牺牲了自己的尊严来谋取生存的空间，委曲求全于一个苦难的时代”。对于历史和人生，深刻丰富的体悟与反省是必要的，但要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考察。往事不可鉴，来者犹可追。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学术水平、道德操守能和冯友兰相若者，又有几人？由此遥想几十年前的历历往事，一切似乎都可以烟消云散。
　　冯友兰对国家命途的殚精竭虑，对事业的孜孜以求，都深深地影响着女儿，也让女儿由衷地热爱“这样的父亲”。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八十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一百五十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他的最后十五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友兰是拼着性命在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果然书成后四个月，他便安然而去。
　　冯友兰的坚韧执著，也给了宗璞极大的影响。《东藏记》写到一半，宗璞眼疾治疗失败，不能再持笔写作。她的情绪一度消沉，夜晚披衣而坐，“模糊中似乎有一个人影飘过来，他坐在轮椅上，一手拈须，面带微笑，那是父亲。‘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我的心听见他在说。”两年写成《南渡记》，七年始成《东藏记》，虽未失明，却不能阅读和写字，写作全凭口述。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组成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是宗璞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早在1950年代，宗璞就怀有一个心愿，想把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反映出来，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的《东藏记》，荣获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宗璞勉力完成这部小说，也是为了告慰父亲。
　　我想起了冯友兰曾经写的一首诗里的句子：“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宗璞与冯友兰，这样的父女，这样的学人，让人在思索中间，不禁唏嘘。我辈作为后学与乡党，感念之中，总想写下点什么，可是，“有限的文字总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感情，只能是以心传心”，倘能如此，也就够了。